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精彩片段：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前卫的民国
民国的空前绝后，全在于速度——所有旧的东西被快速摧毁，被新东西飞沙走石地席卷覆盖。
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最丢脸的事莫过于“不肖”，即不像自己的祖先。到了晚清末年，天朝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让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羞耻和自我怀疑。他们怀疑自己那迂缓庄严的祖宗是错的，是低劣的，是自己受辱的原因。达尔文“进化论”理论的引入，更加速了恐慌——不毁灭旧的，就会被淘汰而灭亡。
到了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被重新思考，个体的生活方式被神经质地更新换代，各种先进与激进齐齐冲出水面，无所畏惧。李敖曾经列举过民国的三大“文妖”：黎锦晖，他1927年写了现代中国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歌词里因为有“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而被视为黄色歌曲；刘海粟，他第一个提出在教室里公开进行人体写生；张竞生，他登报向大众征集性经验，编《性史》。
除了这些姿势前倾得过头，以至于成为靶子的标志性人物，民国还有许多如今也算得前卫的气象。比如女权主义，以唐群英、沈佩贞为首的新女性为了女性参政议政，冲进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会场，砸烂玻璃门窗，在受挫后还暴打宋教仁；比如艺术风格，1935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大力倡导“超现实主义”和“野兽主义”，画作多似莫奈和毕加索。
民国的速度多少有些歇斯底里，留洋的年轻人们看到西方的发展，深感与本国的时间差，于是急速地想弥补这个落差。虽然是前卫，却是“浮游的前卫”，还没来得及扎实地真正发展，就被40年代末天地玄黄的变局，消灭得几乎荡然无存。自此之后，中国人一个转身，回到某个起跑线重新前行，清零了民国飞速奔跑累积的那些里程数。
怪恶的先知
张竞生，1888年生于广东省饶平县，20世纪60年代失踪于中国文学史。很多很多年之后，当我们的思维终于铆足了一口气，勇闯一些禁区时才发现：原来几十年前，张先生就来过这儿。然而，张竞生当年行至此处时，多半是被斥为疯子、神经以及色情狂。
第一个骂他“神经病”的是他的父亲。张竞生在中学结业后，渴望北上升学，父亲却让他回乡当乡绅，张竞生心生愤懑，就走了四十多里的山路，到县衙门告了父亲“夺子之志”，打了个惊世骇俗的官司，父亲才拨款让他北上。
张竞生在北京追随孙中山革命，参与营救汪精卫，又担任了南北议和团秘书，直到民国建立且袁世凯被推举为大总统，决心与孙中山同进退的他才退出政坛，到法国留学。
他把自己的所有青春都攒到法国发作。他后来在《十年情场》等自传详细描述过这段时光，他留学八年，他大开眼界，他猎艳无数，他直白坦荡，他回味无穷。那是与心平气和的古中国完全不同的境况——情感满天飞，满地融溢磅礴的感受。留学的几年让张竞生的重心和视野，从早年的“政治”，渐渐偏重到对“美”和“性”的研究。
1920年，他学成回国，看到中国漫无节制地多生子女，就给当时的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上了一份条陈，主张节育，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违反的就要处罚，他甚至连节育方法和节育器具都写得很清楚。陈炯明认为“此人大概有神经病”。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提过“节育”。而在三十七年之后，历史又选择了另一位先知马寅初，再次提出“只生两个”的新人口论。
蔡元培把张竞生聘到北大，和胡适并称哲学系两大最年轻的教授。他教的是逻辑学，在北大的讲义出了两本书，《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前者还尚且有模有样，用了许多科学分析和艺术思想，去解释美的构成和极端体验。后者则更像张竞生个人狂野的伊甸园乌托邦：比如每年一次或几次，从国都到村的各级行政单位都进行“选后选妃”；比如成立“美的政府”和“爱美院”，代替国家机器和法院，惩罚所有违背爱与美精神的人事；再比如用情人制代替婚姻制。
他的这些构想引起的也不尽是冷嘲热讽，社会带着犹豫的惊疑打量着这个留法学者，并不知深浅，也并没有贸然打压，一向大力引进西方学说的周作人甚至表示佩服，说：“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等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