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谍王 精彩片段：
第七章
斯迈利自个儿打断了他的故事——故事中叙述一位中美洲外交官酷爱某个年代的英国火车模型，于是情报局就派遣蒙帝·奥尔勃克一行人设法从伦敦一家玩具博物馆里偷来了一个珍贵的蒸汽火车引擎送给他，因而换得了这名外交官对情报局的终生效忠。大家听了都放声大笑。一直到斯迈利突然地沉默下来，陷入沉思，大家也才跟着缄口不语，此刻斯迈利正以忧虑的眼神盯着屋外的某处。
“只有在偶尔出现的时刻里，我们才会去面对自己一向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现实。”他平静地说道。“一直到事情发生，我们都只是冷眼旁观。我们手下的间谍替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而我们这些专案主管却只是安全而惬意地坐在单向后视镜后，告诉自己只要亲眼看到事情完成，就和亲自去做没有两样。然而当真相大白时——如果你曾遇过这种情况的话——从那刻起我们就会在要求别人为我们做事时态度更谦和些。”
在他说这段话时，他看都没看我一眼。他并未暗示他心里想的人是谁。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所指何人，而且也清楚彼此都知道这是在说杰兹上校。
我看见他了，但是我什么也没告诉梅贝尔。也许是这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也或许是我习惯什么事都藏在心里。即使到了今天，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事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抑制自己的反射动作。我们正在看九点的电视新闻。这些年来对梅贝尔和我来说，这已经像是某种形式的晚祷般，成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别问我为什么。突然间我看见了他，杰兹上校。我并没有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然后大叫：“天啊！梅贝尔！看站在后面的那个家伙！那是杰兹！”——这应该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反应——相反地，我继续看着电视，啜着我的威士忌加苏打水。接着，当屋里只剩下我一人时，我就在录影机里装进一卷新的空白带，这样就能在晚间新闻重播时将这段录下来。从那时之后——这已经是六星期前的事了——我想自己一定将这卷带子看上十几回了，因为每看一次总会找出一些细微的不同。
不过这个故事的部分内容我要放到结尾才说。我想最好还是照事情发生的顺序向你们叙述比较妥当，因为在慕尼黑除了西奥多教授的事件外还有其他的事件发生，而且在比尔·海登被揭发之后，我们不能光是等待伤口愈合，更要加紧进行更多的间谍活动。
杰兹上校是波兰人，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波兰人愿意为我们工作。我们再三地出卖了他们的国家，这种行径真让身为英国人的我觉得是奇耻大辱，如果我是波兰人，我一定会对着每个路过的英国人的背影吐痰，不论我是否曾经深受纳粹德国或苏联的迫害——英国人曾经将可怜的波兰人丢给这两个国家。而且我一定会设法在英国外交部所谓的“精英部门”安置一枚炸弹。我的天啊，我在写什么鬼话嘛？就在我写这些东西时，波兰人又再次被出乎意料的俄国熊和早可预期的德国牛两面夹攻。不过你们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如果波兰人需要一位好朋友帮助他们脱离困境，外交部里的那个“精英部门”一定会虚情假意地表示遗憾，并声称他们有更重要的工作得做。
尽管如此，我们的情报局在波兰却有着与此不成比例的成功斩获，一大批的波兰男女——数量多得让人感到尴尬，而且个个都具有波兰人那种大无畏的气概——竟甘冒个人及家人生命的危险，去为英国人从事间谍活动。
