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色彩 精彩片段：
画与文
67、为什么我没有成为一名建筑师？
站在这栋有九十五年历史的老建筑面前，我满怀敬意：如同那个时代的很多建筑，它没有刷涂料，斑驳灰坑随处可见。那阴暗污秽的外表就像得了某种吓人的皮肤病。岁月、荒芜、衰败的残痕是这栋建筑留给我的最初印象。但当我看到那小小的中楣、设计精巧的叶片和树木图案，以及左右不对称的艺术装饰时，我就立刻忘掉了它那惨淡的外貌。我想到的是这栋建筑曾有的快乐和闲适的时光。这栋楼的排水管、护墙板、中楣和屋檐之上已经满是裂缝和破洞。仔细打量了几个楼层，其中包括底层的商铺，我发现，一如大部分百年楼房，它最初也是四层建筑，现在顶部的两层是二十年前加上去的。这两层楼的各扇窗户上都没有中楣、也没有厚厚的护墙板，正面也没有精致的手工雕饰。它们甚至与下面的楼层高度不等，窗户的排列也不尽相同。通常这些楼层都是草草添加上去的，人们借口家庭人口增多，或者钻法律的空子，而贪污腐败的市长往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许乍一看，它们相较毗邻的那些一个世纪前的楼体还要显得时尚、干净很多，但二十年后，内部就会比下面的旧楼层破旧、衰败得多。
抬头看看那些小凸窗——这是伊斯坦布尔传统建筑师的标志性签名，凸窗向外伸出三英尺，悬在街道上空——我往往会看到一个花瓶，或者某个正在盯着我看的小孩。我会下意识地去计算，这栋楼大约建立在八百五十平方英尺的地面上，它的可用空间究竟有多少呢，它是否符合我的需要。我来看楼房其实并不是为了安家；我为了一个奇怪的目的来寻找伊斯坦布尔最老的街区——那些两百年前的街道：加拉塔、贝尤鲁、奇哈格的后街，希腊人和美国人曾经居住在那里，在他们之前还有热那亚人。我是把它当做一本书或一个博物馆来寻找的。
我从街对面望着这栋楼的时候，身后商店的杂货商走出来，和我谈起这栋楼——它的状况如何，有多少年历史，楼主是谁——并清楚地告诉我，楼主托他代为管理，于是他就成了楼主的耳目。
“我能进去看看吗？”我有些急切地问道，我不想没有得到住户的允许，就走进一栋陌生的屋子。
“直接进去吧，兄弟，直接进去看吧，别担心！”那位老于世故的杂货商大声说道。
尽管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宽敞的门厅却格外阴凉（后来人们再也不修建这么高大的穿堂厅了，即使富人区的楼房也是如此），我再也听不到外面破旧街道上孩子们的哭喊，还有对面塑料制品和器具店的噪音，它们距离这里只有几步之遥。所有这些都使我意识到，这一地区的房子都是依据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建造的。我爬到二层、三层，并在身后那位好奇的杂货商的怂恿下，把喜欢的房子，挨家挨户地看了个遍。住在这里的人，或许不是同一家族的，但他们都来自安纳托利亚同一个村落，家家户户的门都没有上锁。我在这些公寓之间走走看看，贪婪地记下了看到的一切，就像用相机在拍摄一部无声的电影。
在通向穿堂大厅的一间公寓外，我看见一位妇女在靠墙的一张旧床上打盹儿。在她没来得及从昏沉中清醒过来、近距离看清我之前，我已经迈进了邻屋（它们之间没有走廊），房间内有四个五到八岁的孩子，正挤在小沙发上看电视。没有人抬头看我；搁在沙发上的光光的脚趾头，正随着他们观看的冒险电影有节奏地抖动着。
这拥挤的房子犹如炎热的正午一样寂静，我走到下一个房间，看到一个女人，她让我立刻想起我以前不得不常常汇报姓名、阶层、身份证号的那段日子。她手里拎着个大茶壶，皱着眉问道：“你是谁？”身后的杂货商替我解释的当儿，我留意到，这位妇女忙碌的屋子其实并不适宜做厨房；这个狭窄的空间只有一个入口，要到这儿来，必须穿过另一个房间。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穿着内裤在那个房间休息。当然，我非常清楚，这种构造显然不是楼体的最初设计。我试图想像这楼层过去的样子，却对那个穿着内裤的男人所在房间的整体模样有了认识；我观察到那些墙面像这座楼的所有其他房间一样（杂货店的墙面除外），油漆和石灰已经剥落，到处破败不堪。
