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果戈理_二、官府幽灵

二、官府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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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在俄国舞台上演出，引起异乎寻常的轰动，这段历史与本书的主角果戈理当然几乎没有关系，但是简略说一说这些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也许并非完全是多余的。由于头脑简单的人必然会在这个剧本里看到猛烈发动的、针对田园风光似的俄国官僚腐败制度的社会讽刺，因此，人们很想知道作者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对于看到这个剧本上演会抱什么样的希望。文艺审查委员会与所有这样的组织一样，明显都是一群卑躬屈膝的蠢货或者自命不凡的傻瓜，因此，一个作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把国家官员描写成抽象的人物和超凡美德的象征，仅这样一件事就是让这些审查官肥厚的脊背从上到下不寒而栗的大罪。《钦差大臣》居然是有史以来用俄语写的最伟大的剧本（不但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这自然是远离审查委员会委员们的脑袋十万八千里的事情。

但是一个奇迹发生了；那是一种与果戈理的上下颠倒的世界之物理特性相一致的奇迹。最高审查官，万人之上的审查官，他是上帝那一级的神明，太高大了，人的笨拙的舌头根本无法说出口来，光辉、集权的沙皇本人，突然一阵最意想不到的喜悦涌上心头，下达圣旨，这个剧本审查通过，可以被搬上舞台。

我们很难推测《钦差大臣》里的什么合了尼古拉一世的心意，让他感到高兴。这个人几年前红铅笔一挥，在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1☽的手稿上写下几句愚蠢的话，建议把这个悲剧改成像沃尔特·司各特写的那种小说，他也与一般的统治者一样（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或者拿破仑皇帝也不例外），与真正的文学是毫不相干的，因此，除了把果戈理的这个喜剧看作是一个滑稽的闹剧之外，我们几乎无法推想，他还能在剧本里看出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另一方面，一个讽刺性的闹剧（假如我们作一时的想象，萌生《钦差大臣》是一个讽刺闹剧的谬见）似乎也不大可能吸引沙皇古板、没有一点幽默感的情绪。鉴于这个人还有头脑——至少还有政客的头脑——因此，认为能让他的臣僚从怠惰中振作起来他就得意洋洋，而不顾及激发臣僚的同时，也有会激发平民百姓与君主同乐的危险，这样的看法是大大低估了他的智慧。事实上，这个剧本首次上演以后，据说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获得了他应得的，尤其是我”；假如他真说过这句话（可能这不是真的），那么对于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腐败的批评，与对于政府本身的批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在沙皇看来也一定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只能假设，允许剧本上演是由于沙皇突然心血来潮，正如像果戈理这样的作家的出现，也是任何可能推动了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学发展的时代精神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动力。一个暴君大笔一挥批准了这个剧本的上演，很奇怪，就等于他在俄国作家的血液里注入了非常危险的细菌；危及君主制思想，危及官僚罪恶，危及——这是三个危险中的最重要的危险——文学艺术；因为果戈理的剧本被热心公益的人误解为一种社会抗议，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引发了大批轰轰烈烈的谴责腐败和其他社会弊端的文学，引出了大量的文学批评，谁不在他的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里谴责地区警长或者鞭打农民的老爷，谁就被剥夺了作家的称号。十年以后沙皇把这个剧本忘得一干二净，连谁是果戈理，他写过什么，都没有一点印象了。

《钦差大臣》的首场演出在表演和布景方面是很糟糕的，低劣的假发，小丑式的服装，以及剧院方面硬加到他剧中的粗俗的过于夸张的表演，都受到果戈理极其辛辣的批评。这次演出开了把《钦差大臣》演成滑稽讽刺剧的先河；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加了让人联想起a comédie de mœurs☾2☽的背景；于是二十世纪继承了铺张的果戈理式台词与昏暗而平淡的布景的结合——只有一些天才演员的个性偶尔才能解决的事态。很奇怪，正是在书面语在俄国已经死亡的时代，距现在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3☽俄国舞台监督梅耶荷德☾4☽拿出了真正传达出果戈理风格的《钦差大臣》的演出版本，尽管他歪曲和添加了内容。

