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四书说略 精彩片段:
第八章 石经——刻在石碑上的法定经文
第七节 石经的价值
刊刻石经,费时费工,本来是印刷术发明以前,为了向全国刊布法定经文而采取的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当然也是那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当时的石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以国家法定经文统一全国传抄本经文的作用。像本章介绍的前三种石经,即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和唐“开成石经”,在它各自的时代都具有这种直接的实用价值。这也是石经最初的和最基本的作用。
五代以后,出现了木版印刷。作为经书的法定文本,有历代太学刊发的“监本”经书(即以国子监的名义编辑出版的经书),读书人可以不必再到太学去抄经,使用监本经书要方便得多了。所以到五代以后,从实用的角度看,本没有再刊立石经的必要。然而历代王朝为了显示自己的“文治”,还是有刊立石经的兴趣。就像前引乾隆皇帝的诏书中说的,“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所以,尽管那时有监本经书,而且还有“殿本”经书(即武英殿印本十三经),还是要再刻一部石经,“以副朕尊经右文至意”。因此,五代以后刊立石经,主要的用意无非是点缀“文治”,作一篇“崇儒重道”的官样文章而已。
但是,无论历代王朝刊立石经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今天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各种石经文本都是有用的古籍研究资料。因为历代刊经的时候,参与其事的学者都要把经文校订一番才能付刻。从东汉刻“熹平石经”时蔡邕等人“订正六经文字”并附刻诸家异文,到清代刻“乾隆石经”时命副总裁彭元瑞“校正厘定”经文,并且写出《石经考文提要》13卷,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文献学工作。因此,对我们后人来说,这些石经,包括其校勘、考证,都是具有文献学价值的珍宝,对我们今天和今后校勘群经文字,乃至包括古籍整理,都各自具有程度不等的参考价值。在前述七部石经中,汉、魏、唐三部石经,在文献学、校勘学以及经学史上的意义尤其重要。只是汉、魏两部石经毁坏太甚,残碑、残字存世甚少,不免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前文第三章第一节《尚书的今文经和古文经》中,曾谈到《尚书》有“今文”、“古文”和“伪古文”之别。在石经里,汉石经刻的是今文经,魏石经刻的是古文经,唐石经刻的是伪古文经,汉、魏、唐三部石经正好各占其一,反映了经书和经学从汉到唐的历史演变。将来如果有更多的汉石经出土,汉代今文经诸家经文,或可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如果有更多的魏石经出土,汉代原有的真古文经说不定有部分复原的希望。这或许只是笔者的一个幻想,但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幻想也是很需要的。
除上述价值之外,唐石经更有一层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五代刻版经书,最早就是以唐石经为依据的。可以说,唐石经是五代以后版刻群经的初祖,也是儒家经典从手写本到版刻本的桥梁。
据《玉海》记述,儒经刻版最早从五代时的后唐明宗(李嗣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开始,由当时的国子监据唐石经雕版印行,同时禁用其他杂抄本。这部雕版经书直到五代的最后一代,即周太祖(郭威)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才全部刻成,历时21年。此后的刻本经书,无不是从唐石经衍生出来的翻刻本。所以唐石经在我国书籍的发展史上有它重要的位置。
唐石经刻成之后,曾经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据《旧唐书·文宗本纪》说:
(开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时上好文,郑覃以经文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立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又乖师法,故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
唐石经确实有脱文、误字,校对欠精。但是无论人们怎样评价它,唐石经是我国存世最早的一部完本经书,也是自唐代颁行《五经正义》之后,最早的一部唐石刻法定经书。它是今天所有印本经书的源头。它的历史地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值得我们格外地珍视。
以上介绍了“五经”和“四书”的概况。对于从未接触过这些典籍的读者来说,应该交待的基本问题,大体都谈到了。其中的材料和观点,大都采自前贤著作,而二三一得之愚,则尚有待方家审正。
为了认识一番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除去了解一般的知识之外,还需要亲自走进这个宝库中去浏览一番。就是说,为了认识“五经”、“四书”的本来面貌,在了解一般的知识以后,还有必要直接接触一下这些典籍,至少要翻一翻,看一看,才能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才能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化。
如果条件许可,有的经籍还需要认真地读一读。比如像《论语》、《孟子》这两部儒家学说最基本的著作,就不妨细细地读一遍。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条件和需要,再考虑去涉猎其他。《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可以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中华书局出版)。这两部书不但都有文字注解和现代汉语译文,而且还在适当的段落处设一个“余论”的项目,来讨论孔孟这两位儒家大师的思想和理论。如果认真地读完这两部书,不但对儒家学派的源头可以有个基本的了解,同时还可以把自己的古汉语水平明显地提高一步。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一试。
当然,我们今天读这些儒典是为了深入地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过去某些人提倡的“尊孔读经”是根本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