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三部曲 精彩片段：
锁闭的屋子
5
我一头扎进了当下。几个月过去了，渐渐地，我似乎觉得自己挺过来了。这是一种在散兵坑里的生活，但索菲和本一直和我在一起，而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只要我记住别抬头看，危险就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在2月份搬到了河滨大道的一幢公寓里。在搬家和随后安顿的过程中，我们忙乱地度过了仲春，我几乎没有机会去想到范肖。如果说那封信还没有彻底从我脑子里消失，那也不再有什么威胁了。我现在安安稳稳地和索菲待在一起，我想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连范肖也不能，连范肖亲自现身也做不到。或者可以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这样的信念就会出现在脑海中。我现在明白我是在多么愚蠢地哄骗自己，但我要到很久以后才能知道真相。就定义而言，思考是某种你意识到的东西。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停止去想范肖，那几个月里，他日日夜夜都在我内心蛰伏着，只是当时我没有察觉。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思考，那么可以说你是在真正地思考吗？也许，我是被魂灵附身了，甚至是着了魔——但问题是没有任何征兆，没有迹象告诉我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我的日常生活非常充实。几乎没有察觉到我的写作比以前少了。每天早上我不必起来就去工作，由于索菲和本在这套房子里与我一起生活，要找个借口避开写字台并非难事。我的工作安排越来越懈怠了。不再是每天九点整就准时开工，有时候我一直磨蹭到十一点或是十一点半才到自己的小房间去。另外，索菲就在家里，对我也是一个持续的诱惑。本白天还要小睡一两次，在他睡觉的那段安静时间里，我很难不想到她的身体。通常我们会在那段时间里做爱。索菲对这事和我一样饥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房子被慢慢地色情化了，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发生性爱的领地。底下的世界翻腾到上面来了。每个房间都留下了自己的记忆，每个角落都在召唤着不同的瞬间，即便是在平静的日常生活里，比如说，地毯上某块特别的地方，或者某扇门的门口，也能发现性爱的踪影，确切说都不再是原来那样东西了，而是成了某种感觉，成了我们色情生活的一种回声。我们陷入了一种情欲悖论。我们对彼此的需求是无穷无尽的，越是得到了满足，需求也就越多。
时不时的，索菲会说起要找个工作，但是我俩都不觉得那是一件紧迫的事。我们的钱足以维持生活，甚至还可以攒下不少来。范肖的下一本书《奇迹》已经在编了，根据合同拿到的预付款比上次《永无之乡》的还多。按照斯图尔特和我的安排，他的诗集将在《奇迹》出版六个月以后推出，然后出版范肖最早写成的那本小说《黑暗降临》，再以后是所有的剧作。从3月份《永无之乡》的版税开始，随着支票一张接一张到来，所有的经济问题一扫而光。就像其他似乎正在进行的事情一样，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过去的八九年里，我的生活一直是在艰难中仓促对付，手忙脚乱地一篇接一篇炮制那些毫无价值的文章，如果之后一两个月的日子能有着落，就已经要暗自庆幸了。烦恼已经根植于我的内心，融入了我的血液、我的细胞，我几乎不知道不用为煤气账单发愁的日子是什么滋味了。现在，搬出自己的房子后，我第一次意识到不用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一天早上，当我坐在写字台前苦苦思索着一篇文章的结尾，搜肠刮肚地寻找词句时，渐渐意识到我已经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我可以放弃这样的生活重新开始。我不必再写那路文章了。我可以改行做点别的，去做那些我一直想做的事情。这是拯救自己的机会，我想，除非我是个傻瓜才不去抓住这个机会呢。
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每天早上走进自己的小房间里，但什么都做不成。理论上说，我觉得自己是有灵气的，每当我不工作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充满想法。可是一旦坐下来，铺上稿纸，那些想法似乎就不见了。一提起笔，语言就消失了。我开始了计划中的一些写作项目，但没有一个是成立的，我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撇开了。我为自己不能继续工作寻找可以解释的理由。那倒不成问题，很快我就把全部原因都罗列出来了：婚姻生活的调整，父亲的责任，新的写作间还不太适应（似乎太狭窄了），扣着截稿期限写作的旧习惯，索菲的胴体，突然飞来的横财——所有的一切。就这样耗了几天，我甚至冒出了写一部侦探小说玩玩的念头，但后来我的情节推进不下去了，也没办法把所有的细节圆起来。我由着自己的思绪漫无目标地跑起了野马，希望说服自己，无所事事是正在积蓄力量的证明，正是要做成某种事情的征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从书上抄录了几段文字。其中有一段是斯宾诺莎的，我把那段话贴在墙上：当他梦到自己不想写作时，他没有能力梦到自己想写作；当他梦到自己想要写作时，他没有能力梦到自己不想写作。
我有可能走出这个低谷期。我还不确定这是永久性的状态还是临时性的阶段。我的直觉是，我确实一度完全找不到方向，内心绝望地挣扎着，但我不认为这就意味着自己已陷入绝境。我身上正在发生某些事情。我正在经历很大的改变，现在要说出这些变化会导致什么结果还为时过早。这时候，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一个解决的方案自己出现了。如果说“解决方案”这个说法过于堂皇，我可以把它称之为“折中方案”。不管那是怎么回事，我都几乎不加抵制地接受了。我正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阶段，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这是我犯下的第二个致命错误，紧跟在第一个错误之后。
一天，斯图尔特和我一起在他位于上城东区的写字楼附近吃午饭。吃到一半，他又提起了有关范肖的传闻，我立刻意识到这回他是真起了疑心。这个话题太吸引他了，他简直没法绕开它。他一脸狡黠，有种已经看穿似的嘲弄，但是我开始怀疑他是想用这架势引诱我向他袒露一切。我跟他兜了一会儿圈子，然后就对这游戏感到厌烦了，就说解释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写一本范肖的传记。我说这话时完全不走心（作为一种合乎情理的建议，并非要暗示什么），但斯图尔特竟觉得这点子太棒了。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当然，当然，范肖之谜的解释，当然，显而易见，当然，最后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分钟内，他就把整个事情都想好了。我会写出这本书。等范肖所有的作品都出版之后再推出，我想花多长时间来写都可以——两年，三年，不管多长时间。那必须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书，斯图尔特说，一本可以与范肖自己的作品媲美的书，不过他对我很有信心，他知道我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个建议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只把它看作一个玩笑。但斯图尔特是认真的，不容拒绝。考虑一下吧，他说，然后再告诉我你的决定。我依然心存疑虑，但出于礼貌我只能告诉他我会考虑的。我们商定到月底给他最后的答复。
晚上我和索菲商量这事，但因为我不能跟她实话实说，这场谈话对我来说没多大用处。
“你自己决定，”她说，“如果你想写的话，那就写好了。”
“这不会让你感到烦心吗？”
“不。至少我不这么想。我早就知道，迟早会有一本写他的书。如果注定会有这样一本书，那么你写总比别人写要好些。”
“我不能不写到你和范肖那一段。也许会有点不自在的感觉。”
“有那么几页就够了。只要你来写，我就一点也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