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三部曲_锁闭的屋子 1

锁闭的屋子

1

我感到范肖总是在那里。他是我的一切开始的地方，少了他，我就几乎弄不清自己是谁。我们在学会说话之前就认识了，那时还是裹着尿布在草地里爬来爬去的小娃娃，等到七岁时，我们用针刺破手指，发誓要像亲兄弟一样相伴终生。现在，每当我想起自己童年时，眼前就会浮现出范肖的模样。他与我同在，他能理解我的想法，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一抬头就能看到他。

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长大了，去了不同的地方，各奔东西。这一点都不奇怪，我想。我们的人生以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方式推引我们前行，几乎没有什么能留在我们身边。它随着我们的死亡而消亡，而死亡是每天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七年前的那个11月，我接到了一个名叫索菲·范肖的女人的来信。“你不认识我，”信里一开头是这样说的，“很抱歉写信向你通报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太多的选择。”原来她是范肖的妻子。她知道我和她的丈夫是一起长大的伙伴，她还知道我住在纽约，因为她看过我发表在杂志上的许多文章。

信里第二段作了详细解释，非常直截了当，没有任何铺垫。范肖失踪了，她写道，她最后一次见他是六个多月之前。从那以后一直杳无音信，也没有丝毫线索能猜测他去了哪里。警察也查不到他的踪迹，她雇了私家侦探找他，结果也是一场空。什么情况都不能确证，但事实似乎可以讲述事实本身：范肖可能死了；盼着他回来毫无意义。鉴于所有这些事实，她觉得有些重要的事需要和我商量一下，她想知道我愿不愿意和她见个面。

这封信在我心里引起了一连串小小的震动。一时间要考虑的信息也太多了，太多的力量把我拽往不同的方向。突然间，范肖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但是他的名字一被提起，人又马上消失了。他结了婚，住在纽约——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自私地说，使我感到受伤的是，他都懒得跟我联系。一个电话，一张明信片，一起喝一杯回忆一下过去的时光——这些都不难做到。但我自己也有同样的过错。我知道范肖母亲的住处，如果我想找他，只需找她问一下就行。事实上是我放弃了范肖。从我们各奔东西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就停止了，对我而言他属于过去而非当下。他是萦绕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幽灵，一个远古的幻影，一样不再真实的东西。我尝试着回忆自己最后一次见他时的情形，但脑子里总是一片模糊。我的意识徘徊了几分钟，然后中断了一会儿，突然停下了，停留在他父亲死去的那一天。我们当时是高中生，应该不会超过十七岁。

我打电话给索菲·范肖，告诉她我很高兴在她方便的时候和她见面。我们约了第二天，听上去她挺感激的，尽管我向她解释我没有范肖的消息，也想不出他在什么地方。

她住在切尔西一幢红砖公寓里，那是一幢老式的无电梯建筑，楼道阴暗，墙上显露着剥落的油漆。我爬上她住的五楼，耳朵里一路都是从上面传来的收音机声、争吵声和马桶抽水声，停下喘了口气，上前去敲了敲门。门上猫眼里有眼睛在朝外看，随后门锁嘁哩咔啦地转动起来，索菲·范肖出现在我面前，左臂里抱着一个婴儿。她微笑着请我进去，那小娃娃揪着她的褐发。她轻轻地把脑袋偏开，用两只手抱起孩子，把他的脸转向我。这是本，她说，范肖的儿子，三个半月大了。我装着挺喜欢这孩子的样子，他舞动着小手，嘴角下的口水鼓着白沫，但我对他的母亲更感兴趣。范肖真够幸运的。这女人非常漂亮，长着一双有灵气的黑眼睛，眼神里有一种几乎让人难以接近的镇定。她身材纤瘦，中等个头，举止沉稳，这使她显得既性感又富于理性，像是内心深处对自己面临的这个世界时刻持有一份警觉。没有一个男人会自愿把这样一个女人丢下不管——特别是当她快要给自己生孩子时。在我看来这一点不言而喻。甚至还没等迈进房门，我就明白范肖想必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是一套带有四个房间的车厢式公寓单元，地方不大，装修马虎，一个房间留作书房和工作间，另一间是起居室，最后两间做卧室。这地方安排得井井有条，虽然细节看去有些破败，但总的说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原因，那么这就证明范肖没有把时间花在挣钱上。当然，我并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我自己的住处甚至比这里还阴暗狭窄，我知道每个月为房租发愁是什么滋味。

