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色彩_我父亲的手提箱诺贝尔奖演讲词

我父亲的手提箱诺贝尔奖演讲词

父亲去世前两年，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他写的文章、一些手稿以及笔记本。他像往常开玩笑那样，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要我在他走后读一读，他所说的走后，是指离开人世。

“就随便看看吧，”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你能用得上。也许在我走后，你可以挑一些发表。”

我们在我的书房里，周围全是书。父亲想找个地方把手提箱放下，他在屋内转来转去，就像一个急于卸掉痛苦包袱的人。最后，他把箱子悄悄放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但等这阵尴尬一过，我们随即又恢复了常态，轻松地面对生活。那好开玩笑、爱嘲讽的自我又再次回来。我们又轻松了起来，像往常那样聊天，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悲哀。我们开始谈谈日常琐事，聊聊土耳其没完没了的政治麻烦，还有父亲那几乎完全失败的商业投资。

我记得，父亲离开之后的好几天内，我曾来来回回经过这个手提箱数次，但却碰都没碰它一下。我太熟悉这个小巧的黑色皮质手提箱了，熟悉它的锁，它的圆形箱角。短途旅行的时候，父亲常常带着它，有时还用它装着文件去上班。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旅行归来时，我总是会打开这个小手提箱，翻腾他的东西，闻着那古龙香水和异国他乡的味道。这个箱子对我来说是个老朋友，是件能强烈唤起我童年和过往记忆的纪念品，而现在我甚至不敢碰它。为什么？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有着神秘的分量。

此刻，我想谈谈这分量的含义。这是一个人把自己闷在屋里，坐在书桌前创造出的东西，是躲在角落里表达他的思绪——而这，正是文学的意义。

有时，我也的确触碰过这个箱子，但仍没有勇气去打开它。对于里面有些笔记本上写的是什么，我再清楚不过。我曾见过父亲在这些笔记本上写过东西。而对于这些东西沉甸甸的分量，我也并非初次觉察。父亲曾有一间很大的书房，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他还年轻的时候，曾梦想成为一名伊斯坦布尔诗人，并把瓦莱里的诗译成土耳其语。但是，他从未真想过那种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度里，以写诗为生，守着寥寥无几的读者。我的祖父——父亲的父亲——是个富有的商人。富有，使父亲在幼年和青年时代都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不想为文学，为写作而忍受艰辛。他热爱生活中的一切美好——这我理解。

我和父亲的手提箱里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这首先是因为，我担心自己会不喜欢读到的东西。也许正因为父亲早料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故意表现出对箱子里的东西并不很在意。在从事了二十五年的写作之后，看到这点我很难过。但对他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文学，我并不生气……我真正担心的、最不想知道或发现的是，父亲可能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惟其如此，我才不敢打开父亲的手提箱。更糟糕的是，我甚至拒绝承认这一点。如果真实而伟大的文学从父亲的手提箱内喷涌而出，那我就不得不承认，在父亲体内存在着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这种可能性令人恐惧，因为即使已步入中年，我仍然渴望父亲仅只是我的父亲而已，并非作家。

作家，意味着耗费经年累月的耐心，去挖掘自己内在的第二自我，去认识塑造了他的那个世界。谈到写作，首先浮现在我脑海的，不是一部小说、一篇诗歌，或者某个文学传统，而是这样一个人：他将自己关在房中，坐在桌前，独自审视自己的内心；他在一片阴暗之中，用语言建构起一个新世界。这个男人，也可能是女人，或许会用打字机，会利用电脑之便，抑或只是用笔在纸上书写，一如这么做了三十年的我。写作的时候，他也许会喝点茶或咖啡，或者抽根烟，还时不时会从桌边站起，透过窗户望着街上玩耍的孩子。如果幸运的话，他会看到树林，看到风景。而运气不好的话，他就只能看到外面一堵黑漆漆的墙。如我一般，他会写诗，写剧本或是小说。等到他坐在桌边，耐心地凝视内心，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此开始，于是，一切因此变得不同。写作，就是要将这种凝视内心的眼光化为语言，去探讨一个人幽居独处时所进入的那个世界。而且，他要怀着极大的耐心、执着和愉悦之情来做这一切。一连数日、数月、数年，我坐在桌前，慢慢将新的词句写到空白的纸上，我感到自己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正在我内心分娩另一个自我，就像有些人建造桥梁或是穹顶那样，他也要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往上砌。而作家使用的石头，就是词语。我们将它们放在手心，感知它们彼此衔接的方式：有时，我们站在远处观察，有时又恨不能用手指或是笔尖去抚摸它们，掂量它们的分量，改变它们的位置。如此一年到头，带着耐心而又满怀希望，我们就创造出了新的世界。

