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记忆60年·成长地标 精彩片段：
第三部 大国新局
六〇、新建筑，新未来
央视新大楼、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这些矗立在北京的崭新的建筑是这个国家新的建筑地标，它们被西方媒体称为大国雄心的建筑版。央视新大楼位于北京东三环的CBD商务中心区域；国家大剧院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西，人民大会堂西侧，西长安街以南；鸟巢和水立方位于新建的北四环边奥林匹克公园内。它们建造的位置和它们的风格决定了这些建筑绝不可能会被忽略。这让它们成为争议建筑，但却也让人感觉到这个国家的活力、包容性和开放心态。它们代表着这个国家勇敢地告别过去、拥抱未来的姿态和决心。
或许对于一些人来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让那些心怀不满者终于得到表现自己的机会。他们本来就对已经存在的种种规则不屑一顾，将这些视为加诸于身的束缚，而不是可以在其中安全行事的保障。当他们自己奉行的准则一旦得到认可，他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嘲弄既有的专家们战战兢兢地奉为准则的东西。
瑞姆·库哈斯可以被作为一个例子。一次在接受访问时，库哈斯说，“在荷兰，我们的作品被视为完全的失败”；2000年在获得普利茨克建筑奖的获奖感言上，他又激愤地说：“我们仍沉浸在沙浆的死海中。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自身从‘永恒’中解放出来，转而思考更急迫、更当下的新问题，建筑学不会持续到2050年。”他还有另外一句名言，让看着他设计的CCTV大楼一日一日拔地而起，以自己拥有5000年文明而自豪的中国人听上去心惊胆战：“去他妈的文化背景！”
这些建筑师们似乎从来学不会去尊重这个古老的国家。另一位知名的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在接受访问时说，“北京很令人兴奋，因为她的体量、她能够接纳的野心。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这跟西方不一样，西方不是每天、随时都在盖房子。”但是接下来访问者的问题就激怒了这位伊拉克裔的建筑师。访问者说：“在一个地方设计建筑，您会否试图先了解该地的建筑传统？”扎哈·哈迪德回答说：“我不觉得这里有什么传统，哪些是留下来的传统？我没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它们已经不在了——我是说那是个遗憾……为了未来而建造……我想这并非传承或不传承的问题。我们试图为城市建造一个新的平台，它可以在其上真正地发展。至于传统，困难在于他们拿走了真正有意思地传统建筑，代以他们认为传统但实际并非如如此的东西……与周围环境活着建筑和谐、融合……我不相信和谐。什么是和谐？跟谁和谐？如果您旁边有一堆屎，您也会去仿效它，就因为您想跟它和谐？为什么您要去跟很糟糕的东西和谐呢？和谐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认为现今潮流的状况很危急。我更愿意用‘语境’这个说法。所以我们过去20年里做的事情改变了建筑‘语境’的含义：它不再意味着试图模仿您毗邻的东西，使得看上去达到一种和谐；而是开始一种新的观念，使下一个建筑又一个不同的语境。时下建筑的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现代性。擦去一切东西，开始一个新的样式……”
这些建筑师们开始在北京试图一个一个去擦去旧的痕迹，带给这个拥有丰厚得甚至沉重的过去新的样式。只是这些新的体验猛烈得让很多人开始难以接受。这些暂新的和过去迥然不同的建筑，首当其冲的是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为中国设计的国家大剧院，然后是瑞士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设计的鸟巢，澳大利亚PTW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国家游泳馆水立方，以及瑞姆·库哈斯本人设计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大楼——真是遗憾，其中没有扎哈·哈迪德的作品。
保罗·安德鲁的设计受到了空前的反对和冲击。2000年4月1日，保罗·安德鲁从法国飞往北京，准备参加国家大剧院的开工仪式，结果在当天早上八点，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通知各家新闻媒体，大剧院开工仪式取消。2000年6月10日，包括何祚庥、吴良镛、周干峙、周镜、张锦秋等在内的49名院士，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期间，联名对大剧院方案提出意见；11天后，6月21日，包括沈勃、郑孝燮、张开济、侯仁之在内的108个建筑专家联名向建设部提交意见书，表达对大剧院方案的不满。按照新华社记者王军的概括，这些大名鼎鼎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表达的不满包括：第一，国家大剧院设计不合理，面积与造价严重超标；第二，不合理的设计损害了剧场使用的功能。造成后的国家大剧院在功能上是二三流的，但是造价却是超一流的，其中包括花费巨资修建的没有实际功效的外壳；第三，巨型外壳会带来电、暖的巨大浪费，而且由于北京的沙尘天气，需要经常清洗。
在49名院士的意见书里充满了激烈言辞：“这不是学派之争……我们认为这是‘内容决定形式’还是‘形式限制内容’之争；是科学的设计和不科学的设计之争；是建筑需要讲求功能合理、经济节约（已非一般意义上的节约）还是脱离中国实际、无视中国传统文化之争。其中有许多设计使用上的不合理，违背建筑的基本规律，甚至有悖于基本的科学常识。某些国外舆论称，这是建筑学上最佳的反面教材！”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评选委员会11名成员中，有7位公开表示反对安德鲁的方案。香港著名建筑师潘祖尧称安德鲁设计的是个“大笨蛋”，“对我国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是唱反调，对天安门一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且在设计上也有颇多的错误”。加拿大建筑师阿瑟·爱里克森说，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加上了一层像飞碟的尸衣”，“极度的失望”。