我仅仅看过一次这个剧本用外语（英语）演出，而这一次演出我是不想再提起了。至于这本书的翻译，塞尔泽☾5☽和康斯坦斯·加尼特☾6☽的译本，谈不上孰优孰劣。尽管加尼特完全缺乏文字才能，但是她的翻译还是有些谨慎，因此比起《外套》和《死魂灵》的一些极荒谬的译本来，让人少些难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吉佐平淡乏味的《哈姆莱特》译本☾7☽相比。当然，译本里没有一点果戈理的风格。译本的英语枯燥乏味，而且总是故作庄重，让人受不了。只有爱尔兰人可以尝试啃下果戈理。现在把典型的不够格的翻译列举一二（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出很多）：果戈理在说到伯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这两个乡绅的时候，简略描述他们都有胖鼓鼓的小肚子（或者如他在另一处所说的，“他们一定就是凸出的肚子——像怀孕妇女那样的尖尖的小肚子”），意思是说他们是小而瘦弱的男人——这样的描写对于创造出正确的多勃钦斯基和伯勃钦斯基必须表现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康斯坦斯·加尼特把这句话翻译成“两人都大腹便便”，结果把果戈理糟蹋了。我有时候想，这几个旧英“译本”酷似中国有一个时期通行的所谓“千刀万剐”。那是说从受刑人的身体上割下止咳润喉片大小的一小方块肉，比如，每隔五分钟左右割一块，直到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挑选也颇有讲究，要确保受刑人活到割去第九百九十九块肉☾8☽）把整个身体都小心翼翼地割光。

那个译本还有许多彻头彻尾的错译，例如“清汤”，而不该是“燕麦汤”（“燕麦汤”应该是济贫委员会专员在医院里喂病人的）或者——这说起来就相当有趣了——法官一生中阅读过的五六本书，提到其中一本叫“砖瓦匠约翰书”，听起来像《圣经》里的书，而原文实际上是说约翰·梅森☾9☽（或者人家说是他写的）的一本历险记，他是十六世纪的英国外交官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曾被派往欧洲大陆替都铎王朝君主搜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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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大臣》的情节也像果戈理所有的书的情节一样，都是无关紧要的。☾10☽而且，就剧本而言，它的构思是所有剧作家的共同财富：从有趣的将错就错故事中榨取最后一滴。似乎普希金在给果戈理讲述他在下诺夫哥罗德☾11☽一家旅店投宿，人家误以为他是京城来的大官这个故事的时候，曾向他提过建议；而另一方面，果戈理自从参加学校业余演出以来脑子里就塞满了旧剧目（从三四种外语翻译成蹩脚俄语的旧剧），因此说不定早把普希金的提醒丢在脑后了。一件艺术作品可以追溯到一个“真实故事”（这个说法一般是错误的，并且始终是毫无意义的），很奇怪，我们竟然有从这样的一个说法里寻找满足的病态的癖好。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得知作家也和我们自己一样没聪明到能自己编造一个故事，我们就开始更加看得起自己了呢？或者，当我们得知在我们不可思议地瞧不起的“虚构”下面还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我们可怜的想象就增添了几分力量了呢？或者，概括起来说，这里是否体现了我们对于事情的真实性的崇拜呢？就因为这个缘故小孩子们会问讲故事的人：“真有这样的事吗？”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老托尔斯泰在过于追求道德伦理的时期止步不前，不敢亵渎神明，像上帝创造人类一样，去创作完全虚构的人。是否如此？不管是怎样的情况，在这个剧本首场演出大约四十年以后，某个政治流亡者☾12☽（他正在伦敦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很希望卡尔·马克思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在六十年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著名激进分子和谋反者（也是有力地宣告俄国文学“果戈理”时代到来的批评家之一，这个委婉说法的意思是，小说家有单枪匹马改进社会与政治状况的责任，这样的说法恐会把果戈理吓倒）。这位政治流亡者秘密回到俄国，乔装打扮成一名地理学会的会员（这一点是很贴切的）来到遥远的雅库茨克地区，目的是要劫走一位西伯利亚的囚犯；由于他曲折蜿蜒的途中越来越多的人错把他当成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完全与果戈理剧本里写的一样——他要劫走罪犯的计划被挫败。生活中这样的对艺术虚构作品的庸俗模仿，比起艺术作品模仿生活来，更加有意思。☾13☽

