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和白话 精彩片段:
第九章 文言典籍
9.1古今的变异
我们翻看大型的四部目录或者大图书馆的古籍卡片,也许会有这样的印象:书名浩如烟海,想来必是历代典籍的总汇。如果这总汇的意思是,战国的著作加两汉的著作加魏晋南北朝的著作……,那就错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全数古籍(公的、私的以及流到国外的),并不等于历代有过的典籍相加的总和。不只不相等,而且差得非常多。所谓差,不只是量,还有质。以下分项说说这种情况。
9.1.1存佚
古物保存不容易,因为有多种原因使它毁坏以至消亡。以建筑为例,阿房宫、铜雀台等不用说了,近的如畅春园,已经没有痕迹,圆明园有痕迹,但少得可怜。与这类建筑相比,书籍还是幸运的,经过历代的天灾人祸,就总的说,只是减少而没有消亡。不过就个别的说,消亡的就太多了。过去人常说,十不存一,这像是夸大,其实,如果这是指中古(开始有刻本)以前,那就不是夸大,而是缩小了。中古以前,记录我国书籍情况的最重要的书是《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我们看看就可以知道,前者记录的,两汉之际还有,后者记录的,唐朝初年大部分还有(因为兼记录梁、陈、齐、周四朝),可是现在怎么样?尤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绝大部分没有了。中古以前,书籍更难于保存,有多种原因。一是都要手抄,种数不多,尤其声名差的,抄的人很少,常常成为孤本,很容易灭绝。二是时间长了,存储的条件差,会渐渐由损伤残缺而灭绝。三是经过多次天灾和战乱,每次都闯过,成为幸存者,很不容易。四是统治者有计划地大批焚毁,如秦始皇焚书,梁元帝江陵失陷烧图书十四万卷,隋朝烧谶纬书,都是。五是存储的人不能代代是读书种子,有些很有价值的书不受重视,糊里糊涂地扔掉了。中古以后,有了刻本,因为数量多了,情况好一些。可是又有了新的难于流传的因素,是刻书容易,难免收不胜收,有些书未必没有可取之点,只是因为得不到重视,日久天长,甚至时间不长,也就销声匿迹了。如郑振铎是用力搜集清人文集的,他在所著《劫中得书记》中说曾得八百多种,但有不少汉学家的文集还是找不到。清代尚且这样,上推到宋元明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们谈到文言典籍,就所能有的全数说,如果用加法表示,应该是:战国著作的残余加两汉著作的残余加魏晋南北朝著作的残余……总之,与曾经存世的相比,只是星星点点罢了。
9.1.2真伪
上面第9.1节曾说,现存文言典籍的情况,还有质的问题。所谓质有问题,是现在有的,其中一些不是原装,甚至是冒牌,因而不能有一个算一个。简单说是有些书不真或不全真。《孟子·尽心下》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这是说,武王伐纣,他以为殷人应该不抵抗,《武成》篇说战争很激烈,所记不实。王充《论衡》有《书虚篇》,说“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所以不可信。所记不实,不可信,是所写与事实有出入,几乎可以说一切著作都难免。这里说的不真是另外一回事,是张三作的硬说是李四作的。这绝大多数是后代人的作品冒充前代人的作品,通称为作伪,所作为伪书。书的真伪问题,尤其古代的,很复杂,因为年代远,本身模糊,文献不足,参与争论的人见仁见智,常常是难于取得定论。最典型的例是《尚书》,由汉朝起就有今古文之争,一直争到清朝,阎若璩作了《尚书古文疏证》,辨析细,证据多,古文部分不真才像是成为定论,可是其后,《尚书》还是整体地被人奉为经典。还不只《尚书》,唐宋以来,辨伪风气越来越盛,由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到近人顾颉刚等编的《古史辨》,等等,提疑点,找矛盾,几乎一切早期的典籍都入了网罗,出现了漏洞。漏洞有大的,是全不真,如《竹书纪年》(原为战国时魏国史书,晋初出土,佚,宋以后人伪作)和《杂事秘辛》(明杨慎假托汉人作);有小的,是部分不真,如《庄子》杂篇《让王》《盗跖》等四篇,一般承认是伪作,《韩非子》前两篇《初见秦》和《存韩》也是这样,一般认为不是韩非所作。还有一种情况,是书的内容颇有可取,只是究竟为何人所伪托,却不能十分清楚,如《列子》(旧题列御寇撰)和《西京杂记》(一说刘歆作)就是这样。