作家的秘密并非灵感——灵感从何而来并不清楚。作家的秘密是执着，是耐心。在我看来，人们当初创造“以针挖井”这句可爱的土耳其谚语时，他们的脑中所想的，大概就是作家。在一些古老的故事中，我非常欣赏法赫特的耐心。他为了自己的爱情，要将山体凿通——对此我非常理解。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我描写了一群年迈的波斯细密画家。他们经年累月以永恒不变的激情去描摹同样一匹马，记住每一笔画，直至闭着眼睛也能再现那匹俊美的马。我知道这时，我其实是在谈论写作这个职业，在谈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一个作家想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他就得慢慢地讲，就仿佛他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如果他想感知故事的魔力正自他体内升腾，如果他想要坐到桌前耐心地投入这门艺术，这种技艺之中，那他首先就要心怀希望。灵感的天使有时会定期拜访某些人，而对另一些人则鲜有光顾。他总是偏爱那些信赖他的人。在作家感到最为孤独，对自己的努力、梦想和创作价值最为怀疑的时刻，当他觉得自己的故事仅只是自己的故事时，就恰在此时，天使会向他昭显一些故事、意象和梦想，帮他草绘出渴望建构的世界。假若回顾一下那些我为之献出了整个生命的作品，我会吃惊地发现，似乎那些令我痴醉狂喜的语句、梦境、篇章，并非源于我自己的想像，而是另一种力量发现了它们，将之慷慨地呈现给我。

我害怕打开父亲的手提箱，阅读他的笔记本，因为我知道他不堪承受我所忍受的苦楚，因为我知道他喜爱的不是孤独，而是呼朋唤友，聚会调侃，与朋友为伍，有人相伴。但后来我的想法有了转变。我的想法，这些弃世与忍耐的梦想，都只是从自己的生活以及作家经历中得来的偏见。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都是在呼朋唤友与家庭生活中，在友人陪伴与轻松闲聊的氛围下写作的。此外，父亲在我们年幼时，曾厌倦了单调的家庭生活，抛下我们只身前往巴黎。在那里，他就像许多作家一样，坐在旅馆里，在本子上涂写。我也明白，那些笔记本有些就在这个手提箱里。几年前，在把箱子交给我之前，父亲就对我谈起过那个时期的生活，谈起过我孩提时代那些年头的生活。但他从不提及他的弱点、他想成为作家的梦想，或是他在旅店房间里思索着的令他苦恼不堪的身份问题。相反，他总是兴高采烈、无比真诚地对我讲，他是如何在巴黎的人行道上邂逅萨特，并读了哪些书，看过什么电影。他谈话的神情，就好像某人正在透露什么重大新闻。成为作家后，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之所以如此，一定程度上要感谢这一事实：我有这样一个父亲，他喜欢对我谈论许多世界作家，这种兴趣远胜于谈论那些高贵的帕夏或是伟大的宗教领袖。因此，我或许应该心存此念来读读父亲的笔记本，并谨记我是如何受益于他的大藏书室。同时，我也不应太过在意他的文学水准，而是应该时刻铭记，父亲在和我们一起生活时，曾如我一般，喜欢独自沉浸在书本和思绪之中。

然而，当我忐忑不安地注视着父亲交给我的手提箱时，我还是感到要打开它是如此之难。父亲有时候会躺在沙发里，面前堆着他的书，手里的书或是杂志也被丢到一边。他恍恍惚惚做起梦来，长久地沉浸在遐思之中。这个时候我从他脸上会看到另一种表情，与他开玩笑、调侃、唠叨家常时完全不同，那时我看到了一种凝视内心的最初征兆。我此刻总是战战兢兢，这种感觉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尤为强烈，因为我知道他有不满意的事。现在，许多年过去后，我明白了，这种不满是使人成为作家的基本特质。要成为作家，只有耐心与勤苦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强迫自己远离人群的喧闹，远离朋友的陪伴，远离琐碎的日常生活，而将自己关在房子里。我们渴望有耐心和希望，这样才可以用写作来构建一个深刻的世界。而且，我们将自己关在房中的欲望，正是促使我们行动的力量。现代文学发轫期的作家蒙田，无疑是这类特立独行的作家之先驱。他总是要审阅自己的作品，直至心满意足。他只倾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勇于质疑他人的语言。他总是通过与作品交谈，来树立自身的思想，自己的世界。父亲经常翻阅蒙田的作品，向我推荐他。我自己也渴望跻身这类作家之列：不论身在何处，东方或是西方，他们都将自己与世界隔开，将自己与书籍关在房中。真正的文学，始于一个人将自身与作品关在房中之际。

