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独行·莱辛自传（1949-1962） 精彩片段：
登比路W11
巨轮上，我高高地站在船舷边，抱起小儿子：“看！那就是伦敦。”码头在前面：混浊的水道和沟渠，暗灰色的朽烂的木墙和房梁，吊车、拖船、大大小小的轮船。我的孩子也许在想：这些轮船、吊车和海水还是开普敦的样子，只是现在大家管它们叫“伦敦”。对我来说，真正的伦敦还在前面。我真正的生活将在那里开始。要不是战争阻断了通往伦敦的道路，那种生活早在几年前就应该开始了。洁净的白板，崭新的一页，一切都将要重新书写。
我满怀信心和乐观的憧憬，尽管我的财产少得不能再少，只有几乎不到150英镑的现金和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以及几份短篇小说的手稿。《野草在歌唱》的手稿已经被约翰内斯堡☾1☽的一位出版商买下了，他明确告诉我，这本小说的内容极具颠覆性，因此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出版。我随身带着几箱书（我离不开它们），一些衣服，还有些不值钱的首饰。我母亲要给我一些钱，那些钱少得可怜，我没有要，因为她自己也一贫如洗。况且我整个远行的意义就在于远离她，远离家，远离南罗得西亚☾2☽——那个可怕、狭隘的国家。在那里，人与人之间即便有什么严肃的谈话，话题也总离不开种族界限，离不开“黑人是如何如何无能”。现在我自由了，我终于完全成为我自己。我感到我是由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是自足的独立个体。我描写的是一位青少年的感受吗？不，我当时已经接近30岁了，经历过两次婚姻，但我觉得我还没有真正结过婚。
我同时又感到精疲力竭，因为带着孩子。在一个月的旅途中，我那两岁半的孩子每天早晨五点就会醒过来，为新的一天欢呼雀跃，晚上到了十点还不肯入睡。从早晨醒来到晚上睡下，他一刻也不安静，除非我给他讲故事，或者唱着催眠曲哄他入睡。我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在这上面，而他一路过得很开心。
我像每个来自南非的人一样，一看到是白人在码头上卸货，心中就会闪过些许不安的念头，或者说感受，因为在南非，这些重体力活都是黑人干的。看到白人像黑人一样工作，很多白人会觉得不自在，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但在我身上，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就是他们了，工人，工人阶级。当时，我相信历史的逻辑不可阻挡，工人们将接管整个地球。他们——那些肌肉结实、吃苦耐劳的硬汉——当然还有像我这样的人，都是工人阶级的卫士。我没有故意把那时的想法写得很滑稽，如果我这样做了，就不够实事求是了。当时，即便没有几亿人，至少也有几百万人在那样想，使用着那样的语言。
我手上有太多材料可以写进这部自传，但没有什么比一部上百万字的自传更让人望而生畏了。我写过一本题为《找寻英国人》的小书，那时离我初来伦敦的日子隔得还不算太远，它能为我在伦敦最初几个月的生活添加一些纵深的视角和细节。问题马上来了，不折不扣的问题。那本小书里写的内容是真实的，出于对名誉的考虑，其中有两三个人用了化名，现在也仍然要保持化名。但毫无疑问，那本小书尽管“真实”，但仍然不如我要在这里写得这么真实。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语调，而语调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那本小书更像一部小说，具备小说的形态和节奏。相对于生活而言它似乎过于齐整了，但它至少对一件事情的描写是精确的：初到伦敦的我回到了儿童观看和感知事物的方式。每一个人、每一栋建筑、每辆巴士、每条街道都在冲击着我的感官，而我以儿童般单纯的思维承受着它们的震撼。一切都被放大了，变得格外明亮、格外黑暗、刺鼻和喧闹。现在的我不再像当时那样感受伦敦了。那时的伦敦拥有一种狄更斯式的夸张。并不是说，我在透过狄更斯编织的帘幕看伦敦；我的意思是，我看到的伦敦跟狄更斯眼中的伦敦一样——一幅诡异的景象，处在超现实的边缘。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伦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很难相信它曾经存在过：墙壁没有粉刷，建筑物污迹斑斑，到处都有裂缝，沉闷而晦暗。一座被战争摧毁的城市，有些区域完全成了废墟，废墟下面的洞里积满污水，那是以前的地下室。整座城市有时会被突如其来的黑雾吞噬，那就是《净化空气法案》实施之前的伦敦。一个人如果只知道现在的伦敦——矜持、整洁的建筑，热闹的咖啡馆和餐厅，美食和咖啡，年轻人穿梭往来、寻欢作乐、午夜过后才肯散去的街道——那么他根本无法相信当时的景象。没有咖啡馆，也没有好的餐馆。人们的着装保持着战争时期的“艰苦朴素”，黯淡而且难看。到了晚上10点，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空无一人。享受政府战时补贴的食堂往往是整个街区仅有的可以吃饭的地方，那里有不错的荤菜、难吃的素菜，还有给小孩吃的布丁。里昂餐馆对普通人来说是最高级的餐馆，我还记得那里的炸鱼配薯条和土司配煎蛋的味道。当时也有一些供有钱人去的精致餐馆，出于尴尬，这些人总是避免让人看见，因为战争期间的配给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严苛。你在整个英伦三岛都别指望喝上一杯像样的咖啡。仅有的文明场所是酒馆，但酒馆晚上11点就打烊，而且你必须具备和酒馆相配的气质才能进入。而这几十年来，酒馆变得太多了，它不再让外来人觉得像是进了一家俱乐部，它有自己的会员或“常客”，外来人在这里只会觉得自己是被勉强容忍。配给制仍然在施行。战争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它不仅徘徊在炸弹袭击过的地方，还萦绕在人们的头脑和灵魂中。人们聊着聊着，话题就会转向战争，就如同受伤的动物舔着酸胀的伤口。人们既警觉又疲惫。
