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果戈理_四、导师与向导

四、导师与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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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二年五月，果戈理又离开俄国，重新开始他在国外的神秘漂泊。滚动的车轮为他编写了《死魂灵》第一部的故事；在第一次穿越一个模糊的欧洲的一系列旅程基础上，他给自己画的一个个圆圈，产生的结果是胖而圆的乞乞科夫成了一个转动的马车车篷、一条模糊不清的虹；实物的转动帮助作者催眠自己和他书中的主人公，进入变化多端的噩梦，而在未来许多年里，头脑简单的人会把这样的噩梦看作是一幅“俄国全景图”（或者“俄国的家庭生活”）。现在该着手训练自己进入小说的第二部了。

人们感到纳闷，在背负如此沉重烦恼的心灵的深处，果戈理是否认为，滚动的车轮，漫长的道路，曲折蜿蜒如意气相投的长蛇，隐约令人陶醉的马车的平稳运动，在写作第一部的时候这平稳的运动是如此令人满意，这些将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部续书，而这部续书将围绕第一部书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形成一个清晰明亮的光环。这一定是一个光亮的晕，对此他是信心十足的；否则，书的第一部就可能被认为是魔鬼的妖术。根据他在书发表以后再来为这部书打基础的做法，他设法让自己相信，实际上因为有了书的（目前还没有写成的）第二部，才诞生了书的第一部，并且相信倘若不把产生第一部的缘起呈现给智力迟钝的读者大众，第一部书不可避免地将只能成为没有图例的说明文字。实际上，他将很不幸地受到第一部书绝对形式的牵制。在他试图创作第二部的时候，他的做法必定完全跟切斯特顿的一篇小说☾1☽中的凶手一模一样，在小说里，凶手迫不得已将受害人屋子里的所有信纸以insolite☾2☽的形式布置起来，伪造一个传达自杀信息的现场。

病态的谨慎也许可能添加了某些其他的考虑。尽管他迫切想详细了解人们如何看待他的作品——任何人或者批评家，从拿官府俸禄的流氓到对舆论巴结讨好的傻瓜——但是，他还是很艰难地竭力在信中对人解释，在批评文章中他所关心的只是他们所做的对于他本人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评价。让他感到非常困扰的是，他发现严肃认真的人们，称心或是憎恶地把《死魂灵》看作是对农奴制度的猛烈谴责，正如他们在《钦差大臣》里看到的是对于腐败的抨击。因为在平民读者的心目中，《死魂灵》正在慢慢地变成《汤姆叔叔的小屋》。这一情况尽管让他烦恼，但是人们怀疑那些批评家——一本正经的老派名人们、虔诚的老处女们以及希腊正教会的清教徒们——的态度或许更叫他烦恼，因为他们悲叹他创作的形象的“感官刺激性”。他同时还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他的艺术天才超人的力量，而且还有——他所憎恶的——与这样的力量相伴的责任。他的内心还有想要更大的（不承担责任的）影响的愿望，就像普希金故事里的渔夫的老伴想要一个更大的城堡。果戈理已经成了一个说教者，因为他需要一个布道坛来解释他书中的道德体系，因为直接与读者接触在他看来似乎是他自己的吸引力的自然发展方向。宗教给了他必要的圣歌吟唱起始短句和吟唱方法。宗教是否还给了他其他东西则尚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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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仿佛就是一块滚动的罕见的卵石，上面长出了——或者说，心里想他会长出——一种罕见的苔藓，花了许多个夏季，从一个温泉胜地漂泊到另一个温泉胜地。他的毛病难以医治，因为他的毛病模糊而多变：抑郁症发作的时候，他的思想就会麻木，带着可怕的预感，只有环境的突然改变才能缓解病症；否则，就会出现肉体痛苦反复发作的状态，身体哆嗦，衣服穿得再多也无法温暖他的四肢，这时候唯一起作用的是，假如能坚持重复进行，快步走——时间越长越好。这是个矛盾的说法，一方面不停地运动才能激发灵感，一方面这个运动客观上又使他无法写作。然而，在意大利度过的冬天相对而言尽管是舒服了一点，却比坐在不安定的驿站马车上时更写不出东西。德累斯顿、巴德加斯泰因☾3☽、萨尔茨堡、慕尼黑、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佛罗伦萨、曼图亚、维罗纳、因斯布鲁克☾4☽、萨尔茨堡、卡尔斯巴德☾5☽、布拉格、格雷芬堡☾6☽、柏林、巴德加斯泰因、布拉格、萨尔茨堡、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罗马、尼斯、巴黎、法兰克福、德累斯顿——然后又从头来一遍，著名旅游城市名字不断重现的这一连串地方，确实不是一个要寻求疗养的人该走的路线——或者不是寻求疗养，而是收集大饭店的标志到莫斯科炫耀，不管它是俄亥俄州的莫斯科☾7☽还是俄国的莫斯科——它只不过是一条恶性循环的虚线，并无地理学上的意义。果戈理的温泉疗养胜地并非真是空间意义上的。对他来说，中欧只不过是一个视觉现象——唯一真正关系重大的、唯一真正令人困惑的、唯一真正的悲剧是，他的创造力在不断地和令人绝望地衰退。托尔斯泰放弃小说创作，去追求伦理、神秘主义和教育上的强烈欲望的时候，他的天才已经成熟，是气色健康的，而且从他逝世后发表的生前未完成的虚构作品片断来看，在安娜·卡列尼娜死了以后，他的艺术依然在发展。但是果戈理是一个写书不多的人，而且他拟订的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一生的书的计划正好与他作为一个作家开始衰落的时间相吻合——即在他写了《钦差大臣》、《外套》和《死魂灵》第一部而达到创作顶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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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教时期开始于他给《死魂灵》作某些最后修饰——对于未来辉煌的登峰造极所作的那些奇怪的暗示——的时候。他自国外写给朋友的无数信件中有奇怪的《圣经》的意味，从而使句子看上去自命不凡。“谁若不留意我的话谁就必将遭受痛苦！把所有的事暂时放在一边，把你在无聊时刻想入非非的所有乐趣放在一边。听从我吧：用一年时间，仅仅一年，照料你庄园里的事务。”叫地主们回去面对乡间生活中的问题（包含与事务相关的一切当代含义——收成不好，监工不力，农奴难管，懒散，偷盗，贫困，缺乏经济和“精神”条理）成了他的主题和命令——用预言家的语气表达的命令，命令人们丢弃所有世俗财富。但是，尽管用了这样的语气，果戈理却嘱咐地主们去做截然相反的事（虽然这话听起来像他在荒凉的山顶上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作出巨大牺牲）：你在大城市里是在浪费你不稳定的收入，因此，离开大城市，回到你的土地上去，上帝赐予你土地，目的明确，你可以变得像黑土地一样富裕，因为强壮和欢乐的农民，怀着感恩之心，在你的慈父般的监督下，辛勤劳作。“地主的责任是神圣的。”——这就是果戈理布道的主旨。