作者给剧本的题词是一句俄国谚语：“脸歪别怪镜子不真。”当然，果戈理从来没有画过肖像画——他用镜子，而且作为一个作家，他生活在他自己的镜子世界里。读者的脸是丑陋还是漂亮，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不但镜子是果戈理自己制造的，它有自己特别的折射特性，而且这个谚语针对的读者也属于同一个具有像鹅、像猪、像馅饼、像丑八怪的脸部表情的果戈理世界。即使是在果戈理最差的作品里，他也是在创作他的读者，这可是大作家的特权。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圈子，我们不妨说，一个封闭的家庭圈子。它不向外部世界开放。把这个剧本看作是一种社会讽刺（公众观点）或者把它看作是一个道德讽刺（果戈理的迟到的修正），都没有说到点子上。《钦差大臣》中的人物不管是否是按照真实的人仿造的，他们只能在果戈理想象中的真实的人的意义上是真实的。俄国，热切学子之乡，非常认真地，立即开始实践这些想象了——但是那是俄国的职责，不关果戈理的事。在果戈理那个时代的俄国，行贿受贿像当时、像现在的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盛行——而且另一方面，在果戈理时代的任何俄国城市，都活着比《钦差大臣》里的和善的无赖更令人讨厌的流氓。想要把小说写成有教育意义或者能振奋人的精神，或者写成捍卫国家利益，或者像槭糖汁和橄榄油那样有益于健康，对于这样的人我积怨已久，这就是为什么我老是要提起《钦差大臣》问题的这一无聊方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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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以耀眼的闪电开始，以一声闷雷结束。事实上，这个剧本完全处于闪电与响雷之间的紧张间隙里。剧本不存在所谓的“提示性说明”。霹雳迫不及待地解释气象条件。整个世界是一个臭氧的淡蓝色的颤抖，而我们就身处其中。果戈理保留的他那个时代的唯一舞台传统就是独白，但是，在等待轰隆一声巨响的时候，在雷雨到来之前的紧张寂静中，人们的确会大声自言自语。试想你认为你自己已经醒来，而你所做的一切却是进入最可怕的（梦中假的现实中最可怕的）梦境，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一个梦境中的可怕的人们。果戈理掌握着一个奇特的方式，让“次要的”梦中人物在剧本（或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出现，以便炫耀他们一刹那的活生生的存在（例如《斯邦卡的梦》中的那个路过的P上校，或者《死魂灵》中的许多个人）。在《钦差大臣》这个剧本里，这个手法在一封荒诞的私人信件一开始就十分明显，这封信是市长斯科沃斯尼克德穆哈诺夫斯基大声读给他的部下听的——督学赫洛波夫、法官里亚普金特亚普金（马马虎虎先生）、慈善专员泽姆里亚尼卡（草莓先生——一颗被青蛙舌头碰伤的熟透的褐色草莓）之流。注意，这些可怕的名字与，比如，时髦的“好莱坞俄国”假名、托尔斯泰采用的渥伦斯基☾15☽、奥勃朗斯基☾16☽、勃尔康斯基☾17☽等等截然不同。（果戈理发明的名字其实都是诨名，是我们在将它们变成姓氏的时候感到非常意外的名字——性质的变化始终是我们观察起来很兴奋的事情）。读完公文中京城彼得堡一名钦差大臣即将莅临这一重要内容之后，市长不假思索地继续大声读信，他含含糊糊的声音引出了想要挤到显眼位置的与众不同的次要人物。

“……我姐姐安娜·吉里洛夫娜和她的丈夫到我们家来了；伊凡·吉里洛维奇［凭姓氏来判断，显然是一个兄弟］发福了，老是在那里拉小提琴。”

这里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这些次要人物之后不会再出现在舞台上。我们都知道在第一幕开头随意提及的某某姨妈或者火车上遇见的陌生人。我们都知道，引出这些人的那一句“顺便一提”其实意思是说带澳大利亚口音的那个陌生人或者有滑稽业余爱好的叔叔，假如他们不是一会儿以后飘然进场，就绝不会被提起的。确实，一句“顺便一提”一般说来就是一个确定的暗示，传统文学的同情谅解标志，即这一句话里提到的人最终就是这个剧本中的主要人物。我们都知道那老一套的伎俩，都知道徘徊在最初几幕的忸怩作态的精灵，无论是在斯克里布☾18☽国还是在百老汇，都是如此。一位著名的剧作家☾19☽说过（可能是他不耐烦了，在给一个很想了解这一行当有什么秘诀的讨厌的人复信时说的），假如在第一幕有一杆枪挂在墙上，到了最后一幕就必须开枪。但是果戈理的枪挂在半空，而枪并没有响——事实上，他的暗示的魅力正是什么结果也没有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