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 精彩片段：
中篇 挑起历史的重担
第十四章 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迎接全国抗战新阶段的到来
1937年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特别是从1935年华北事件后，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斗争的阶段已经结束。然而，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到全国对日直接抗战的到来，还要走过一个艰难困苦以至曲折变幻的准备阶段。
1937年春天，中国革命又走到了一个大转变的关头。在一个旧的阶段结束、新的阶段开始的时候，为了使全党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策略，自觉地实行转变，做好迎接全国对日直接抗战新阶段到来的准备，张闻天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做了许多工作，恪尽了自己的职责。
（1）三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新阶段新任务。
关于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1937年2月15日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即明确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3月3日，张闻天著文作了阐发。题为《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420页。他指出，“今后已经开始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从这里到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与对日抗战的开始，还需要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促进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与对日抗战的实现”；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具体任务，就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张闻天还着重说明了实行民主是完成任务、达到目标的前提。他提出，为了准备对日抗战，必须动员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参加，为此应该立刻开放民禁，实施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彻底实行民主制度，使中国走上现代国家的民主共和国的道路。3月23日起，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有26人参加，首先集中讨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与任务。由张闻天作报告。张闻天在1937年3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以《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我党任务》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下文概述与引用均据《张闻天选集》。出席这次会议的26人是（按会议记录上的顺序）：李见珍、刘长胜、罗荣桓、郭洪涛、周建屏、蔡树藩、王观澜、张闻天、彭德怀、贺龙、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冯文彬、周兴、廖承志、徐特立、吴亮平、刘英、王林、杜理卿、博古、毛泽东、凯丰、李德、伍修权。
张闻天在报告中分析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内外政策的变动，指出：它在对内政策上，是主张和平统一的，而和平统一的目标是集中全力以抵御外侮，对国内问题主张不用武力手段解决，在民主问题上，也有相当表示；在对日政策上，“抗战”二字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文件中，对于汉奸行动也加以指斥；在对我们党的关系上，表示在他们所提的四个条件下可与共产党谈判，这些条件同我们所提的四条实际上是大同小异。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根绝赤祸案》中提出的四个条件是：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些条件可以作不同的解释。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改了名称，从名义上看也可以说就是已经取消。中国共产党所提四条，即“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的“四项保证”。根据以上分析，说明“国民党三中全会不论在对内、对外、对民主、对群众方面，都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了转变”。张闻天又分析了五届三中全会后南京政府部分改组、对日态度比较强化、同共产党继续谈判等事实，说明“南京国民党方面正在朝着抗日方向前进”，从此“中国国内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这一新阶段的特点与任务，张闻天作了历史的分析。他说，自“一二·九”运动到西安事变，是中国政治形势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一环，是停止内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准备实际抗战的过渡阶段，其特点表现在南京政府开始转到抗日道路上来；一旦实现了抗战，中国的形势又要进到另一个新阶段。张闻天指出，在准备实际抗战这一阶段中，我们的任务“主要的关键是实现民主权利”。他强调这项任务的必要性：“只有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平统一才有巩固的可能”；又看到完成这项任务的可能性：“现在全国民众普遍要求民主”，“我们应该争取国民大会通过给以民主权利的决议”；还预见到围绕民主问题斗争的严重性：“民主问题将来在我们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要成为争论的焦点。”
张闻天的报告还将共产党在新阶段中“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加以突出的强调，指出，从转向抗日达到准备实际抗战的过程中，“有很多斗争”，“可能发生各种曲折、困难”。在国际上有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斗争，在中国内部有亲日派与抗日派的斗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斗争，还有民众与政府的斗争，独裁与民主的斗争。“在各种力量的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张闻天指出，国共合作后，国民党“要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斗争的方式有了改变”。
对于在新形势下“我们怎样取得领导权”的问题，报告作了明确的回答和全面的论述：一、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救国的方针。民主与群众生活等问题的处理都要围绕于抗日问题。二、善于应用一切适用的斗争方式，从武器的批判转到批判的武器。不使用与国民党对立的斗争方式，改变过去革命的方式为改良的方式（革命主义的改良），利用从上而下、从下而上的联系，利用公开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利用旧的形式为新的内容服务，等等。三、要加强白区党的领导，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每个中心地区要有坚强的能独立工作的干部。四、苏区、红军中要特别加强党的领导。五、要重新教育干部，培养干部，使他们懂得新的政策，适合于新的要求。六、要保障党的领导，开展党的思想斗争。在目前，“左”的危险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右倾的危险也在增长。要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党的团结一致，以保障我们的领导权的实现。不是在纸上，而是只有在艰苦的工作中，才能实现我们的领导权。
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闻天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张闻天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估计。据毛泽东在1937年3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会后，张闻天写了《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一文，将准备实际抗战阶段的任务概括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文章全面地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形势与任务，对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所作的让步与妥协和党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作出了全面的解释。这篇文章发表在1937年4月24日出版的《解放》周刊创刊号上，是张闻天在三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主要精神的公开表述，它向国内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态度和立场。
为传达和贯彻三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题为《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的宣传大纲；4月4日，中央书记处给刘少奇发去《关于坚持联蒋方针推动全国对日抗战问题的指示》；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以上各件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这几个重要文件，都是按照张闻天3月23日报告中阐述的重要思想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精神写成的，许多主要的提法甚至用语同张闻天的报告和文章是一致的。张闻天3月23日的这个报告在指导全党及时地、自觉地从“停止内战”过渡到“直接抗战”的准备阶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和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策略，作出了新的部署。
（2）苏区代表会议动员、组织全党迎接全国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