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风姿绰约的夜晚 精彩片段：
像从前那样，说：“不！”
极为维护自己权益的美国人，却没有一个人发出质问：为什么更换起飞地点。不用问，肯定是从这里起飞的班机乘客太少，飞一趟很不划算。
除非我不打算按时起飞，倒是可以和航空公司理论理论，而我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
旅行的消耗并不仅仅从启程开始，前期和后期的物质以及精神准备可以跨越前后两周不等，加上意想不到的“奇遇”，比如在极为短促的时间里，我们这一干乘客不得不向肯尼迪机场紧急转移。这一通超紧张的折腾，真让人累上加累，所以上了飞机，一落座，头一扎，便睡将起来。
即便在睡梦中，我也感到了惊惶。
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间，我一直沉溺其中而又难以自拔的那种感觉，再次向我袭来。现在是否已经彻底走出？……只能说经过几年的挣扎，不过有了逃避的能力而已。
如果没有特别的经历，也许无法想象“消沉”“晦暗”……这等毫无爆发力的小字眼儿，那足以熄灭生命之火的能量。可想而知，当它再次向我袭来的时候，我是多么忧虑自己将再次面对一场力量悬殊、几乎看不见出路的挣扎。
也就难怪我像溺水人为浮出水面那样，孤注一掷地支使着自己的力气，加倍用力，甚至可以说是夸张地睁开了双眼，向那股可能将我拖入旋涡的暗流望去——邻座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
令我无法置信的是，这位绅士竟是二十年前和我一起开会，彼此惺惺相惜的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尼格特。
在那次中美作家会议上，冯尼格特的表现，比当年“垮掉一代”的领军人物艾伦·金斯伯格还要另类。
我还留有金斯伯格一九九三年在美国文学艺术院年会上送给我的一首诗，可他已于前些年去世。
不过二十年了，参加那次中美作家会议的作家，无论中美都有人已不在世。
记得我们在比弗莱山上一位阔佬家里做客，女主人为了制造气氛，发给每人一件可以击打出声的家伙，指挥大家齐唱并齐奏。第二天，冯尼格特在会议上说：“昨天晚上我们唱的，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坏的音乐。”
而在某位电视巨头家里做客时，他更是当着主人面说：“我们在最富有的人家里做客。什么是富有的人呢？就是有钱的可怜人。”
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