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独行·莱辛自传（1949-1962） 精彩片段：
伦敦SW5
10月19日
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圈子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都表达在“个人崇拜”这个字眼里。人们居然选出这样的字眼作为一面旗帜，认为我们应该高举它，同党内的错误做斗争。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我们的思维能力已经败坏的标志。因为他们在暗示：让党内民主崩溃的是过度的个人主义。但事实恰恰相反。糟糕的并不是一个人是暴君，而是苏联内外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党员放弃了他们的个人良知，允许那个人成为暴君。
我们现在在讨论，应该在党内建立什么样的规范，才能防止官僚主义和独裁的出现。很多忧虑不安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章程上面，希望能通过某种章程来杜绝暴君的出现， 但规则和章程都取决于人如何制定它。苏联宪法是一部让人景仰的宪法，但它的颁布恰恰伴随着最为恐怖的暴政时期。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的党内规范（我相信）都是大同小异的，但各党的发展却千差万别。
我认为，关于修改规范的这些讨论是一种征候，反映了我们每个人想要放弃个人责任的欲望，想要把个人责任推卸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上，这样，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就可以指责这些外部的东西。对一位敬爱的领袖怀抱着朦胧的信任，这种感觉是让人愉快的；仅仅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卫士”就相信它一定是好的，这让人感到既愉快又舒适； 只要在会上通过了决议就以为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这同样也让人感觉很好。
但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可以一劳永逸地确保我们永远正确的决议。也不存在一套规则，可以让我们再也不需要每天重新做出决定，决定我们把多少个人责任交付给一个中央组织——无论这个组织是共产党，还是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的政府；无论是共产主义政府，还是资本主义政府。
在我看来，过去的三十年已经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成员除非是一些始终在多疑地捍卫着自己的独立判断的个体，否则共产党组织必定退化为一群唯唯诺诺的人。
因此，防止暴政的武器一向都是突出个体性，强化个体责任，而不是把个体责任托付出去。
多丽丝·莱辛
这封信的语调平静、不带感情色彩、谨慎明智，这跟当时所有私下里的谈话差异极大。
它写于1956年，发表在《新理性人》上。党组织立刻通过莫里斯·康福斯做出回应，他对爱德华说，这一定是一封私人信件，不应该发表出来。他们居然这样想，这证明他们对普通党员中正在愤怒蔓延的情绪几乎一无所知。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各种会议、电话和来自国王大街的威胁围绕着我，我手上的这批信一定会让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读起来觉得引人入胜，但没经历过的人会觉得它们枯燥无味。
第二封信：我本来打算写一部讽刺的小长篇，题目叫《我生病时原谅我》，取笑新涌现出来的不折不扣的偶像攻击者金斯利·艾米斯等人（约翰·韦恩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 但我对那部小说又失去了兴趣。
沃里克路58号
伦敦SW5
1957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