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精彩片段：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达尔文改变中国
要是评选其思想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恐怕不是马克思，而是达尔文。从小孩到老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承认进化论的生存法则，都能朗朗说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句子。
达尔文一生没有踏足过中国，他的学说在自己的祖国甚至受到抵制和怀疑，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他？那么轻易地就接受了他？
汉学家浦嘉珉写了《中国与达尔文》这本书来回答以上的问题。
达尔文学说进入中国是在晚清，当时，中华文明在坚船利炮的轰隆声中，突兀地、被迫地进入世界近代化语境，开始了第一次全面的自我怀疑。儒家乐观主义忽然无法自圆其说，天变了，道自然也要跟着变。
那个时代最精英的头脑开始选择出国留学。晚清留学生急切地想要把学习到的西方思想，作为艰难时世的圣经引入中国，可他们对“真经”的认识，多多少少会由于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导致偏差。
严复把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引入中国。严格说起来，严复的老师，并非达尔文，而是社会学家斯宾塞。斯宾塞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之前七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他认为人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劣等种族应该在竞争中被淘汰。
严复读到斯宾塞的著作，顿时觉得找到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物竞”而导致的积贫积弱。中国自古不喜“争”，严复就发觉必须斗争，如果旧制度在斗争中失败，那么就说明它本身是落后的，该被淘汰。
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严复不自觉地在其中加入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私货”，又背叛了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原旨。
对达尔文学说最大的异化，来自梁启超。梁启超是《天演论》的第一批读者，他对其中的学说大感惊奇和兴奋，他首先把《物种起源》中关于物竞天择的理论，简单理解成为了种族理论，在《时务报》中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
随着梁启超慢慢接受了种族优劣的学说，他又开始进一步反对“天赋人权”的说法，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梁启超阐述天下只有强者有“权利”，无平权，把“绝对强者逻辑”强调到了极致。
随着梁启超等人对达尔文学说的推崇，诸如杨度“金铁主义”的学说也开始在中国深入人心。所谓“金”就是黄金，“铁”就是铁炮。这些愈发加深了对“强者为王”这一理念的强调。
事实上，中国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没有反思。
1912年5月7日，辛亥革命后几个月，孙中山讲话中说：“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