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独行·莱辛自传（1949-1962）_沃里克路SW5

沃里克路SW5

那座公寓位于沃里克路，这条街丑陋得出奇，整个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一直有货车轰鸣而过。公寓里有一个大厨房，一个非常大的起居室，楼上有两间很像样的卧室，外加两间小卧室。这是一套“复式公寓”。在我住过的那么多房间、公寓、房子中，这是第一个属于我的地方。房间里面全是棕色的木家具和奶油色墙面，二十年后这是最别致的色调，但在当时却是俗气、保守眼光的代表。我不能住在那种色调里。我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把所有的墙壁都刷成白色。我平衡地站在梯子上、窗台上，有时站在梯子、椅子和木板搭起来的奇妙组合上。有时我的登高装置甚至横跨楼梯井，现在只要想想我当时的举动都会让我发抖。楼下的粉刷工上来瞧了几眼，因为他听说有个女人在抢他的活儿。他看了看我用的粉刷滚筒，滚筒在当时刚刚发明出来，他说，没有哪个正经工人会用这种破玩意。“没有谁能用滚筒干出漂亮活儿。”专家们说。

公寓自带的家具糟透了。我重新油漆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房间里挂起了物美价廉的窗帘，把古旧的地毯染成了绿色。一位朋友有天告诉我，她到我公寓里来，看到我的床上盖着黑色的床罩，吃了一惊。但那是红色的，不是吗？我记得曾经把一条“凸花织锦”床罩染成了深红色。一开始，我把楼上的一个小房间当成卧室，被杰克甩了之后，我就搬到楼下，大起居室成了我睡觉、工作、生活的地方。

当我搬进这座公寓或“复式公寓套房”（它真的很像一栋小房子）时，我的做法跟有些人征服一小块蛮荒之地有很大区别吗？这座公寓是我的，不是在别人家里租下的一个角落。我们用窗帘、颜色和家具在新房子、新公寓里打上我们的印记，但我没有钱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到。我挂在窗户上的东西不是我本来要选的。我的印记是覆盖了每寸墙面的晃眼的白色。我曾以为我的厨房是我的——蓝色的漆布地面，白色的木家具，红色的墙纸——但杰克站在里面，微笑着说：“多像个颜料盒！你跟我妻子的共同点比你以为的要多。她在厨房里贴的墙纸跟你的一样。”那时候，市场上不像今天这样有很多选择，看不到几百种不同的厨房墙纸，所以这种巧合一点也不奇怪。但他的话让我很泄气，真的是这样。

如果不出租一个房间，我负担不起这套公寓，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出租的租金很低，今天即便是在外省也已经没有谁会出租这样的房间了。房间里有刚好够用的床、梳妆台和衣柜，地面是涂着油漆的木板，所有的东西都色调明快、价格低廉。盥洗室和马桶是公用的。彼得住的是大卧室中的一间。我有一连串房客，因为它们，我从此进入了一群迷失、孤独和不适应社会的人的世界，这些流浪者和边缘人在庞大的城市中从一间出租屋漂向另一间出租屋。这是一段令人厌恶的经历。我是个年纪轻轻的独身女人，这对整个处境没有什么好处。我作为女房东获得的最高社会礼遇是遇到两位法国房客，他们是法国大使馆的低阶外交官，租了一个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他们很有魅力，充满抚慰人的法国式男人对女人的情感。这些当然鼓舞了我的士气。他们送花给我，帮我干各种我干起来吃力的零碎家务活，比如搬动笨重的家具。他们对彼得也很好。他们是法西斯主义者——我指的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当时法国正与越南进行最后一搏，他们称越南人为丧胆的棕色小兔子。这两个漂亮的年轻人在楼上四间屋子里玩抓兔子，吓唬彼得，因为他们喜欢暴力和恶作剧，尽管只是在开玩笑。他们是传统的排犹主义者。他们抱怨街上那些黑人：“他们应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出租房间的经历让我无比沮丧，几个月后，我决定冒险放弃出租，有多少花多少，希望我的进账够用。真的够用了——或多或少。