此外,还有阴错阳差的情况,如郦道元为《水经》作注,引书很多,有时述明出处,也常常不提出处,后代人读《水经注》,碰到是引文而不述明出处的,如大家都熟悉的《三峡》(引自盛弘之《荆州记》),就以为一定是作者的手笔,其实不是,这不是作者有意作伪,而是疏忽。另一种阴错阳差是张冠李戴,如欧阳修的词集(书名不一)里收了一些冯延巳《阳春集》里的作品,这不是盗窃,是后代编书人疏忽。作伪,一般是在先秦、两汉下功夫,因为书以古为贵。但也有较晚的,如《南渡录》假托南宋初年的辛弃疾,《心史》假托南宋末年的郑思肖就是。读文言典籍,真伪问题非常复杂,确定真伪不容易,确定为伪作以后,评定其史料价值也不很容易,这牵涉到辨伪的专业知识,不宜于多说。这里只是想说明,就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文言典籍的一点点残余,由货真价实方面要求,还不能不打些折扣。
9.1.3正变
正,指著作的本来面目;变,指著作或多或少有了改动,不是本来面目。以《论语》为例,战国时期曾经定稿,其后历代受到尊重,抄,刻,读,研究,应该说是受到稀有的爱护,可是汉人传授,不同的家数,字句不尽相同,可证是有了改动;并且,如《乡党》篇的“色斯举矣”,意义不明,有人推断“色”是错字,更可证今传本已经不是本来面目。保存最完好的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几乎可以说,时间不很近的著作,世间流通的,没有一种是定稿时的本来面目。其实,就是相当近的,如《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定稿的手写本(只发现半部),与青柯亭刻本对勘,文字不尽同,这显然是刻书人作了改动。能够维持本来面目的大概只有稿本(现在有影印办法,不难看到)和作者自刻本,可惜为数不多。传世本不能维持本来面目,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残缺,二是改动。原因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两类。残缺是来自各种变故,上面第9.1.1节曾经谈到。改动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想恢复本来面目的改,就是校勘。因校勘而改,有可能改对了,但也有可能改错了。一种是传抄的改。有刻本以前的著作,靠抄写流传。抄,低手可能略识之无,最容易认亥为豕,因而不能不错;高手有高手的毛病,有时会随己意修改,甚至化繁为简。其结果是传抄次数越多,距离本来面目越远。有了刻印办法,情况会好一些,但一再翻刻,也会出现校勘和传抄那样的问题(明朝人刻书常常任意删改),因而也就难于保存本来面目。
变动大小,一般说是由时间和书的性质决定。就时间说,是越古越厉害,有了刻本以后,尤其到明清,情况就好多了。就书的性质说,是声名小的比较厉害,地位高的,如正史、大名家的文集之类,情况就好得多。至于变动的情况,那是五花八门,一言难尽(详见有些目录的解题)。这里想由重到轻,举一点点例。一种是“辑佚”。原书早已散失,可是其他书,如《文选》注和《太平御览》之类,常常引用它的语句,于是可以把这些都搜集来,编在一起,成为同名的一本书。清朝人喜欢做这个工作,如马国翰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收书六七百种之多,都是这样拼凑的。当然,这样辑成的书只是名同,与原书的实况是距离很远的。一种是“残缺”。这是原书还有,只是不全了。先秦两汉著作,这种情况很多,如《管子》原为八十六篇,今传本缺十篇;应劭《风俗通义》原为三十篇,今传本只剩十篇。再一种为“错乱”。如《老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的帛书本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今传本却颠倒过来;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原来有正文有子注,后人连写,把两者混在一起,累得不少人在分辨,上费力量。还有一种是“改字”。改的幅度有大有小,这里只说小的,如《论语·学而》“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旧抄卷子本有“道”字,今传本没有,可见是经过改动(多半是漏抄);陶渊明《桃花源记》“欣然规往”,有的本子“规”作“亲”,意思不对,显然也是改动过的。还有一种特殊的改字是避讳,如唐高宗名李治,“治乱”要改为“理乱”,清康熙皇帝名玄烨,“玄鸟”要改为“元鸟”。