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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_下篇 完成历史使命以后 第十八章 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内职责的变动

程中原
传记回忆
总共23章(已完结

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 精彩片段:

下篇 完成历史使命以后

第十八章 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内职责的变动

主动移交总书记的工作

毛泽东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王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忆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张闻天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确是没有个人的野心和权欲。长征途中张国焘挟重兵向党争权,张闻天主动提出“让权”:将自己的“总书记”职务让出来(毛泽东不同意,此议作罢)。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张闻天主持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五人组成。这时有一篇访问记仍称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广州《救亡日报》记者洛基写的访问记,载该报1938年3月26日。他特别郑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自遵义会议以来,在党中央内部,张闻天奉毛泽东为红军与全党领袖,毛泽东尊重张闻天党中央总书记的地位,他们互相合作,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之前这三年半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电报,都由“洛毛”或“毛洛”联名发出。从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张闻天实际上仍然是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书记。在此期间的三月政治局会议、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都是由他主持的。不过,在六中全会之后,张闻天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按照六中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的决议精神,就主动地将总书记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了。

张闻天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后来(1943年)做过这样的叙述: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自“神仙会议”后……我一方面提出要把我的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完全解放,(在任弼时、周恩来二同志未回国前提过,在他们回来之后,我更正式提过,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1940年5月间也搬了过去,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了出来了。)另方面,我尽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如出版发行部、文委、西北工委等),只管宣传部及马列学院一部分工作。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从这两段话可见,一、自1939年初起(即王明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后回到延安并留在延安工作),张闻天实际上不再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了。但在形式上,中央的会议还是由张闻天主持,中央秘书处也还一直跟着他。二、1939年七八月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实际上只负责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的工作。他曾几次提出不再担任书记的名义,没有被采纳。三、1940年5月,张闻天与中央秘书处都搬到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这时,张闻天已主动将党中央总书记的工作交出,实际上他只是具体负责宣传教育部和马列学院的工作了。

负责局部,关注全局

应该看到,虽然六中全会后张闻天的工作重点转到了宣传教育方面,但是,他在党内仍然是有威信、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党的书记的工作又是逐步移交的,即使是主要职责移交后,中央秘书处还一直由他管着(1940年从蓝家坪搬到杨家岭后仍是如此),所以,在六中全会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全党的工作,对于有全局影响的事,张闻天还是一直关注着,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为了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张闻天继续做了许多工作。193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八周年,张闻天写了《在民族自卫战争最前线的岗位上》一文,载1939年6月30日《新中华报》。以抗战两年来的事实,分析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对于争取民族抗战的不彻底性、妥协性与动摇性,指出目前时局的主要危险是他们准备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防共反共”就是他们投降妥协的实际准备,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克服投降危险,击破“防共反共”逆流,使中国的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接着,7月3日至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在1939年8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又进一步分析武汉、广州失守后的形势变化,说明过去“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比较突出”,现在“内部磨擦增加,统一战线中的斗争性突出了”。所以,当前党的任务,是要在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民主义的前提下,团结一切进步的力量,与妥协、投降、退步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把统一战线推向前进。他指出,推动斗争的核心是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斗争的形式主要是政治斗争,但也不能完全照搬过去的办法,“要采用谈判以外的更多的办法”,“也不是完全采用退却、消极的防御”。在全国范围内,党的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一般停止发展”。张闻天:《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39、242页。

经过一年多抗日、反摩擦斗争之后,在胜利的形势下右倾危险仍然存在,而“左”倾危险又在许多地区大大增长了。张闻天在1940年8月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一文,载《共产党人》第10期(1940年9月20日),收入《张闻天选集》。具体阐发刚刚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中关于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的内容。张闻天详细分析了“左”倾危险的八种重要表现:对于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本身的动摇;不肯细心地、审慎地、深入地去研究与分析统一战线的不同对象而采取不同对策;不愿意或不会用一切方法去接近一切抗战的人们,不会“交朋友”;要求太高,求成太急;斗争时不会利用各种矛盾,在一时一地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最主要的坏人;不肯认真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民主精神不足与党包办一切的工作作风;对于“阶级立场”、“党性”、“忠实可靠”、“清白纯洁”等等名词的片面理解。他对这八个方面“左”的表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提出了纠正的方法。他明确指出,一个干部不但要有马列主义的原则,而且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策略;不但要接受与了解党的政治路线,而且要有实现这个路线的方法。为了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必须彻底击破历来党内存在着的“左倾比右倾好些”的错误观点。这些分析与论述,对当时纠正“左”倾错误,加强对全党的策略教育,是有重要意义的。

1940年10月起,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蒋介石变本加厉,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茂林地区拦袭北移途中的新四军皖南部队,使新四军惨重损失。蒋介石于1月17日又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命令,掩盖事实真相,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被扣的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中共中央于1月20日、23日、29日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和方针。张闻天在这三天会上作了插话和发言。关于事件的性质,张闻天在20日插话指出:“今天国民党整个国策的中心是放在‘剿共’上面。”张闻天在以后两次会上的发言中又指出,“日蒋还有矛盾”,要“利用”和“扩大”“日蒋的矛盾及日与英美的矛盾”,否定了认为这个事件表明蒋氏“降日”的判断。张闻天也不同意认为国共合作将要迅速破裂的估计,指出要“争取延长全国破裂的时间”,认为“我们要孤立他们,使我们打几个胜仗,积极打破他们反共的计划”,“坚定的进行政治上的进攻,公开的批评蒋介石的谈话,提出我们的要求来争取群众,揭破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分化国民党的内部”。同时,张闻天明确反对过激方针,指出:“暂时不应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口号,也暂时不提建立国防政府的口号,而应提出改革政府。”《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124页。

除了上面讲到的这类比较重要的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之外,党中央内的一些具体问题,若干重要的实际工作,也还是由张闻天来过问和处理。

作品简介:

本书记述了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所起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张闻天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毛泽东的关系,既突出了张闻天所担负的领导责任,也讲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所起的关键作用:既写出了张闻天个人的思想转变,也写出了毛泽东对其转变的推动;既突出写了两人紧密合作并最终结束了中国革命最为危急的状态,也写出了毛泽东、张闻天两人不同的个性特点以及工作上的分歧。

本书在回答“张闻天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张闻天这一任总书记当得怎么样”、“张闻天是怎样离开总书记岗位的”这三大问题时,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毛洛关系这条线索,不仅客观地分析了历史状况,梳理了思想发展脉络。也把这种关系的发展写得有声有色、疾徐有致、层次分明。书中还客观记述了张闻天与博古的关系、与其他历史人物的是非关系,以及一些党史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作者:程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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