人们不免会注意到他是多么急切，过于急切，不仅要叫脸色阴沉的地主和不满的官吏回到他们地方上的事务里去，回到土地和作物上去，而且还要求他们详细向他报告观感。人们几乎会认为，果戈理的思想深处，那个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思想深处，还藏着别的东西，对他来说比俄国农村生活的伦理和经济状况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要为他的书获得“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的可悲企图；因为他正处于一个作家可能会有的最糟糕的境遇：他已经丧失了想象真实情况的才能，并且认为真实情况会孤立地存在。

问题是，不加掩饰的真实情况并不以自然状态存在，因为真实情况绝对不会真正毫无掩饰的：一块手表留下的白色痕迹，一个乌青的脚后跟上贴的翘起的橡皮胶，即使是最热情的裸体主义者，也不会把这些抛弃。光是一串数字就能非常简明地泄漏写数字的人的身份，就像枯燥乏味的密码给爱伦·坡带来了财富一样。一份最粗略的履历表也以署名人特有的风格活生生地叫唤着，拍打着翅膀。甚至我还怀疑，是否能给人一个电话号码却不泄漏你的一些情况。但是，尽管果戈理说了所有这些希望了解人类因为他热爱人类的话，然而他实际上对提供情况的人的个性并不感兴趣。他只想要得到绝对不加修饰的真实情况——而同时他要求得到的不仅是简单的数字，而是完完整整的一套观察资料。他的一些比较宽容的朋友起先勉强答应他的要求，而随后他们对这样的做法也热心起来，把地方上和农村的情况写成材料寄给他，在这个时候——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却是失望的咆哮，而不是感谢；因为写信给他的人并不是果戈理式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得到他的命令叙述事情而已——就是叙述事情。他们都非常尽心地去做了。他拿到这些材料尽生闷气，因为他的朋友并非作家，而他又不能写信给当作家的朋友，因为那样一来所提供的材料绝对不会是毫不加掩饰的。整个事态其实就是对“不加掩饰的真实情况”和“现实主义”这类术语之愚蠢的一个最好注脚。果戈理——一个“现实主义者”！许多教科书都这样说。果戈理为了完成他的拼接书可悲而徒劳地从读者那里搜集材料的时候，他本人非常可能臆断，他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事情非常简单，他带着怒气不停地对一个个先生小姐重复说，每天花一个小时坐下来，把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都记下来。他尽可以告诉他们把月亮摘下来寄给他——不管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即使你匆忙包扎的蓝纸包裹里，还有一两颗星星和一丝雾气混在里面，那也没有关系。要是一弯月牙儿的尖钩碰断，我会换一个上去。

