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殇·埃博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精彩片段：
第四部 血殇
惊恐
凯内马政府医院
2014年8月2日，星期六
胡玛尔·汗去世已经四天。到目前为止，8名埃博拉护士已经丧生，活下来的护士精神受创。他们大多数人再也不肯进入三个埃博拉病区，但这些病房里还有60到70名埃博拉患者。凯内马的医务人员也有坚持工作的，其中包括南希·约科护士，她曾经为葬礼整理姨妈的尸体。
世界卫生组织继续派遣医生前往凯内马，尝试稳定医院的局势。其中之一是约翰·谢非林，杜兰大学医学院的儿科专家。他主动接受了来凯内马政府医院工作三周的任务，报酬仅仅是1美元，还要扣除24美分以抵消行政开支。谢非林从未见过埃博拉患者，也从未穿戴过个人防护装备。一辆路虎把他送到医院，他站在附楼病区前，认为他再也无法与家人团聚的可能性很大。
一位叫凯瑟琳·霍利亨的英国医生向谢非林介绍情况，教他如何穿戴个人防护装备，然后两人一起走进了如奥马哈海滩般惨烈的医学地狱。
病房里混乱得令人惊恐。按理说这个病区只有17张病床，里面却塞了大约30名埃博拉患者。病房里有全员感染埃博拉的几家人。患者自己从一张床移动到另一张上，选择躺在看上去比较干净的病床上。患病的父母进入病区，带着未受感染的孩子，因为村庄拒绝接纳父母感染埃博拉的孩子。谢非林和世卫组织的其他医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健康的孩子，于是把他们安置在患者病情较轻且尚未检出埃博拉阳性的病房里。对孩子来说这当然不是好事，但谢非林唯一的另一个选择就是让他们和埃博拉晚期、传染性更强的父母待在一起。“我们犯了错误吗？是的，肯定犯了。但我们只是在挣扎求生，尽可能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在蹚水过河。”他说。
南希·约科护士尽可能延长她在病房里的工作时间，然而到了夜里，病房里往往没有任何医务人员。天亮后，南希·约科和世卫组织的医生总会从埃博拉病区（往往是从厕所里）内搬出几具尸体，留在病房建筑物旁。谢非林抵达后不久，凯内马医院共收治了一百名埃博拉患者，谢非林和同事考虑关闭凯内马医院的所有埃博拉病区，以此平息混乱。然而他们意识到，假如他们关闭病区，感染者就会待在家里，由家庭成员照护，病毒会继续扩散，更多的人将会死去。他们必须继续开放凯内马医院的埃博拉病区，吸引埃博拉感染者离开原有社群，来到一个地点接受隔离。
约翰·谢非林曾经以儿科专家身份在拉沙热研究项目组里工作过，认识埃博拉护士中的许多人。来到医院后，他在埃博拉病区里见到了他的两位朋友：穆罕默德·伊拉和爱丽丝·科沃马护士，救护车已经将他们从无国界医生的营地接回了凯内马医院。谢非林抵达的当天，他检查伊拉的情况，意识到他的病情已经无可挽回：他打嗝、尿血和便血。谢非林打破检伤分类的规则，虽然已经无力回天，但还是尽其所能救治伊拉。他以同样方式对待爱丽丝·科沃马，不顾她希望渺茫的事实。她后来在他的护理下去世。谢非林将精力主要放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他毕竟是一位儿科医生。“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两名患者，从他们刚送来时我们就开始悉心照护，”谢非林说，“出于天晓得什么原因，我们把心灵和灵魂放在这些患者身上。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没能活下来。”
世卫组织的加拿大医生罗伯·福勒在凯内马医院工作过，亲自照护过30到40名埃博拉患者。“每天早晨我一走进我负责治疗的区域，就会见到人们在病床上呼喊，”福勒回忆道，“我必须问自己：‘我该先去哪一张病床？’是昏睡不醒的三岁孩童？还是嗓门最大的三十岁女人？无论我先去哪一张病床，另外五个人都会对我说：‘医生，医生！求求你！’假如我给一个病人挂上一升液体，另外六个人也会要相同的东西。我都没法说下去了。”
谢非林逐渐注意到凯内马医院里的埃博拉患者组成了某种社群。能够帮助他们的医生和护士太少，他们于是开始互相帮助。埃博拉患者社群内出现了首领，他们比较年轻，活了下来，正在康复。他们开始帮忙执行护理任务。
约翰·谢非林一直在照护穆罕默德·伊拉，他惊讶地注意到伊拉的病情开始好转。他的大出血停止了，他不再打嗝，高烧逐渐退去。他的免疫系统战胜了病毒。伊拉的存活完全是个谜——他照护姨妈时没有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他大量多次暴露于病毒之下。8月9日，高危实验室报告称伊拉的血液检出埃博拉阴性，他回到了坎布依山坡上的家里。伊拉本来就很瘦，现在只剩下了骨架。他笑嘻嘻地走进家门，对母亲卡迪说：“结束了，我检出阴性。”
她不相信。他上次对她说的就是这几个字：结束了，他检出阴性，然后自己去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营地等死。
他搂住母亲，证明他确实检出阴性。她知道除非他真的检出阴性，否则绝对不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