1950年元旦前夜，出版圈的一个美国人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狂欢。6点钟，我穿上我最好的裙子来到莱斯特广场跟他会合。我们以为会看到兴高采烈的人群，但街上空无一人。我们在一家酒馆待了一个多小时，觉得和那里格格不入，于是开始找餐馆。那儿有些昂贵的餐馆，但我们吃不起，而中国餐馆、印度餐馆、意大利餐馆等各个国家的风味餐馆——这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餐馆在当时一个也没有。所有的宾馆都订满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苏荷区和皮卡迪利一带来回走着。所有的东西都如此阴沉、乏味。后来他说，管他呢，我们自己找乐子去。出租车司机把我们送到梅菲尔的一家俱乐部，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灿烂年轻人”☾3☽的后继者们喝得酩酊大醉，互相扔面包。
到了五十年代末，伦敦就有了咖啡馆和好吃的冰激凌（多亏了意大利人），有了物美价廉的印度餐馆。人们的衣服色调明快，价格便宜，不再像当年那么一本正经了。整个伦敦被粉刷一新，充满欢快的气氛。大部分炸毁的废墟都不见了。最重要的是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阴影。他们不谈论战争，也不去想它。
我一开始住的地方在贝斯沃特，那一带肮脏、破败，很难把它与昔日的辉煌联系起来。每到傍晚，妓女们就会在大街上聚集。按照原来的安排，我要跟一个从南非来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合住一套公寓。我在《找寻英国人》中描写了这段有些不快的经历。我们住的公寓很大，家具齐全。其中有两间房租给了妓女。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打扮得漂漂亮亮、跟男人一起上下楼的姑娘们是做什么的。但我发现后马上去找那个南非女人理论，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两个小孩儿不好，可是她却突然哭了起来，说我不够友善。
我整整花了六个星期才找到一个愿意让小孩住进去的地方。热浪悄然来袭，这让我十分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抱怨英国天气阴冷。我走在滚烫的人行道上，双脚投降了，斗志也要垮了。就在这时，一家意大利人欢迎我的孩子和我搬进去，解决了我的主要问题。那栋房子在登比路，而彼得进了附近一家市政托儿所。要知道，从他一生下来，他的环境就教给他要合群，所以他喜欢去托儿所。他每天从托儿所一回来就钻进地下室，那里住着一个跟他同龄的小女孩。那座房子阴冷、肮脏，而且被战争毁了，这让我十分泄气，但它却是彼得的乐园。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新生活，然而是在一个不折不扣的阁子间里。阁子间小到我没法把打字机摆出来。我从《作家与艺术家年鉴》上随便选了柯提斯·布朗经纪公司，寄了几篇短篇小说给他们。朱丽叶·奥希给我回了信（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封内容固定的格式信），信上说：“不错，但你有没有长篇小说，或者有没有想写长篇？”我回复她，我确实写了一个长篇，但已经卖给了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出版商。她说想看看我的合同，而在看到合同后，她大吃一惊并且非常生气，因为为了补偿出版商出版这本“危险的书”所承担的风险，他们要拿走我所得收入的一半。她给他们发了电报，告诉他们如果不解除跟我的合同，她就揭发他们欺诈。周末一过，她就把书卖给了迈克尔·约瑟夫。
帕米拉·汉斯福德·约翰逊是迈克尔·约瑟夫的读稿人☾4☽，她写了篇热情洋溢的报告，同时建议对这本书作一些修改。我已经在这本书上花了几年时间，不断地写、重写，所以再也不想改了，尤其当时我的肩膀还受了伤。怎么会受伤？这完全是由一起严重的心理事件引起的。当时，我在莱斯特广场跟一个小伙子看电影《天堂的孩子》。他在罗得西亚的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时，我们坠入了最浪漫的恋情。但我们的生活却走上了戏剧化的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将去英国工业联盟☾5☽供职，而我，用一个也许会让人不安的词来说，仍然是赤色分子，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从电影院出来，径直踩进街上铺的滑滑的沥青里滑倒了。铺路工人说，我应该看路。哥特弗莱德☾6☽已经到了伦敦（他提议的居住地），他跟从索尔兹伯里☾7☽来的多萝西·施瓦茨一起住在靠近贝尔塞斯公园地铁站的一套大公寓里。在我的肩膀康复期间，他把彼得接过去住了六个星期。
过来人的感觉赋予我的回忆一种轻快的语调，因为即便当时有困难，我也都一一应付过去了。但下面这小小的一幕却描绘出一幅不同的景象：我站在女王道地铁站站台上，左胳膊挂着绷带，黄色羊毛衫的纽扣扣在胳膊外面。一个纽扣开了，一阵风把毛衣吹得从我左肩上滑了下去，我站在那里，文胸露了出来。在伦敦，即便你赤身裸体地走在牛津大街☾8☽上也几乎没有人瞥你一眼，所以我感觉到的尴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挣扎着想将衣服穿回来，可一切都是徒劳。一个女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让我面朝着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别针，把我的毛衣别在绷带上。她站在那里端详着我的脸：“骨折了，是吗？嗯，骨折要四十二天才会好，也就是六个星期。这还是最短的。”我说不出话来，“开心点，最糟糕的事儿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这已经是最糟糕的事儿了。”我好不容易说了一句。她大笑，笑得无所顾忌，那声音嘶哑、粗糙，好像是在说“你还能指望什么”。那种笑声至今还可以在经历过闪电战的人那里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