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 精彩片段：
中篇 挑起历史的重担
第十三章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前的形势
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为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实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派潘汉年于9月24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并准备派周恩来作为中共全仅代表，同国民党谈判，签订《抗日救国协定》。然而，蒋介石对于中共的倡议却不予与日俱增。在平息“两广事变”以后，蒋介石立即增兵陕甘，“围剿”红军。他在谈判桌上翻云覆雨，态度强硬，企图以军事进攻与政治谈判双管齐下，一举解决西北问题，实现其“溶共”和收编红军的野心。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猛力进攻之下，一方面，“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致潘汉年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另一方面，于11月下旬组织了山城堡战役，显示红军的声威。在谈判中，则“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同意“红军改名受蒋指挥。”1936年11月12日毛泽东致潘汉年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然而，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反而严厉督责张学良、杨虎城“进剿”红军。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促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实行抗日救国，在多次进谏无效反被斥责后，决定对蒋介石进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杨联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们在西安东面的临潼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在西安市内囚禁了从南京来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张冲等十几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中共中央派驻在张学良那里的代表刘鼎在行动前一刻（12日12：30）发电报向驻在保安的党中央报告西安即将发生重大事变的情况。
张、杨在事变后立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政治主张。
怎样处置这个突发事件，一时之间成为国内中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和国际上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张闻天主持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12月13日上午，张闻天在保安自己的窑洞里召集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应对、处理方针。由毛泽东作报告。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肯定西安事变是抗日的义举，革命的行动。据这次会议记录。但是，对处理事变的方针，由于事起突然，情况还不甚清楚，认识不完全恰当，也不说一致。应该说，这是正常的，也是难免的。
像通常一样，在这次会上，张闻天是倾听了报告和讨论后才发言的。针对报告、讨论中的意见，他论述了西安事变暴露的主要矛盾和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的基本方针。张闻天在1936年12月13日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以下叙述张闻天发言中涉及的别人的发言内容，均据这次会议记录。
在张闻天看来，会上有两点相互关联的主张是不妥当的：一、在政权的问题上，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建立实质的“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领导全国抗日。二、在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主张反蒋，提出审蒋、除蒋。认为应该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的罪恶，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以审。
张闻天在讲话中指出，在抗日问题上，主要的矛盾是抗日派同“民族妥协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矛盾。张学良在西安的这一“突变”“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意义是使整个局势“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从对西安事变矛盾性质与发展趋向的分析出发，张闻天提出了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预见到我们党的工作也将有一个转变：“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在政权问题上，张闻天明确表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张闻天认为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口号并不坏”，我们的正确策略应该“把抗日为最高旗帜”，“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在政治上采取进攻”，“发动群众威逼南京”，以促成“改组南京政府”口号，而不是也不可能“控制南京”以至“打倒南京政府”。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张闻天明确主张“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明确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里所说的“妥协派”即“民族妥协派”，是与“亲日派”、“投降派”、“卖国势力”相区别的，当时往往用来指蒋介石嫡系势力，其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这里所说的“南京政府正统”，自然首先包括扣留在西安的蒋委员长其人在内。
会上，对张闻天提出的策略和方针，常委们相当重视。但这次会后的文电，如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李毅（即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杨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6日的《红色中华》报，反映出最初几天并未实行张闻天提出的策略、方针，没有离开以“西安为中心”与“审蒋”的设想来处理突出的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