在海登事件之后，如果我们的波兰间谍网发生意外的频率相对地提高一些的话，那也不足为奇。感谢海登，英国人在出卖波兰人的一大串罪状上又添了一笔。接踵而来的挫败似乎是无法避免的，慕尼黑站所笼罩的沉痛气氛极其明显。我们既感到羞耻惭愧又觉得彷徨无助。每一个人都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海登垮台之前，波兰的安全部门——在他们行动部主任杰兹的有力领导下——一直对海登叛国之事守口如瓶，只自满于打进我们现有的间谍网，并利用它们作为传播假情报的管道——或者说，一旦他们成功地策反这些间谍，他们就能巧妙地利用他们来对付我们。
但是海登垮台以后，上校觉得再也没有必要忸怩作态了，于是短短几天之内，他们无情地杀害了那些效忠英国的间谍，在这之前他一直默许他们的存在。死亡人数逐日上升，我们称之为“杰兹的镇压名单”。我们沮丧受挫，并对那位杀害我们手下那些可敬间谍的凶手恨之入骨。有时，他根本不依循正常的审判方式，而是让他的审问员寻开心似地将他们凌虐而死。
将慕尼黑视为是进入波兰的跳板也许有点奇怪。然而数十年来，慕尼黑却一直是一系列波兰行动的指挥中心。郊区那座绿树成荫的领事馆附属建筑处屋顶的天线，不分昼夜地监听我们的波兰间谍发出的信号——常常都只是夹杂在公开广播节目里出现的哔一声，至于要发出回应时，我们会依照预定的时段，我们向他们表示慰问并传达新的指示。我们也会从慕尼黑寄出其中掺杂了密语的快信到波兰。如果为我们提供情报的人能到波兰境外来，我们就从慕尼黑飞过去听取他们的汇报，并设宴招待他们，听他们诉说心中的苦恼。
如果情况紧急，我们站里的人员也会从慕尼黑出发，进入波兰。我们只派一个人去，而且通常扮成参观某个贸易展的商人。我们的密使会在路边的野餐地点或者是后街的咖啡馆里，和我们那些宝贵的间谍面对面地进行短暂的晤谈，在确定间谍们重新受到鼓舞之后，他们便交代任务然后离开。没做过间谍的人是很难想像得出一个间谍所面对的信心煎熬。适时地和一位优秀的专案主管喝上一杯咖啡——哪怕是难以入口的劣质咖啡——也会使其手下间谍的士气维持数月之久。
这就是这件事发生的前因，当时我在慕尼黑的任期才刚进入后半段没多久（而且值得庆幸的是，西奥多教授和他的家属都已去了美国）。某个冬日里，我从华沙搭乘了一架波兰航空公司的客机欲前往格但斯克。我所携带的荷兰护照上写明我是一位住在奈美根的弗兰茨·约斯特，年约四十，而根据我的商务签证申请表上所填，我的任务是代表一家西德农业财团去视察一些预制式农业建筑。由于我又懂得一些工程方面的知识，因此便得以和他们的农业部官员交换名片，互相认识。
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更复杂了。我在找一个叫奥斯卡的间谍。我们原先以为他死了，但是六个月后我们却收到了他的消息。走出情绪低潮后，奥斯卡用他秘密的书写工具写了一封信寄到我们一个旧的掩护地址，信中详述了从他听到有人遭到逮捕的消息那天起，到目前为止所做的每一件事。他保持警觉，坚守工作岗位。他以匿名方式告发了他所任职的档案科里的一个共党间谍，以便转移视听。他静观其变，几个星期之后那位共党间谍果然失踪了。精神为之一振的他又继续等着。接着他所听到的谣言是那名共党间谍已经招供了。这件事他曾得到杰兹上校的协助，因此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又萌生了安全感。如果现在上级愿意给他任务指示，他已准备重新出发。为了表达诚意，他在我们事先约好的定点位置——文中的第三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句号中——嵌进了微缩影片，放大以后，共计有十六页波兰国防部对上校那个部门所下达的极机密任务指示。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宣称这些资料“极有可能，可信度很高”。这话既然是从他们的口中说出，就那表示他们一定是欣喜若狂地认定这些文件是绝对可靠的了。
你们现在可以想像一下奥斯卡的来信在站内所引发的骚动：虽然我从未见过他，我自己却也激动不已。奥斯卡！那些推崇他的人狂叫着。那个老鬼还活着！而且还在瓦砾下奋力挣扎着！奥斯卡一定能幸免于难！奥斯卡，我们这位刚毅的波兰海军总部办事员，驻守在格但斯克的海岸防卫司令部，他是站里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位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