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历史:1840-1949历史现场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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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幕僚吴永回忆说：甲午战争后，李鸿章闲居在贤良寺西三跨院，“早间六七点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到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一伺者为之扑捏两腿。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变更。”
⊙20世纪30年代，北大教授所受礼遇极高。钱穆回忆说：“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1906年，清政府正式对六部制度进行改组，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和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此外又增设邮传部，管理天下路、船、邮、电四政。1912年，邮传部改为交通部。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对李鸿章无甚好感。他曾对76岁时的李鸿章作过一番描绘：“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六英尺四英寸以上。他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一个危险的男人却有着一张纯洁的笑脸。”
⊙对于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北京的那段日子，一直众说纷纭。当时的香港报纸更有三人同吃同住、同盖一张大被的花边报道。沈从文在后来谈到他们三人当年的生活时，对“同住”一说毫不讳言。在《记胡也频》一文中，沈从文这样写道：“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来在汉园公寓，仍然又同住在那个公寓的楼上。”
⊙蒋经国回忆在俄国生活的那段岁月时，曾说过一句辛酸的话：“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么苦的人！”在俄国十四年，蒋做过翻砂工，耕过田，经常没有床睡，没有饱饭吃。他做过卫生管理员，工作是专门负责打扫厕所。他还曾一度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做矿工，在那里，遭到皮鞭抽打是经常的事。
⊙阿瑟·H·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一书中，曾说到清末中国人抽鸦片的情况：“中国人一般将鸦片称为洋烟。我的妻子说：‘访问中国家庭时，他们常常向我递上烟枪，妇女们见我拒绝就会表示惊讶，说她们还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抽大烟呢。’”
⊙民国成立后，汉人剪去长辫，女子仍留长发，以梳辫或梳髻来作未婚、已婚的标志。五四运动提倡妇女解放，剪去辫髻渐成时尚，理发铺也开始增设为女子恤发、电发的营业项目。在广州，稍为高级点的理发铺，都会向香港订购电发器械，并派专人去香港理发铺学习。
⊙在李鸿章任北洋通商大臣的1877年到1896年间，德国克虏伯公司共得到清政府约2000门大炮的订单。为此，克虏伯公司专门为李鸿章出了一套纪念册。
⊙康有为认为光绪的死和袁世凯有关，并为此大造舆论。1909年1月8日，《纽约时报》采访康有为之后报道说：“1898年变法失败后被从北京驱逐的著名中国改革家康有为宣布袁世凯已经被结束了高等职位。原因是他在前皇帝的死亡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并且袁世凯可能会因为与此事有关联而被审判。”
⊙通电在民国时期应用广泛，比如上台通电、下野通电、嘉奖通电、谴责通电、讨伐通电、和谈通电，等等。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因此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
⊙冯自由说，最先剪掉辫子的是他的父亲冯镜如。当时冯镜如在日本的横滨开了一家印刷厂，甲午战争爆发后，许多旅日华侨回国避难，直到《马关条约》签订，才陆续返回日本。冯镜如由于担心回去后会被日本人轻视、欺负，所以干脆剪辫易服，自报为香港人，并请求英国领事保护他的印刷厂。
⊙1894年9月16日平壤失守，光绪降旨：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纽约时报》当时以《李鸿章黄马褂被清廷褫夺，戴罪领军》为题作了报道：“李鸿章黄马褂被褫夺，算不上什么划时代的事件。然而引人注目的是，这可被视为大清朝廷力图以加强法纪来整合民心所用权术的一个范例。对西方观察家来说，本想弄明白如下事实，即为什么李鸿章在头天被任命为清军最高统帅，而次日甚至同日又被褫夺清国贵族的最高荣誉？这项荣誉赋予清国臣民身着‘黄马褂’的权力，而这种‘黄马褂’据说是大清皇族专用服装，禁止非皇族人员穿用。这个矛盾的结果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袁静雪说其父袁世凯22岁前去上海，“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他后来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个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以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姨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