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两歧”。如王之涣《出塞》,通行本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乐府诗集》本作“黄沙直上白云间”,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中名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马令《南唐书》上句作“细雨梦回清漏永”,都是可此可彼;但原作只能是一种,可见也是有了改动。这种种情况都表示,我们读的文言典籍,虽然一般都标明作者,可是与作者原作总不能不有或大或小的差异。
9.2.1版本的形式
书籍版本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只有多看(看讲目录的书,看实物)多记才能了解个大概。这里只是想回答一个小问题:所谓文言典籍,都有什么样式的?可以由粗到细谈三个方面。先谈外形。外形也相当复杂,但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概括为三类:最早是“册”,中间是“卷”,靠后是“本”(用常识一本书的“本”的意义)。
秦以前,文字大多是写在细长的竹片或木片上,称为简或策。把简竖着像横放的竹帘那样排在一起(右在前,左在后),靠上、靠下(或兼中间)用丝绳或皮条横着编起来或穿起来,展开可以读,读完可以由左向右卷起来,是册。表示册的单位是编或篇,后来也称为卷。如《孟子》七篇,每篇分上下,总数应该是十四卷。这样的书,我们想找来看看当然做不到了。但可以根据文献资料考见个大概。一种是远的,西晋初年汲郡人不(姓,音fōu)准盗战国魏王(一说襄王,一说安厘王)墓,发现竹书几十车,虽然已经散乱,推想都是这样编连的。一种是很近的,197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战国到秦的墓葬十二座,在十一号墓里发现秦代竹简一千多支,合成《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等十种法律书,竹简上中下有丝绳编系的痕迹,可证也是这样编连的。
册很笨重,《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而且容易散乱,《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读(易经》,曾经“韦编三绝”。所以在先秦时期就有用丝织品(帛书)写文字的办法。帛是横向很长的一幅。文字写在上面,不必再编连,可以径直卷起来,成为一卷。这样的卷,只有很少的见于出土文物,想看看实物是不容易了。但是可以大量地看到写在纸上的,那是清朝末年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唐朝及其前后写的卷子(内容主要是佛经)。卷子一般是很长的,要把许多张不很长的纸粘连起来。写是由右端开始;左端连在一个细圆木轴上,以轴为中心,向右卷成一卷(或一轴),这样,开卷就可以按文章的顺序读下去。到现在,书大多还称为若干卷,就是实际已变而用的仍是旧名。
卷轴也有不方便的地方,是想看一卷的尾部,必须把前面一长幅都展开。于是有人(可能是和尚)想出折叠的办法,就是不再卷,而是横着以四五寸为一段,左折右折地使长的纸成为长方形的一叠(像现在的书本),名为经折装或梵夹装。现在装裱碑帖拓片,大多还用这种形式。这样一改,想读一卷的末尾,就可以只展开尾部而前部不动。经折装有字的一面各页不连,纸背各页也不连,因而还可以展成有折的长幅。也许是为了加强整体性,有时用一幅整纸,左半粘在书本的上面,右半粘在书本的下面,形成完全同于现在的平装,就成为旋风装(意思是一页一页翻检很方便,像刮旋风一样)。此外还有蝴蝶装,形式同于现在的有些地图集,展开,左右两半连为一幅。以上这些属于“本”装的前期。其后到了过渡型,是包背装,一页分为前后两版,折叠,书背用纸或绫包裹,形式同于现在的精装。明朝是包背装和线装交替的明期,前期,尤其比较贵重的书仍旧用包背装,如《永乐大典》(这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如《四库全书》还是用包背装)。但是线装优点多,简便,坚固,因而木刻本的形式,明清时期,演变到最后,由线装独霸了。也就因此,我们提到古籍,想到的形象总是木刻、纸印、线订的长方形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