彼得过得不开心。他在第一个学校里成绩不错，喜欢在学校的时光（或者说看上去喜欢）。到了选择高年级学校时，我想，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让他继续留在他一直表现不错的学校呢？彼得的学校在诺丁山门附近，大多数孩子都从学校的低年级部直接转到高年级部，中间只有一门之隔。但彼得一进入高年级部就开始闷闷不乐，可怜兮兮的，成绩也在班里垫底。然后他告诉我，校长打过他。以前从来没有人用巴掌打过他。我去见校长，他是个身材矮小的霸道的人，让人不快。他说，省了棍子，惯坏了孩子，而且管彼得叫“有福气的莱辛”。我知道彼得受惩罚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这远远不是他生活中最后一次因为这个而受罚。成功人士的孩子有时候会因为父母的身份而吃些苦头。这位校长身上最糟的地方是他那冷冰冰、尖利的挖苦声调，我小时候听到这样的声调就会发抖。他有气无力、满怀嫉妒地评论我写的书。彼得换了两所学校，情况都不好。我想，这个最合群的孩子经常跟我一个人待着，这对他很不好。他仍然每晚不到九十点钟不睡觉，早晨五六点钟就起床。他平时在学校寄宿，周末回家住，但他不喜欢回家。他不喜欢沃里克路，跟我一样不喜欢。我有房客的那段时间，彼得对他们心怀不满而且不信任他们。他已经习惯了待在有活泼家庭氛围的房子里（琼的房子），现在他必须保持安静，因为担心会打扰住在他自己家里的陌生人。我犯了个错误，不肯买电视机，虽然他百般央求我。我的想法是，他每天要看几个小时的“漫画书”，这已经够糟了。结果他养成了习惯，放学后总是去朋友家里看电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展开了一场意志对抗，后来似乎在所有其他事情上也变得如此。我知道，彼得需要的是一位父亲。当哥特弗莱德丢下他时（就那样丢下了他），他难过极了，于是我特意在他心目中塑造了一个英勇的哥特弗莱德的形象，把他描绘成一个为穷人和孤苦无依的人而战斗的英雄。这几乎一点也不真实，但我相信让这个孩子知道太多共产主义的失败对他不好。我编了很多故事，讲他——彼得——跟哥特弗莱德如何一起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从解决贫民区的住房问题，到跟地主做斗争（那时候，地主瑞奇曼的名字仍然是对佃户的残酷剥削的同义词），乃至击溃纳粹的一整支部队。后来，等到彼得长到十多岁去看望哥特弗莱德时，他发现他爸爸用尽各种办法对我恶语中伤，而且他这样做已经有好多年了。这一点也不罕见，失败婚姻中的一方（通常是女方，但并不总是女方）在孩子面前为不在身边的那一方描绘出一幅“正面的”、恭维的肖像，最后却发现对方在孩子面前将自己描绘成恶人。

怎样才能改善一下这种糟糕的状况？这段时期，艾希纳夫妇帮了我和彼得的大忙。在东格林斯特德，在石丛中的农舍里，在其他孩子中间，住着一个真正正常的家庭：有妈妈、爸爸和孩子们。他们一家在彼得的生活中起到了平衡作用，跟我的状态相平衡：我是单身妈妈——这在当时比现在罕见得多——不合常规的妈妈、写作的妈妈。而彼得正处在最看重体面和生活常态的年龄。艾希纳夫妇带着自己的孩子和来做客的孩子到各地旅行，足迹遍及英国，也去了国外：法国、西班牙。彼得跟着他们一起去。

在艾希纳家里，彼得也成了一项推广活动的一部分。弗雷德·艾希纳有些天赋，他发明了一种他称之为“塑料泡沫”的东西，一共有两类：一类是块状物质，里面满是小气孔，像海绵一样；另一类是各种尺寸的小球球。他有一座小工厂。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用于包装，对花店也有用。这支有大人也有小孩的大篷车队一边周游英国，弗雷德·艾希纳一边尝试着做点生意，同时也在寻找银行或有远见金融家为他提供资金支持。然而在我知道的那几年，他总是失败。他也许最后取得了成功。

他们的长子迈克·艾希纳是彼得的朋友，他来伦敦和彼得一起出去玩。到了假期，我自己带彼得，有一年夏天去西班牙住了一个月，彼得很喜欢那里，但我不是很喜欢。

楼下的公寓里有段时间住着一个跟彼得年龄相仿的男孩。家长们希望两个男孩能交上朋友，这是家长常有的想法。但这两个孩子都不喜欢对方。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曾帮彼得一起用集邮册集邮，我们买邮票，还写信向人讨邮票，并且彼得也跟人换邮票。楼下的小男孩拿了彼得的集邮册，偷走了里面一半的邮票。彼得很可怜，像一般小孩感到自己落入了环境的陷阱时那样充满了难以遏制的愤怒。我让那个男孩的妈妈把彼得的邮票还回来，但她只是说“可怜的小男孩”——她指的是她儿子。这很不公平，让彼得很受伤害，而我只感到再熟悉不过的心灰意冷的气馁：彼得经常遭受委屈，我却无能为力。

这个主题就写到这里。靠自己一个人把儿子带大的女人都知道这有多困难，而没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根本无法体会。一个人也许可以很容易地描写单个的戏剧性场景，比如，一位来伦敦旅行的人出现在门口，给彼得捎来一份爸爸送他的礼物，例如一只塑料鲸鱼，但却没有爸爸的只言片语，没有信，什么也没有。一个人也可以写出这件事情让孩子感到的痛苦，描写他的不解和母亲的恼怒，但没有谁能写出日复一日的艰辛：努力做不可能的事情，既当父亲又当母亲。