一旦把自己关起来，我们很快会发现自己并不似想像的那般孤单。我们有前人的话语相伴，还有他人的故事、书籍、言语，以及被我们称为传统的东西。我相信，文学是人类为认识自身而收藏的最有价值的宝库。社会、部落、民族，一旦他们关注作家那些复杂的文字，就会变得更智慧，更富有，更文明。而且，正如我们知道的，焚烧书籍、贬斥作家正是黑暗与邪恶时代降临的征兆。文学关注的，从来都不仅仅是民族问题。一个把自己关在房中的作家，首先开始的是他的内心旅程。多年之后，他才会发现文学的永恒规律，即他必须具有如此的艺术才能：如讲述别人的故事一般讲述自己的故事，如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般讲述别人的故事，因为，这就是文学。而首先，我们需要从别人的故事与作品开始自己的旅行。

父亲有一个很好的书房，共有1500册书籍，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已经绰绰有余。我二十二岁时，尽管还没把这些书都看完，但对每本书，我都十分熟悉。我知道哪些书重要；哪些书浅显易懂；哪些书是经典著作；哪些书对任何教育来说都属于基础读物；哪些书是不必记诵，却饶有兴趣的地方史志；哪些法国作家受到父亲的高度评价。有时候，我从远处望着这个书房，梦想着有一天，我会在另一所房子里建立自己的书房，比这个更好的书房，以此为我自己建造一个世界。从远处望着父亲的书房，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真实世界的缩影。但这是我们在自身所处的角落，从伊斯坦布尔观看到的世界。书房对此就是证明。通过一次次的国外旅行，我父亲建立起了自己的书房，大部分书籍来自巴黎和美国。当然，也有些书是从书店买来的，那些书店在1940到50年代主要出售一些外文书籍。另外还有些书，是父亲从伊斯坦布尔新老书商那里买的，这些书商我也认识。我的世界是本土——民族的——和西方的混合体。70年代，我也开始带着雄心壮志来建立自己的书房。那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就像在《伊斯坦布尔》中提到的，尽管那时我已经渐渐感到，自己无论如何不会成为画家，但对今后生活要走上什么道路，我仍未完全明确。我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一种对读书与学习满怀希望的饥渴。但同时，我也感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的生活是有缺憾的，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般活着。望着父亲的书房，我不禁在想，我的生活远离了世界的中心，似乎生活在偏远的地方。那时，所有我们这些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感觉。我的不安、对生活多少有缺憾所感到的担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对自己的艺术家了无兴趣的国家，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不论是画家还是作家，他们都毫无生活希望。70年代，我用父亲给我的钱，贪婪地从伊斯坦布尔旧书商那里购买那些褪色发黄、布满尘土、褶皱不堪的书籍。一方面，我是被这些书吸引，另一方面，我是同情这些二手书摊的可怜经营状况，同情那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穷苦旧书贩们——他们就在路边、清真寺广场里、坍塌墙体的小块空地里摆开了货摊。

至于我在世界和生活中的位置，都和在文学中的位置一样，我的基本感觉是，我没有处在中心。在世界的中心，有种人生比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刺激。而对整个伊斯坦布尔，整个土耳其而言，我也同样游离其外。如今我相信，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有着与我相同的感受。同样，对那个文学世界而言，它的中心也离我很远。事实上，我所指的是西方文学，而不是世界文学。对它来说，我们土耳其人也是身处其外。父亲的书房就证明了这一点。书房一头摆着伊斯坦布尔的书籍——这是我们的文学，我们本地的世界，一切令人欢喜不尽的细节这里应有尽有。而另一头摆放的书，则来自陌生的西方世界——它和我们的世界迥然不同，这不同既给我们带来了痛苦，也带来了希望。写作，读书，就像离开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的别样、奇异和神妙里去寻求安慰。我觉得，父亲读小说就是为了逃避自己的生活，逃到西方世界中去，一如后来我的所为。或者，对我来说，那时候我们读那些书，是为了逃避自己的文化，它是那样残缺和匮乏。我们不仅仅通过读书，同样也通过写作来抛离伊斯坦布尔的生活、踏上西方之旅。为了把笔记本填满文字，父亲去了巴黎，将自己关在房中，后来又把他写的文字带回了土耳其。我凝视着父亲的手提箱，感到这就是让我不安的原因。我在一个房间内工作了二十五年，才能作为作家在土耳其生存下来。我看到父亲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埋藏在这个手提箱里，仿佛写作只能是偷偷从事的工作，只能远离社会、国家、人民的注视，这让我感到哀痛。也许，这就是我对父亲感到生气的原因，我认为他没有像我一样严肃地对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