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私房谋杀 精彩片段：
从所罗门王到兰马翠
我的高中同学兼大学室友陈瑞仁，恰巧是侦办台湾世纪大案总统国务机要费案的检察官，十一月三日他出人意表地提前侦结了案子，并且投下震撼弹，史无前例地起诉了第一夫人吴淑珍以及其他几个总统的身边人。
我说陈瑞仁结案起诉出“人”意表，这个“人”其实就包括陈水扁总统自己，因为报纸上也透露来自总统府秘书长陈唐山的转述，说陈水扁本来有意再次向检察官解释国务机要费使用于秘密外交专案的情形，也约定了时间，不料陈瑞仁不等再次约谈，就把案件侦结了，让总统府大感意外。
如果我们详读他那份掷地有声的起诉书，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陈检察官觉得事证已经到齐，再无询问相关人的必要，陈总统或总统夫人如果还有话说，应该就是在法庭上了。事实上陈瑞仁侦结的关键，在于发现声称支用国务机要费用部分秘密外交的不实在，不仅对照出那位号称在北一女校门口（起诉书上他们说的是别的地点）收领机要费的甲君并非事实，检察官也让关键证人承认他们配合总统做了伪证，一步一步取得证据推到这里，和所有推理小说的末章一样，检察官（或办案者）已经证明总统说了谎。
陈瑞仁自述办案的时候完全没有用到“大炮”，所谓的“大炮”，他指的是办案手段中较为强势的羁押、扣押、搜索等行动。但他回归根本，用最基本的关系人询问、原始资料比对等扎实马步功夫，一点一滴突破了“南线工作”秘密外交的虚构谎言，也让罪行曝了光。
在这个例子里，陈瑞仁可真是我认识的真人当中最像推理小说神探的人，比起知名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博士还要真实。拥有许多新颖道具、玩具的李昌钰博士反而比较接近科幻小说中的人物。我搜索枯肠，想在推理小说历史上找到接近的例子。譬如从陈瑞仁无休止走访探询、寻求线索的行动上，很容易让我想到日本推理小说家土屋隆夫笔下的千草检察官；但从无惧现实世界对他的压力、坚持发掘真相的道德勇气上看，陈瑞仁又比较像是美国推理小说家达谢尔·哈梅特（Dashiell Hammett，1894～1961）以降所描写的各种冷硬派侦探（hard-boiled detective）。
如果我们从他屡次办案，都无意中（难道是有意的吗？）遇见涉及政治人物或国家机器犯罪、动辄动摇国本的大案子来看，我能想起来这样的侦探，恐怕也只有英国大作家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笔下《知道太多的人》（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1922）的洪恩·费雪（Horne Fisher）。洪恩·费雪无心遇见的案子也每次都牵涉到权力人物或国家机密，而机密底下掩盖的通常不是国家利益，而是赤裸裸的个人权位与私欲。只是费雪绝不是个我想比拟的好例子，因为在小说的结局里，这位“知道太多的人”的下场显然是悲剧性的，我可不希望我的老同学像他一样。
也许值得想想的是陈瑞仁赤手空拳的办案方法。自从一八八七年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诞生以来，推理小说里的办案者大多强调“演绎的科学”（the science of deduction），这句话当然也是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借福尔摩斯口中说出的。但这句话里的科学，和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份子一样，心里有点以自然科学做为一切科学的标准模式的偏见。不说小说中的福尔摩斯余暇时间经常窝在医院的化验室里做实验，号称最科学的神探、奥斯汀·傅里曼（Austin Freeman，1862～1943）笔下的宋戴克医师（（Dr· Thorndyke）更是手提一座小实验室，里面放满显微镜、烧杯、酒精灯、试纸等化验工具，好像不这样不足以谈科学。
但科技是否来自人性，有些推理小说家是不无疑问的，他们反而更相信“犯罪来自人性”，也因此要找出犯罪真相，反倒非得从人性下手不可。譬如美国推理小说家范达因（S· S· Van Dine，1888～1939）笔下的神探凡斯（Philo Vance），他同时是位艺评家与艺术鉴赏家，他就说，一位艺术家的画作就算没有署名，在受过训练的鉴赏家眼里，处处充满创作者的风格与痕迹，无从错认；同样的，一位犯罪者在他犯下的案件里，也会处处留下他独特的“创作痕迹”，眼光锐利的侦探是不会认错的。
比利时裔法国作家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1903～1989）笔下的马戈探长（Le Commissaire Maigret）也是如此，他总是不断揣摩凶手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让自己完全融入犯罪者的情境，他说：“当我和凶手合而为一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是谁了。”
办案者仰赖的不是手段和工具，特别是手段和工具不能方便使用的时候。陈瑞仁不能使用“大炮”来硬办涉及总统的大案，是因为那会引来无止境的政治风暴，只是有勇无谋。陈瑞仁正是采取了决不打草惊蛇的轻手办案模式，才免除了大部份的政治干预，这是有智慧的办案手法选择了。
我在这里想到另一位办案工具更匮乏，几乎是一无所有的小说里的神探，这位侦探办案也是回归根本，总是在案子面前沉思自问：“如果是所罗门王……他会怎么做呢？”
如果这位决案如神的所罗门王是个又黑又胖的非洲中年女子，你还会尊敬并且信赖她的智慧吗？但为什么又黑又胖的非洲女人不该有智慧？智慧不是本来就无关乎肤色、性别、身材，以及她的来历吗？小说家也许就是要破除成见，刻意选择了这么一个人物来做为小说的主角。
这是作家亚历山大·梅可·史密斯（Alexander McCall Smith ，1948～）一系列“第一女侦探社”（The No· 1 Ladies' Detective Agency） 的推理小说，这既是第一本书的书名，也是书中侦探社的名字，台湾译本把它译做《坚强淑女侦探社》，名字译得既有趣又有气质，只可惜不能显出它暗示既是第一家也是最好一家侦探社的双关语。
故事背景设在非洲波札那的首都嘉伯隆里（Gaborone），波札那土地面积差不多是台湾十七倍，总人口才一百七十五万人，只有台湾的十三分之一。你以为非洲国家都是战乱频仍兼贫穷无助的吗？不，波札那有几百年的和平（它在一九七七年以前根本不设军队，现在则有一万两千人纪律严谨的国防军），而它的平均国民所得一万一千四百一十美元（对，你没听错，波札那是非洲的经济模范生，它连续三十几年接近百分之十的经济成长率成绩，至少该让这十几年来空转的台湾羞愧），它主要的产业包括钻石、畜牧和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