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万零一种死法 精彩片段：
杀手系列
《杀人排行榜》——走向乞力马扎罗山的大象
卡夫卡的《变形记》从一个正常人一觉醒来变身为一只巨大的虫子开始，纳博科夫提醒我们还试着图绘出来，不是扁平蟑螂式的，而是鼓鼓的甲虫模样，而且并未发现有一对翅膀，整个世界遂拐入噩梦之中怪诞起来，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黑白两色的故事”。但我们得注意，造成如此噩梦的化学变化，其实只有一个点改变，那就是主人公格里高利·萨姆沙这个平凡的小推销员变成了虫子，其他所有一切完全不动仍如日升月落照常运行。他的父母、他的妹妹、他家的帮佣乃至于所有人没有尖叫、夺门而出或开枪打他，他们仍知道他是格里高利，毋宁只像是他染了某种羞耻的怪病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般对待他，比方说他父亲曾用苹果扔他，为的是把他给赶回房间里不要在客厅，其中一个苹果还嵌进他虫子身体里腐烂掉；而格里高利自己也“仍然属于人的头脑设想而由昆虫的身体来行动”，他学着怎么翻身，怎么下床，怎么使用他新的脚、新的身体和新的生理本能和需求生活下去。
卡夫卡真的冷静到极点，冷静到冷酷乃至于虚无的地步。这种冷酷或虚无对自己比对他者的成分多——小说书写者之于他笔下、他创造的人物的情感，不管实际上和他本人相距多远差异多大，除非他本来就设定要攻击、影射某人，否则很奇怪地总有某种自省自惩的成分，也因此这样的冷酷虚无往往包含着某种勇气在内。
我们常说“视角改变”这话，但《变形记》可真的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视角改变是怎么回事。这甚至已是活体实验了，所有的东西都严格地控制不动，只放入一个异常的元素，那就是一个人变成了一只虫子这事，然后不眨眼地观看并记录下来由此发生的变化，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读数……
如果所有人一起变化，每一个人都成了虫子，那就不存在什么视角改变了，那叫做演化，是昆虫研究，像我们在国家地理频道很容易看到的。
今天，卡夫卡不无讽刺地已经成为某种巨大的存在，或至少是内行人时尚名牌的存在，像观光客到布拉格总要到此一游地买件有他名字或高反差肖像的T恤穿身上一样，日本的大情调作家村上春树也弄了一件披在他那本怎么看也没一丝卡夫卡的拙劣小说身上(卡夫卡若还在，可考虑告他妨碍名誉或加重毁谤)。但我们说，在如今这么个习于胡思乱想的书写时代，想像出一个人睡醒过来变成一只虫这困难吗？或者说这哪一点独特哪一点勇敢呢？显然这不是可让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一干顶级书写者惊异乃至于叹服的理由。困难不在于人变成虫(所以卡夫卡交都不交代何以至此)，而是人变成虫然后呢？格里高利单独地、切线般地由“正常”的世界飞离出去，而世界留在了原地，这个世界作用于他的引力因此有机地而且连续性地起了变动，但仍然存在，仍约束着他，时时试图将他拉扯回经验的、可感的、一般人的此一世界里来。原来的平衡和稳定破坏掉了，我们初次察觉眼前的一切动起来了，而且察觉这原来就是动着的，并且从其移动中(不是剧变的，而是拮抗的，再加上卡夫卡仿佛用慢镜头播放它)同时察觉出脱离和拉扯这两股力量的存在及其交互作用的震动痉挛，我们于是也发现了危险，因为所谓的平衡稳定就算不是错觉，也只是暂时的、是脆弱不堪的。我们仿佛跟着格里高利从沉睡中醒来，尽管没跟他一样变成一只虫，我们的清醒带着晕眩，出现了重影，好像叠合了人的双眼和虫子的复眼，因此真正怪诞真正恐怖的不是眼前有一只“狗一样大小的大甲虫”，而是世界的模样，或更正确地说，穿过这个模样所显现的某种真相。
由此，人何以变成虫这个想像的、假设的前提好像也变得可说明了，至少可回溯可思索，不是科学性、生物基因突变的思索，而是人历史的、生命基本处境的隐喻。
过去苏联还存在时，曾经拿国家之名查禁过某一本书，查禁的理由是“这本书写得太真实了”——这真是个再睿智不过也堂皇不欺的理由了。不真实存在的东西可能会吓到人(什么不会呢？打个喷嚏不是都会吓到人？)，但构不成恐怖和持续的噩梦，因为幻觉如博尔赫斯所说持续不了太久，露水般很快就蒸发无踪，真实的东西才会钉住你不放。满天神佛飞舞也不会可怕(恶心的成分居多)，除非你先让人信它为真，而对于相信的人来说，一只鬼就够了。
这道理很难懂吗？其实简单得要命，所以说那些只会装神弄鬼的拙劣书写者，真正欠缺的并非自由和想像，而是对真实的东西无知无感。他们一样能写一个人睡醒过来变成一只虫子，但接下来就不晓得怎么办了，只好重复地加重剂量，更多人变成虫或人变成更丑怪的东西云云，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来说，那不成其为想像，而是难看。
老年状态
如果一个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职业杀手呢？
博尔赫斯多年之后在为他自己年轻时日的第一本诗集写新版序言时，带着致歉味道地说，那个年轻的诗人拥抱的是“黄昏、乡村和忧伤”，而现在，他喜欢的是“清晨、城市和宁静”。
老年有一种怡然，这种怡然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一种卸除了责任的状态。这里所说的责任，并非只是社会性的，六十或六十五岁退休，你缴了几十年的税或养大了儿孙，如今堂而皇之可以倒过头来要国家或儿孙供养你照顾你云云。我们要特别指出来的是其中的生物性责任，物种演化和存续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某种生命本能的命令，还是某种内分泌的、腺体的制约，驱使你不顾一切地、不怕难看地、乃至于背反于你理知、美学教养或自我想望地得去进行种种义务，其中最沉重而且总多少带着飞蛾扑火牺牲意味的莫过于传种一事。老年，意味着演化机制的这部分责任已放过了你，你在这上头已是个自由的人。你在街上行走，眼睛不必再搜寻猎物般地只看到寥寥几名异性，有机会悠闲地、心有旁骛地、不带行动目的地看见各形各色的人，看见这个世界较为完整也较为细致的模样；你的脑子也有了较大的剩余空间，不必辗转反侧地总是想着各式各样美丽捕捉陷阱的布置，如今你有余裕可以想很多事很多人，包括过往搁置的遗忘的，就连做梦时题材都多起来了。高烧离开了，心思会清明起来；隧道症打开了，视线也宽广起来。
说到底，老年并非自然的产物，而是文明的结果。基本上生物并没有老年，只有责任已了的死亡，人类很长一段时日也没有，因此这里头总存在某种紧张，即便到今天都还余音袅绕。像中国，便在周代左右浮现成为一个极重大的思辨讨论题目，甚至要为它的存在寻求功利性的理由，而不仅仅只是立基于道德性、人文性的宽容而已，比方说“三礼”里头便有多处强调老人丰硕生命经验及其睿智的讲法，足堪作为国家百科全书般的顾问，也因此我们的记忆形象、智能形象总是老者模样。这相当程度来说是事实，因为人类文明的建构其复杂性已远远超过了自然的模样，不仅需要更长的学习时间，也需要更宽广自由的视野；也就是说，人类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其实是某种生命直接目的以及相应于此的功利性作为的超越，因此文明需要闲人，连马克思都这么说，而老人正是理所当然的、连生物繁衍机制都已解放的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