杰克最后离开我的时候，我们在巴黎。他要去国外的一家医院工作。我知道，他这样安排是为了跟我分手。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结束了，但我们都在说：“没关系，只去六个月。”他坐飞机走，但他陪我去了火车站售票处，我要在那儿买回伦敦的火车票。我们拥抱。他走了。我僵直地站在那里，泪如雨下。窗口售票的年轻人发出同情的唏嘘。没问我一句话。他看到我手里有包吉坦尼斯烟，便一溜烟从他的小亭子里出来，往我嘴里放了一支，点着，啧啧了两声，轻轻拍着我，连说几次“可怜的小东西☾1☽”，然后溜了回去，为窗口的顾客服务。当我终于能够走上前去买票，他说，爱情是很重要的，但要振作起来，我很快就会找到新的爱人。

情况糟透了。这段持续了四年的“婚外情”其实是一段婚姻，比我前两次法定婚姻都更加真实的婚姻。在那两次婚姻里，我天真未凿，没有经验，只把自己很小一部分投入了进去。但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我一直义无反顾，要么全情投入，要么一无所有。然而这多么荒唐：他从来没说要跟我结婚，从来没做过任何允诺。然而我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允诺给了他。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爱情。他几乎不明白这段爱情对我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后来出现时（一共出现了三次，最后一次是七十年代）居然说得出这样的话：既然我们以前相处得那么好，我们就应该重新开始。说话时眼睛看着床，那是我们两人了解对方的地方……但确实还有很多其他方式，不是吗？我在《刻骨铭心》中描写我离开了两个小孩子，招来了一些批评，批评我没有刻画自己的感受。但我认为那感受是显而易见的，我一定很难过，任何有头脑的读者不需要看到仪式般的捶胸顿足也会理解这一点。现在我也是这样觉得。没有谁不曾在某段时间为爱而痛苦过。因此这样说应该足够了：被这个男人抛弃，这对我来说糟透了。糟得不能再糟。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男人们爱上我，但无济于事，我一点也不在乎他们。接着，在不明智的反思后，我做了件傻事。我不认为我的前两次婚姻是出自我自己的选择：第一次婚姻是因为战争临近，即将爆发的战争总是婚姻的好掮客；第二次是一场政治婚姻。我最强烈的爱情，跟杰克的爱情，却这样糟糕地结束了。我干吗不像人们几百年来做的那样，挑一个跟自己趣味和思想（在当时这必然包含政治思想）相投、相似的男人？在对我感兴趣的男人中间，有一个男人再合适不过，而且他待彼得非常和善，彼得也喜欢他。我们开始了一段亲密关系。这对他是一段很糟糕的经历。他爱着我，完全是认真的，而我却必须让这段关系结束。他让我感到窒息。没有理性可以解释的理由，我也一直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愉快地见面、谈话、散步、一起进餐，我觉得他让人开心——然后就开始了，最后我感到毫无道理地想要逃走，想要离开。在床上也是如此，尽管表面上看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无法呼吸。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从那以后也没再发生过。我对自己感到震惊，我居然让他陷入这样的痛苦，他受到了很深的伤害。

现在再说说我妈妈：残酷的故事还在继续。她已经在伦敦住了四年，伦敦是我妈妈在流放岁月中一直梦想的世外桃源，而她这四年是在一座压抑的小房子里度过的，照顾另一个老人，这个老人甚至不是她自己的亲戚，而是我爸爸的。我不在的时候，她不止一次到琼家里来陪彼得。她总是说：“我只是希望能对我的孩子有点用处。”当我离开琼那里，有了自己的地方，她提议（语气不是特别自信），她应该来跟我一起住。“你需要有人帮你照顾彼得。”我的确需要，迫切需要，但不是来自她的帮助。她去见萨斯曼太太，想让她说服我明白事理。萨斯曼太太用各种传统的表达方式告诉她，年轻人需要过自己的生活。我妈妈从萨斯曼太太那里回来，抱怨说萨斯曼太太是罗马天主教徒。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可以抱怨萨斯曼太太是犹太人，不是英国人，她深受欧陆文化的影响，是她让我接受了荣格和弗洛伊德这类不列颠外的影响。但她抱怨萨斯曼太太是罗马天主教徒？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我妈妈都不会有反应，她甚至根本听不见我在说什么。

现在彼得已经觉得艾希纳家——孩子们的天堂——比跟我妈妈出去玩更有吸引力。我试着提醒妈妈，一个精力充沛的九岁男孩，肯定会觉得一个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孩子的地方比跟大人在一起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