安琪拉的灰烬3·教书匠 精彩片段：
第三篇 在二〇五教室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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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都柏林回来一年后，我们的老朋友艾琳·达尔伯格把我介绍给罗杰·古德曼，斯特伊弗桑特高中英语部主任。他问我是否对在乔·柯伦先生养病的一两个月期间接替他的班级感兴趣。斯特伊弗桑特据说是这座城市的顶级高中，高中里的哈佛，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校，詹姆斯·卡格尼的母校。孩子们一旦被这所学校录取，全国最好的大学就会向他们敞开大门。每年有三万名学生参加斯特伊弗桑特的入学考试，而学校只录取前七百名。
现在，我在一所自己绝不可能成为七百人之一的学校教课。
几个月后乔·柯伦归来，但罗杰·古德曼给了我一个永久职位。他说孩子们喜欢我，说我是位充满活力、可爱的老师，我的加入对英语部很重要。这些赞扬让我很尴尬，但是我说：好的，谢谢你。我向自己保证我只待两年。这座城市所有的老师都争着到斯特伊弗桑特高中工作，我却想离开教学岗位。在学校上完一天课后，你带着满脑子青春期孩子的噪音、他们的担忧和他们的梦想离开学校。这些东西会跟着你吃饭，跟着你看电影，跟着你洗澡，跟着你睡觉。
你努力将它们驱赶出去。走开！走开！我要看书，改作业。那是厄运临头的预兆。走开！
我想做一些属于成年人的事，一些有重要意义的事，比如：参加会议，对秘书发号施令，和富有魅力的人一起坐在红木大会议桌旁，坐飞机出席大会，在时髦酒吧里放松休息，和性感女人一起悄悄上床，在上床前和上床后用风趣幽默的枕边风逗她们开心，乘车到康涅狄格。
一九七一年我的女儿出生了，我的幻想在她甜蜜的现实面前渐渐消退。我开始觉得自己在这世上很舒适自在。每天早上，我喂玛吉喝奶，给她换尿布，在厨房水池里用温暖的肥皂水沾沾她的小屁股，抵制晨报（因为看报会消耗时间），在高峰期和上班族一起站在从布鲁克林开往曼哈顿的地铁上，沿着第十五街走到斯特伊弗桑特，从等待开门的学生中间挤到学校前门，推门进去，对门卫说声“早上好”，在计时钟前打卡上班，从信箱里拿出一摞作业，和打卡上班的老师说声“早上好”，打开空荡荡的教室（二〇五教室），用长杆推开窗户，坐下并俯视空空的课桌，在第一个班的学生进来之前放松几分钟，想着那天早上在厨房水池里咯咯笑的女儿，看着灰尘在透进教室的那缕阳光中跳舞，从抽屉里拿出考勤本摊在讲台上，擦掉黑板上昨晚成人夜校法语课的语法笔记，打开教室的门，对着一拥而入的第一个班的学生说“嗨”。
罗杰·古德曼说教图解法很重要，他喜爱图解法的结构和欧几里得式的美感。我说：噢！因为我对图解法一窍不通。在学校旁边街角的加斯·豪斯酒吧餐厅里吃午饭时，他告诉我这些事。
罗杰是个秃顶的小个子，秃头在那黑中带灰的浓眉衬托下更加显眼。他留着短胡须，这给了他一种顽皮的神情。
他和老师们一起吃午饭，这使得他有别于其他校长助理，他们让我想起《卡伯特们和洛奇们》这首歌。
在波士顿这个大豆和鳕鱼的故乡，
卡伯特们只和洛奇们说话，
而洛奇们只和上帝说话。
有些下午，罗杰来到加斯·豪斯酒吧和我们一起喝酒。他不装模作样，总是很开心，总是鼓励人，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上司。他不摆架子，不假装聪明，还嘲弄官样文章。我认为他不会在不咯咯笑的情况下说“制订教学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