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记 精彩片段：
后记
我很少在小说中写到自己。所谓的私小说不适合我的气质。把这些素材用于虚构的世界，我觉得可以强调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和感情。我认为这是小说的正道。我并不想否定占有一席之地的私小说，只是认为它与自己的道路有所不同。
尽管如此，我还是写过两三篇类似私小说的作品，但结果还是印证了以上的看法。
不过，也并非作不想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来的脚印。我已经五十五岁了。在公司来说，已经是退休年龄了。实际上，我看过报社等处退休后的人们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简短的回忆，便也动了念头想写写看。不是写小说，而是出于对自己的问候。
迄今为止，人家劝说我写写这类自传的东西，已有两三次了。但我总没有心思，理由是还为时尚早，可是一过了五十五岁，心情就有所改变。这时，《文艺春秋》社劝我动笔。我终于拿起了笔，但连载结束以后，翻过来读一读，还是不满意。后悔这不算写作。我懂得了，自己的前半生是多么乏昧呀！真是一成不变。为了合订成书，我把连载的稿件拿起来看了看，最后只是做了一些删节。
在连载的过程中，编辑部要我一直写到当了小说家以后。我拒绝了。理由有两个，其一，因为我开始就没有从事文学创作的志向，因此，不会谈什么所谓的文学进修；其二，在以写小说为生之前，我的人生已经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以后的十二三年仅仅是一小部分。我在文坛上交游不多，所以也写不出来与哪位作家熟识，或者了解某某作家的情况，这样就会使读者感到没有趣味。而且，过于接近现实，极不成熟，所以即便真的要写，也想放在十年以后再说。如果活不到那时候，那就不写而终吧。
不过，本书在这里结束，也会使人有不了了之的感觉。因此，作为与目前的生活相连接的部分，想简单加一点以后的事情。
——如前面写到的，我的志向不是写小说。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多少有过这种念头，这是那种年龄的人谁都会有的，是不足为道的。后来被生活所迫，不是那个样子了。我认为，支撑起一家是艰难的劳动，我为全家生活的安定而工作。但是，我喜欢读书。
大概是昭和二十五年（即1950年）时吧，《朝日周刊》以“百万人小说”的名义举办了一次一般性的有奖小说征文。一等奖为三十万元，这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可观的奖金。什么文学，什么小说，与我这个没有野心的人没有关系。但是，有一天，我因事去翻看百科辞典，《西乡钞票》这一条目映入眼帘。我随便读着，从这个条目的解说中浮现出一个空想。我觉得那个空想就象是一篇小说。也就是说，我觉得它能成为小说。
那时候，我还是九州小仓市《朝日新闻》西部分社广告部的雇员，每天的工作是画广告的原版画。就象本书中已写到的，我的扫帚生意的副业已经罢手，因为通货膨胀，正苦于如何维持一家八口的生活。我如果中了三等奖（奖金十万元）……这幻想也曾产生过。为了逃避生活上的痛苦，我决定把浮现在脑子中的空想尝试着写成小说。我决定写作时，距离截稿日期只有二十天了。
那时，我还没有自来水笔，就买来铅笔和纸张很低劣的本子，开始在家里或在报社里抽空写初稿。上下班时，我的西服口袋里总是装着本子和铅笔。每天在报社勉勉强强能写一两张稿纸，有时只能写五六行字。
我对自己的小说没有把握，便约请报社一个喜欢文学的青年同事到外面，在电灯厂堆放灯泡的地方坐下来，把我正在写作中的文章念给他听。那位同事开始时还说有点意思，但因为我屡次带他出去，不久他就不耐烦了。然而我却从中产生了兴趣，并从现实的痛苦中得以逃脱出来。
一天，我从报社回家，在路口将珍贵的铅笔从口袋中丢失了。那时，我是穿着军靴往返于捷径的铁路线的，发觉丢了笔，马上回过头去找，可怎么也没有找回来。铁路上铺满了石子，小小的、笔杆很细的铅笔混在那里面，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我一边注意着往返的火车，一边猫着腰，趴在石子上，瞪着一双近视眼找了一个小时。直到后来天黑了，我才死了心。第二天一大早，我爬起来又去找，还是没有找到。铅笔，我再没有去买。
以后，我用了报社的3B铅笔，可它的笔芯太软，不适合在本子上写，一用马上就秃了，还必须携带着小刀。往稿纸上抄写时，是在家里用沾水笔写的。因为要在下班后干，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干到很晚。
《西乡钞票》这篇小说得了三等奖。后来我听说本来再稍稍向上提一点也可以，但因为作者是报社里的人，编辑部就这样定了。虽说是三等奖，还特别在《朝日周刊增刊》上发表了，并作为那一期的直木文学奖☾1☽的候选作品。得来的十万元奖金用作生活费用，但我不记得花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