备受攻击的保罗·安德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辩说：“任何新事物都回引起争论，一个新的事物出现，一定会有争议，但旧的必会被新的事物代替。”“要保护一种文化，就应该发展它，使它有生命力。发展它就会冒险，就会处于危险境地，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发展。如不想冒险，我们就待在平地上好了。”“当初人民大会堂建在天安门广场，而故宫是古典的，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冲突的。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如果一个城市，永远按过去的样子故步自封，就看不到前途了。”“我坚信，多年以后，这个作品会被大家接受，即使是反对它的人。”
在一片反对声中，总投资超过26亿元的大剧院还是开始施工，并且在2007年投入使用。一个银色的椭圆形建筑从此出现在长安街上。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意大利的建筑师，在竞标北京大剧院落榜之后，酸酸地说，‘我以为，为北京这样有历史的古城设计剧院，常识告诉我，这新建筑一定要和古城的历史氛围相和谐，中国传统的元素一定要融进新建筑里去。没想到，得标的是这样一个东西，简直就像从火星掉下来了。我才知道，原来，中国人其实是希望和自己的传统一刀两断的。我完全想错了。’随后的鸟巢和水立方也受到了激烈攻击，尤其是有知名建筑师作为靶子的鸟巢。2004年，也是一群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上书，说奥运工程为了追求形式，造价高昂，忽视安全和实用性。鸟巢被瘦身，取消了可开启屋顶，减少了座位，总投资额减少了4亿元，缩减至31.3亿元。“水立方”（总投资10.2亿元）在2008年1月28日交付使用，鸟巢在2008年4月18日首次投入使用，并且举办过奥运会比赛之后，北京引人瞩目的建筑中，惟有库哈斯的央视大楼还没有投入使用——另一栋知名建筑国贸三期没有央视大楼那么激发争议。在形容库哈斯的这个设计方案时，有人使用了“极度疯狂”这个词语，也有人使用“挑战极限”。因为这栋楼看上去似乎岌岌可危，两座歪斜的塔楼在顶部由一个同样扭曲的楼面连接起来。不需要具备任何建筑知识就可以知道，要建造这样一栋楼，在技术上存在极大困难；换一种不太客气的说法是，按照常识来看，没人会这样去建楼。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据说，自从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开始施工，结构立起来之后，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就经常接到热心市民打来的电话：“喂，给你们提个醒儿，那两幢楼给盖歪了！”出租车司机每次开车经过繁华的东三环，都会看着这座扭曲的楼感慨不已，而乘客也多半会配合地表达几句对建筑事务的看法。一些热衷作秀的年轻艺术家们做了一个艺术作品，内容是建造一个类似于库哈斯央视大楼的微型建筑，然后用推土机将之摧毁。艺术家用DV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反复播放。
库哈斯在一次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报告厅的报告中为自己的设计辩护，“第一，这是一个理性的建筑；第二，它是有创造性的建筑；第三，它是连续的、整合的创造；第四，它要揭示惊人的美……成群的摩天大楼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它们已完全失去了定义城市环境的能力。新的建筑试验是需要的，我的设计就是要创造新的摩天大楼的定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先在电脑上播放了一张国家大剧院的效果图，说：“中国并不知道西方建筑师在兜售什么，什么是一流的，什么是二流的。”
因为央视大楼，库哈斯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建筑师之一，而他也经常在北京有重大事件发生时，带着贵宾参观这栋北京的新地标。批评库哈斯的人说，库哈斯内心应该清楚，他在西方一个成熟的社区绝对得不到这样一个机会去建造者这样一栋离经叛道的大楼，他利用了中国政府的某种心理。而支持他的人也认同这种说法，但是用一种赞赏的口吻，库哈斯的助手，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的赵亮对新华社记者王军说：“我觉得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个时刻。许多年后我们肯定会发现，只有在此时此刻的北京，全球大概也只有在这么一个地方，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让一个别人可能认为是疯狂的建筑师设计出这样一个大家没有想到的、毁誉交加的建筑。”
《华尔街日报》称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是“大国雄心之建筑版”。的确，没有比这些新耸立的建筑更能代表这个国家此时的境况了：因为雄心勃勃而不惮于标新立异，但是这种标新立异中又渗透出一种不自信。它们可能是这个国家政权为标榜自己所做的尝试，只是这种尝试已经表明了这个国家绝对无畏的开放性。瑞姆·库哈斯还有一句话是这样的：“建筑最有趣之处是，它总是走向新世界，而不是返回旧世界。”这个国家也一样，它只能走向新世界，而不是返回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