通过街区人们的闲聊，以及那位杂货商的热情指导（他现在已从一名有用的中间人变成了房地产经纪人，同时仍是一位收取佣金的不动产经纪人），我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参观了那个地区的数百座老公寓——所有来自通杰利的库尔德人居住的街道；加拉塔的罗姆人住区，那里的女人和孩子们清一色坐在门廊上，看着过往行人；还有小巷子，一些无聊的老女人总爱趴在窗边向下叫喊，“干吗不让他上来，看看这里哟？”我在这些地方看到了几近坍塌的厨房、被随意一分为二的旧起居室、台阶磨损严重的楼体，还有那些被地毯遮盖的裂了地板的房间；我看到过储藏室、器具店、餐厅，还有很多破旧的豪华公寓——它们的墙体和天花板上有精美的石灰雕饰，现在大多变成了灯饰店；空荡荡的建筑物在慢慢落败，要么是没有主人，要么是楼主已经移民，或是陷入了财产纠纷；有些房间挤满了孩子，就像堆满物什的碗橱；阴冷的底层，潮湿的墙体发出霉腐的气味；地下室里，有人仔细地堆满了木棒，有的是从树下捡来的，有的是从垃圾箱或后街拾来的，旁边还堆着铁块和其他垃圾；台阶高低不等的楼体；漏水的天花板；电梯、照明灯一概损坏的楼房；当我走在楼梯上经过一些人家，经过一些人们仍在床上睡觉的人家，那些围着头巾的妇女总爱从门缝里打量我；人们用来晾晒衣服的阳台、写着“禁止乱丢垃圾！”的墙面、孩子们玩耍的花园；还有各家千篇一律的大衣柜，他们使卧室的其他一切都显得狭小局促。
如果不是我一间一间地看过这么多房屋，我决不会如此清晰地发现人们在家里常做的两件基本事情：（1）伸展四肢，躺在椅子上、沙发椅上、沙发里、铺着垫子的长凳上或在床上，然后开始打盹；（2）整日看电视。他们经常同时做这两件事，一边还要抽烟或喝茶。在这些基本上有着相同房产价值观的城区，建筑物内给予楼梯的空间就显得过多了；我发现几乎没有房屋能够摆脱这种设计。有很多房屋被楼梯占去了大量面积，临街的房屋仅有十五到二十英尺见方，后面就没有房屋了。看到这些，我不禁想到，如果忽略城市中这些屋子正面、楼房和街道，而是变魔术似的使这些成百上千的楼梯和楼梯间显露出来，那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这么一想，我看到伊斯坦布尔的房产分割开来竟是密如森林般的秘密楼梯。
看到最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尽管楼房正面都是些小而简朴的居室，它们是由亚美尼亚建筑师和承包商在一个世纪前为希腊人、黎凡特人建造的，但它们如今却被派上了有趣的、截然不同的用场。这是它们的建造者始料未及，甚至无法相信的。多年的建筑专业学习使我认识到一件事情：建筑体现着建筑师和购买人的梦想。在上个世纪初，凭空构想出这些楼房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黎凡特人被迫离开之后，这些房子渐渐反映出后来居住者的想像力。这里，我想说的，不是那种建造了房屋和街道、赋予城市以某种特殊面貌的积极的想像力。我说的是一种被动的想像力，它属于那些来自远方的人们，这些人来到这里，面对着已经呈现出某种面貌的街道和楼房，为了适应这种风貌，于是改变了自己的梦想。
我可以把这种想像力，比做一个孩子在午夜时分上床之前，走在漆黑的房间里，透过墙上的阴影看到的某些幻象。如果他睡在一个陌生、可怖的房间里，他就会把它想成某些熟悉的东西，使它不至于过分可怕。而如果他在一间干净、熟悉、令他感到安全的房间里，他就会把幻象比做某个神话中的可怕生灵，来为自己编造一个梦幻世界。在这两个例子里，他的想像力所依照的，都是身边这个偶然出现、支离破碎的影像，从而为自己建造一个符合所处场景的梦想世界。因此，对一位想要在空白纸上创造新世界的人来说，想像力是不可靠的，它只对那些渴望适应现存世界的人有用。上个世纪伊斯坦布尔经历了移民潮，工厂企业从一个地方搬至另一个地方，新一代土耳其中产阶级的产生，还有西化的梦想，它促使许多人抛弃这些楼房和败落的房屋，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在伊斯坦布尔，你随处可见这种入乡随俗的第二想像力。有些人新建了隔间；有人把楼梯间或小凸窗变成了厨房，把门厅变成了储物间或客厅；有人在某些最意料不到的地方摆张床，摆个衣柜就能增加生活空间；有人将墙体、窗户堵上，或在墙面上凿出新的窗户和门，或钻一个穿墙而过的孔洞；有人在楼房里装了炉子，管道弯弯曲曲爬满墙体和天花板，有人借此将这些地方占为已有。在一个世纪前建造这些楼房的建筑师眼里，这些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外行。
我谈到空白纸张并非偶然。我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读过三年的建筑学，但我没有毕业去成为一名建筑师。如今我认为，这和我在那些白纸上涂抹的浮华的现代梦想有很大关系。那时，我知道的就是，我不想成为一名建筑师——或像从前梦想多年的那样，成为一名画家。我扔掉那些空无一物，令我震颤、恐惧、头晕目眩的工程图纸；而后我坐下来，看着那些同样令我震颤、恐惧的稿纸。我就这样坐在那里，至今已有二十五载。当一本书在我脑海里成形之际，我相信，自己就此迈上了新的旅程；我相信，那个世界将会顺从我的想像——如同我还是个建筑系的学生，正梦想着建造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