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水史诗 精彩片段：
第七卷 东南卷及其他
第72篇 隋炀帝与大运河
韩作荣
雷塘
隋炀帝陵位于扬州邗江区槐泗镇的雷塘。
陵区占地不大。门前有今人竖起的三门牌坊，立于三层石阶之上。其后不远处即陵园之门，灰墙青瓦，两侧各筑一小屋，陈列着画图文字，记述隋代亡国之君的生平、文治武功。前行十余步是一座石桥，桥的两侧则是著名的雷塘了，该是雷击的深坑，已是塘水盈满。令我诧异的是，通往坟墓的神道没有帝王陵墓常有的石人石兽，百余步后便是一座荒坟，底部由石头砌筑，偌大的圆坟之上长满荒草。看来，这位被称为穷奢极欲的暴君生前并未给自己修筑陵寝。或许他在位13年时间太短，无暇顾及；或许他竭力开凿运河，三征高丽，拓疆固土，志在高远；也许他生前享受尊贵荣华，作为亡国之君本无葬身之地，被葬雷塘，天怒人怨，死后仍受雷击，让人们在传说里泄恨。
墓碑“隋炀帝陵”四字隶书，为清代书法家、扬州太守伊秉绶所书。据称，嘉庆十二年，时在扬州的学者阮元查访到陵墓故址，勒石竖碑，才使湮没已久的皇陵得以确认。
这就是隋炀帝陵，一堆黄土埋着一个名字，1000余年了，曾盛极一时的王朝随着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可他仍在典籍和史书中存在，仍在民间传说里被斥骂被臆想而变形，仍在教授和研究者的争论中渐渐显露出他的本来面目。
扬州人对炀帝的情感是复杂的。或许，隋炀帝本身便是一位复杂的君王，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看他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可扬州，实在和他有着颇深的历史渊源，有着无法断绝的文脉。扬州是“应运而生”的城市，即因运河的开凿而成长、壮大，富足而繁盛，在唐代，曾成为除京城之外的全国第一大都市。扬州古运河，从瓜州入江口至宝应的黄浦，如今全长125公里。2000余年来，这条河段樯帆林立，桨声灯影，官舫贾舶，运载着盐粮兵甲，连接着一代代王朝的命脉，连通着中国古老大陆上的江河湖海，北去南来，绵绵不绝。难怪诗人会有“烟花三月下扬州”，“处处青楼夜夜歌”，“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咏叹了。看来这里也是销金窟和风月场，腰间没有十万贯是来不了的地方。而龙舟水殿、垂柳琼花、水榭楼台与古寺高塔，只与帝王有关。至于私家园林、假山竹影、人造的四季，亦为盐商大贾与官人名流的宅第。可这些，皆与官河水渡相连，有如藤蔓上结出的瓜果。或许可以说，没有这条古运河，便没有世人尽知的富甲天下的扬州了。
对历史与人的认知需要机缘。近年我两下扬州，由于隋炀帝陵的两间小屋里展示的炀帝简要介绍，打破了我不知何时留在脑海里对这位帝王的浅薄印象。如同一个迷迷糊糊的人被人在背后猛击一掌，随之清醒，继而有了探究这位复杂君王的兴趣。
由此，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对隋宫与亡国之君的吟咏与慨叹。想起韦庄的“淮王去后无鸡犬，炀帝归来葬绮罗。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李商隐的“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以及杜牧的“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露桃犹自恨春风”……是啊，这些唐代诗人面对覆亡不久的隋宫炀帝的咏叹，腐草暮鸦，空疏寂寥，其时广陵花盛，炀帝东游，樯帆千里，禁兵辞象阙，携三千宫女下龙舟的往事，与隋宫的零落成尘，衰颓破败，帝王的垂死覆灭，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所谓寒耿星稀，月楼吹角，苔封遗骨，残声落潮，星傍船明，菇蒲摇曳，一派萧条肃杀之气，留下千古的苍凉。
其实，隋炀帝曾是位大有作为的君主。从《隋炀帝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出，炀帝在位虽只13年，却曾有过空前短暂的辉煌。杨广继位称帝的年号，称“大业元年”，确有建立大业的志向。《隋书·炀帝纪上》称杨广“美姿容，少敏慧”，且“好学”。称其“才能盖世，数经将领，颇有大功”。魏征赞他“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正由于此，而被立为太子。而炀帝于隋鼎盛时期统一了中国。其时，隋之版图东起大海，西至新疆，南达云南，北抵大漠，成为东西4000多公里，南北7000多公里的大帝国。故《隋书·吐谷浑传》中称其为威加八荒，“师出于琉球，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
说心里话，看到唐代魏征所修的《隋书》对炀帝“过于秦汉远矣”的评价，我颇感震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国人熟知与钦佩的君王，而史书早有评价的隋炀帝，在国人眼里大抵还是个荒淫无耻，死后也该天打雷轰的暴君、昏君。也难怪有的人为之鸣不平。是啊，秦修的万里长城与隋挖掘的世界上最长的古大运河，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古代工程，当长城失去效用，只成为一个符号的时候，古运河至今仍存航运之利。诚然，炀帝固有其专横残暴、荒淫、穷奢极欲的一面，秦与隋年代皆短，皆二世而亡，虽然都结束了中国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一统天下，却又都很快地土崩瓦解。史家常将秦始皇与隋炀帝并称，大抵因其都是功过并存的君王之故吧。其实，宫闱的血腥、兄弟相残，甚至弑父夺位，中国有为的皇帝里亦并不鲜见。因而，有人称就个人品质而言，唐太宗李世民并不比杨广高明多少。至于唐修《隋书》，由于时近，有其真实之语，自不待言，但修书主持者魏征，早年为炀帝政敌，修传时难免有欠公允之论。后世因袭《隋书》，认为炀帝是历史上最荒淫的皇帝，以唐代隋符合天意，那大抵也是统治者稳固政权的需要。至于明代，其传奇小说的渲染，更把炀帝写得不堪入目，也只为市井勾栏取乐故，填油加醋，异想天开，多不可信。
就开凿大运河而言，旧史家称炀帝从公元605年至610年，分三次役使百万以上劳工开凿运河，只是为了游玩、看琼花，实在有失公允。《隋书·炀帝纪下》明确记载着其为“观省风俗”、“躬亲存向”，使“天下无冤”和“采访”人才“入朝”。从中可知修运河的主要原因，首要用于军事，镇压边邻小国，所谓威如八荒，以及征讨士族豪强的叛乱及人民的反抗。使之南北沟通、控制全国，维护一统。经济上则为了转运江南财物，供应官僚机构以及其他需要，战时则保证兵甲的输运与军粮的供给。就运河而论，它连接了整个封建王朝的命脉，是利于千秋万代的伟业，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或许极盛之后事物便会走向其反面。大业七年炀帝初征高丽之后败归，隋之命运也走向了衰败。连年大战频频、征战不息，加之炀帝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人民难以生息，四野骚动，奋起反抗。民心已失，虎视权位者则借机起事，于是乎朝野失衡、君臣离心，狼烟四起，这时的杨广似已坐在了火山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