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私房谋杀 精彩片段：
其他作品
《最后的衣着》
Last Seen Wearing
●Colin Dexter／著
失踪者的衣着
一位少女失踪了。她和一般平凡的中学少女一样，不爱功课，却对爱情颇有幻想，她偶尔会与父母起点小冲突，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在一个平凡的中午，她从学校走回家吃午饭，在同一个时间她神情愉快地向母亲挥手，往学校的方向而去，这一天下午天空万里无云，似乎没什么不寻常，从此，却再也没有人看到她了……
某一个少女失踪是一个独特的案子吗？如果你往下侦办，就会发现任何一个城镇都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她们或许是向往都市，或者是追寻爱情，但她们后来常常堕入追求刺激、嗑药得瘾，进而落入皮条客的手中，成了城市中的妓女、犯罪、以及随之而来的贫穷，如同这本书的作者说的：“最后只是一场悔恨。”
少女失踪，并不是一个案子，而是一个社会病变。
但古典推理小说本来并不处理这一类“社会写实主义”的题材。对福尔摩斯以降的神探而言，“案子”只不过是一个“数学题目”，那是用来施展智力，而不是用来解析社会；同样的，“坏人”也只不过是猜谜的“谜底”，那是用来猜谜娱乐，而不是用来分析犯罪与社会的“共犯结构”。
等到推理小说的“美国革命”发生以后，也就是说，推理小说当中的一支，企图要赋予犯罪更明显的社会意义或现实意义之后，古典小说那种布景式的故事环境就变得有点尴尬，神探们上场时都发现读者睁大眼睛盯着他们，彷彿他们是没穿衣服的国王，何况他们的确是。
古典推理小说家们并没有因此退出江湖，相反地，他们受到了刺激，决定面对挑战，要用社会现实的新背景，仍然保有古典推理小说的斗智乐趣；他们不喜欢美国革命留下的“冷硬派侦探”传统，那种只用拳头不用头脑的侦探，以及那种只有犯罪没有智慧的坏人，更不用说那种故事走到那儿就写到那儿的结构。（本书作者柯林·德克斯特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在布局方面，美国作家简直糟透了。”）1960年代以后的古典推理小说，对社会现实的敏感度愈来愈高，小说中的细节现实感愈来愈强，甚至有丝毫不逊于“冷硬派”的古典推理小说出现，像是我们介绍过的瑞典夫妇档推理小说家玛姬·史菊华与皮·华卢，就是这样的发展最有名的例子。
但除了史菊华与华卢夫妇之外，大部分的古典推理小说作家并不打算把剖析社会当做小说的目标，他们谨守古典推理的传统，办案破案（或者了解真象）才是推理小说的“正途”，社会现实只是一种更昂贵更费心的布景，如果存心从事社会批判无疑是误入“歧途”。
所以，在这部柯林·德克斯特（Colin Dexter，1930- ）的早期作品《最后的衣着》（Last Seen Wearing，1976）里，失踪少女的“社会现实”只是一闪即逝，它大概只存在于莫尔思探长（Inspector Morse）调查的前半段，尤其是前往伦敦调查的部分，关于失踪少女的原因与下场，小说以一种同情的眼光写出若干面貌，但再往下“社会现实”就退场了。（在英式推理小说里，如果社会现实如此缠绵不去，你叫这位天才神探怎么办案呢？）当案情进入到高潮的时候，推理小说家所想的，并不是社会写实或社会批判的问题，他想的其实是如何使故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问题。这样，尽管小说里有许多社会现实的元素，我们也因为小说的缘故多知道许多社会问题，多了解许多社会真象，但这仍是不折不扣的“古典推理小说”的乐趣。
描写者的执着
几乎当今所有的好的推理小说家，都有若干处理现实环境的能力或者企图。因为类型小说的阅读是有历史的“进行式”，当读者见多识广之后，所有老套的桥段（cliche）就很难满足阅读者的需求。作品进步到那里，理论上读者也会有某种程度进步。有一次，广告界名人孙大伟接受访问时说，他的小孩看完金庸之后跑来问他：“还有什么好看的吗？”他的回答是：“孩子，相信我，没有什么好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