对于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材料他非常恼火，他的传记作者对此都非常迷惑不解。他们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怪事，一个天才作家见别人无法写得像他那样好而感到非常意外。实际上，让果戈理大发脾气的是，为了搜集他自己已经无法创造的材料，他想出的诡秘办法不灵验。对于自己的无能感到的内疚不断加剧，这已经成了一个疾病，但是他瞒着自己，也瞒着别人。他欢迎阻碍和障碍（如他所说，“障碍是我们的翅膀”），因为阻碍和障碍可以为延宕担负责任。他晚年的全部哲学思想，包含着“天越黑，你明天的福就越灿烂”这样的基本观念，它就是这个明天永远不会再来这样的挥之不去的感觉造成的。

另一方面，假如有人暗示明天的福的到来可以加快，他就会可怕地大发脾气——我不是一个雇用文人，我不是打短工的，我不是一个记者——他会这样写。他竭尽全力叫自己和别人相信他准备写一部于俄国（在他的非常俄国的思想里，“俄国”现在是与“人类”同义的）极为重要的书的时候，他拒绝容忍他自己的神秘暗指所招致的流言蜚语。在《死魂灵》第一部发表以后的那个人生阶段可以被冠以“Great Expectations”☾8☽之名——至少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来看。有的人甚至还期待他对腐败和社会不公作出更加明确和更加有力的谴责，有的还期待一个每一页都充满欢声笑语的快乐故事。正当果戈理在欧洲最南面才有的冰冷的房间里瑟瑟发抖，正当他向朋友们断言从今以后他的人生是值得崇敬的，他的肉身必须被小心服侍、爱护、照料，仿佛一个装满了智慧琼浆玉液（即，《死魂灵》第二部）的布满裂纹的泥坛子，正当这个时候，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在国内传开了，果戈理正在完成一部写一个俄国将军的罗马历险记的书——他所创作的最有趣的书。这个说法的可悲之处是，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第二部的残篇中，最精彩的部分碰巧是与那个滑稽的机械人贝特里肖夫将军相关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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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与俄国，在果戈理的虚构世界里，构成了一个关系比较深刻的组合。罗马是他持续拥有健康的身体的地方，这是他在北方不曾有的。意大利的花儿（关于这些花儿他曾说：“我对于孤零零生长在坟墓上的花儿怀有敬意”）使他心中产生要变成一个鼻子的强烈愿望：别的什么都可以没有，比如眼睛、胳膊、腿，只要有一个很大的鼻子，“鼻孔有两个大铅桶那样的大小，这样我就可以尽可能吸进全部vernal☾9☽香气”。住在意大利的时候他特别有鼻子意识。那里还有别样的意大利天空，“一片银色，富有绸缎似的色泽，但是如果从古罗马圆形剧场的拱门望去，则是深蓝的色调”。他从自己的扭曲、骇人、邪恶的世界形象中挣脱出来，寻求一种放松，可悲地恪守二流画家心目中罗马本质上是“别致”的地方的常规看法：“我还喜欢驴子——两眼似睁非睁，从从容容或者摇摇摆摆地使劲走着，别致地驮着强壮威严的意大利妇人，她们人走远了，头上白色的帽子却依旧清晰可见；有时看见这些驴子艰难地行走，样子不很别致，非常吃力，脚下不停打滑，这时候有一个瘦长僵直的英国人，披着一件褐中带绿的防水马金托什雨衣［逐字对译］，伸直两腿以防碰到地面；有时看见一个穿短上衣的画家骑着驴子，蓄着凡·戴克式的胡须☾10☽，背着木画架”，如此等等。这样的风格他维持不长，他有一个时期曾考虑要写的一个意大利绅士历险的传统小说，很恰当地只限于若干过分渲染的笼统描述，“她身上的一切，从她的肩膀到她的古风逼真的腿，一直到她的最后一个脚趾，都是创造的顶峰”——行了，说够了，否则在果戈理小说中的俄国深渊里，一个愁眉苦脸、在沉思中排解痛苦的外省小职员，他的嗫嚅会与经典的生动流畅自动搅和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