索菲·范肖让我坐到椅子上，给我弄了一杯咖啡，然后自己在一张破旧的蓝沙发上坐下。她把孩子抱在膝盖上，跟我讲述了范肖失踪的事情。

他们是三年前在纽约遇上的。不到一个月他们就住到一起了，不到一年他们就结了婚。范肖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男人，她说，但是她爱他，而从他对她的态度来看也从未有过不爱她的暗示。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他曾眼巴巴地盼着孩子出世；他俩之间没有不和。4月的一天，他告诉她下午要去新泽西看他母亲，此后他就一去不回。那天晚上索菲稍后打电话给她婆婆时，才知道范肖根本没去母亲家。在这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但索菲决定等事情有了眉目再说。她不想成为那种丈夫一不见踪影就惊慌失措的妻子，她知道范肖比大多数男人都更需要自由活动的空间。她甚至决定在他回家后不向他提任何问题。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最后她还是去找了警察。如她所料，警察并不怎么关心她的问题。除非有证据表明这是一起犯罪活动，否则像这样的事情他们多半无能为力。毕竟，每天都有些做丈夫的甩了妻子，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不想被人发现。警察按常规做了询问，一无所获，然后建议她去雇私家侦探。她婆婆给她支付了请私家侦探的费用，于是她找了个名叫奎因的人。奎因为这案子坚持不懈地折腾了五六个星期，可最后也只好退出，不想再赚她们的钱了。他告诉索菲，范肖看样子还在国内，至于是死还是活他就不能确定了。奎因不是那种冒牌货。索菲觉得他很有同情心，是真的想帮她，当他最后那天来见她时，她意识到没有理由能反驳他的结论。这一来就无路可走了。如果范肖真是决定要离开她，他不会一句话也不说就这样偷偷溜走。不敢面对现实，回避令人难堪的质询，这不像是他的风格。这样看来，他的失踪只有一个解释：他遭到了某种可怕的伤害。

索菲仍然期盼着事情会出现峰回路转的一刻。她曾读到过有关健忘症的报道，有一阵子这简直就成了她绝望中的一点希望：想着范肖蹒跚地徘徊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自己是谁，失去了生命却依然活着，也许随时都处在回归自我的边缘。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最后她的产期已经临近了。离孩子出生不到一个月——这意味着孩子随时有可能出生——于是这未出生的孩子渐渐攫住了她的心思，好像她内心不再有空间能留给范肖了。她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当时的心情——她内心不再有空间——然后，她接着说，这也许意味着不管怎样她都对范肖感到愤怒了，恨他就这样遗弃了她，尽管这不是他的错。这个说法让我感到了一种残忍的诚实。我还从未听人这样表露过自己的情感——如此严厉无情，那样毫不顾及人们惯常持有的厚道之心——我现在把这些写下来时，意识到甚至在第一天我就跌入了地洞，跌入了一个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

一天早上，索菲继续说，她折腾了一夜后醒来，明白范肖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绝对事实，不容置疑。然后她哭了，哭了一个星期，为范肖哀悼，就像他已经死了。当不再流泪时，她却发现自己一点也不懊丧。范肖已经给了她几年了，她想这就够了。现在要考虑的是孩子的事情，其他的都没什么大不了。她知道这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她依然在靠这些想法活着，它们依然能给她带来继续生活的可能。

我问了她一连串问题，她平静而从容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好像竭力避免使自己的回答带上感情色彩。例如，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范肖从事什么职业，从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后这些年来他都经历过哪些事情。孩子开始在沙发上哭闹起来，索菲一边不停地说着话，一边解怀给孩子喂奶，先是一个乳房，接着换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