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记 精彩片段：
纸上的尘埃
我在《朝日新闻》西部分社工作了约二十年，前两年是社外人员，后两年是嘱托。不算正式的社员。剩下的十六年，是作为“朝日新闻人员”的任职时期。其中，夹带着三年时间的兵役。
在《朝日新闻》社工作的生活，总的来说是乏味无聊的。因为最低限度的生活已得到保障，失去了每天要吃饱肚子的那种紧迫感。
想来，我并不具备当图案设计家的素质。只不过有一点所谓“灵巧劲儿”，碰上了个偶然机会，便成了我的职业。为了不失掉这种职业的资格，我进行了一番学习。比如，我生来就写不好字，字写得歪七扭八，（现在也依然如故），为了好歹写出“能上版的文字，”我奋发努力，总算可以搪塞过去了。
虽然图案也画不好，但还勉强看得过去。在乡下，既无合适的指导老师，也无相互激励的同伴。尽管如此，我试图要成为名正式的画匠，去搏多的岛井印刷所，就是为了这种“学习”。
但是，自从进了报社的广告部，我的工作就只是按原图绘制分配给我的画稿。既没有发挥自己独创能力的余地，也没有什么窍门。我的工作完全是复制性的。因为地方上没有大的广告主，画一些小东西，没法发挥才能。那时，我对从东京、大阪送来的大篇幅的广告纸型，真不知有多么羡慕。
工作的平庸，使人生活空虚。身居大机构中小角落的岗位，你的实际能力得不到评价，其实，就连你的存在本身都得不到承认。象这样被压在最下层的人，是绝对翻不了身的。这里虽然挂的是“西部分社”的牌子，但总之是九州的支店，是办事处。在本地录用的社员，从来没有过从这里进入“本店”的。多少算是“发迹”吧，也就是在那个“支店”升主任、当个股长或者科长。
那时，很少见到从东京调到九州来的社员，差不多都是从大阪来的。这些人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年轻社员，调动工作，在九州呆上两三年，很快就被召到东京、大阪。不用说，他们是作为候补干部，为了实际见习而暂时到这里来的。他们大多是从有名的大学毕业的，具有“练习生”身份的人。年纪大些的人则是为了以后的提升，来九州镀金的。另一种是，中央给打上了“没什么用处”的烙印，被流放到九州来的。他们中也是年龄大的人居多。
对这两种类型的调动工作的人，以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那是非常有趣的。但是，第三者又是什么人呢？是连调动的资格都没有的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是到车站为那些调动工作的人送行之际。在“万岁”和鼓掌声中，荣升者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小仓车站。在车站上，他们互相说着：“你也快点改邪归正，从九州回来吧！”“我再有一年也回去啦！”
但是，从地方录用的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也没有这样的希望。他们处于一辈子走不出九州的位置，这象征着一生的命运就是如此。送别结束后，人们都奇怪地沉默着，大家寂寞得或一个人去电影院，或去玩赌搏游戏。另一方面，从中央来的人仍聚在一起去酒店，发泄着“自己没有回去”的怨气。尽管如此，这些人将来还有希望。他们与绝望的这伙人有截然不同的差别。当我见到从车站一个个各朝各的方向走回去的身影，觉得自己就象被风刮下的落叶一般。
在调动工作的人员中，要换得最频繁的是部长。作为晋升的过渡，到九州来是形式上的缓冲。大阪本社的次长到这里当部长，不久又变成大阪的部长回去了。
他们很有活动能量。不过也有最后并不一定如愿以偿的人。我印象中存有的是T，我想他大概有二十二三贯☾1☽，是个大胖子，因为他身材矮，就更显得很宽很胖。他也是原来大阪的次长，到九州当上了部长，从体格上看，也是派头十足。T是鸟取县米子人，听说他的朋友中有生田春月、白柳秀湖等人。按照惯例，为他举办了类似就任后的联欢会，在饭馆，社员以上的人参加了有艺妓坐陪的宴会，而雇员只是第二天在中华饭馆吃顿饭。那时，我还是嘱托，只参加了雇员的会。
这时候的T部长，也许是由于朋友的影响，谈吐涉及民俗学、考古学、小说、诗歌等诸多方面。他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讲个不停。在场的都是些年轻人，没有能和他淡得起来的，因此，尽管多余，我还是不时地插嘴。T无可奈何地寥寥做个回答，好象尽量不愿同我谈话。这样重复几次，我不得不承认，T部长对我是很歧视的。
不仅仅限于这位T部长，即使在我已经成为社员以后，从其他上司那里所得到的这种待遇也没有改变。比如，在宴会上，部长、次长按照惯例为大家斟酒，也到末席来的。他们在那里同每个部下简短交谈几句，可一到我面前，上司转身便到旁的人那里去了。其中还有的人明显流露出一看到我就不耐烦的表情。这也是由于我生来不善社交的缘故。不过，不管哪个部长、哪个上司都是如此，这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是我个人的脾气了。这中问包含着有意的蔑视。
在从当地录用的人员中，我之所以受到如此特别待遇，还有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我是画图案的。大概这是一条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