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三部曲 精彩片段：
锁闭的屋子
9
现在，我已经接近结局了。剩下的只有一件事，但这要以后才会发生，尚在三年之后。在这期间，还有许多麻烦，许多戏剧性的变化，但我觉得那都不是我想要说的故事。我回到纽约后，索菲和我分居了将近一年。她已对我心灰意冷，而最终我经历了数月的煎熬总算让她回心转意了。用此时此刻（1984年5月）的观点来看，只有这么一件事情是值得重视的。相比之下，我生活中其他事情只不过是顺便一过。
1981年2月23日，本的弟弟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保罗，为了纪念索菲的祖父。几个月后（7月份）我们搬到了河对岸，租了布鲁克林一幢褐砂石公寓顶上的两个楼层。9月，本上幼儿园了。我们全家去明尼苏达度圣诞节。我们回家时，保罗已经能自己走路了。本，已渐渐地将他纳入了自己的羽翼之下，说弟弟的成长全是他的功劳。
至于范肖，索菲和我再也不说起他了。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越是不提他，就越表明彼此间的忠诚。我把斯图尔特·格林预付的稿酬退回去了，正式停止了那部传记的写作，那之后我们只提到过他一次。就是我们决定重新生活在一起的那一天，而且是以严谨务实的方式。范肖的小说和剧本仍在给我们带来不菲的收益。索菲说，如果我们还想维系这个婚姻，那我们就不能花这些钱。我同意她的意见。我们去找别的赚钱门路，把那些版税作为信托基金留给本——以及之后的保罗。最后，我们决定雇用一个文学代理人来管理范肖作品的事务：受理剧本演出，涉及作品重印的谈判，处理各种合同事宜，诸如此类。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如果范肖还有力量毁灭我们，那也只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这么做，因为我们希望他毁灭我们。这就是我从来都不告诉索菲真相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而是因为真相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的力量就在我们的沉默中，我无意打破这种沉默。
可是，我知道这个故事并没有完。我在巴黎最后那一个月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而我也逐渐接受了。接下来的事情的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不可避兔的，与其再否认它、自欺欺人地说我可以摆脱范肖，我试图让自己作好准备，以待任何事情的来临。我相信，正是这种任何事情的力量，使得这个故事难以言述。因为当任何事情可能发生时——恰好也就是语言开始无能为力的时刻。范肖有多么无法规避，就有多么无迹可寻。我学会了接受这一点。我学会了与他共存，就像与我自己的死亡共存。范肖本人并没有死——但他就像是死亡，在我心中扮演着死亡的象征。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巴黎的崩溃，我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点。我没有死在那里，可那已经非常接近了，有那么一瞬间，也许是有那么几个瞬间，我体会到了死亡，我目睹了自己的死亡。这种邂逅是无法祛除的。一旦发生过，就一直会发生；你将它共度余生。
那封信在1982年的春天早早地来了。这回盖的是波士顿的邮戳，语气比上次更为简明扼要，更带有一种紧迫意味。“不能再拖下去了，”信上说，“必须跟你谈一谈。波士顿，哥伦布广场9号，4月1日。事情都在这里了结，我保证。”
要找个借口去波士顿，我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事实证明这比我想象中要困难得多。虽然我坚持不让索菲知道任何实情（感觉这是我能为她做的最起码的事情），但我也不知怎么的不想再说谎，即使这是必需的。两三天里没有任何进展，最后只能编出一个蹩脚的谎话说是要去哈佛图书馆查阅资料。我甚至都想不出假装要查什么资料。我想，就说自己要写一篇什么文章，就怕其中出什么差错。重要的是索菲没有反对。好吧，她说，尽管去吧，诸如此类。我的直觉是她在怀疑发生了什么事，但也只是一种感觉，没有必要去作什么猜测。就索菲的话而言，我宁可相信她没有藏着什么。
我订了4月1日的早班火车。我出发的那个早上，保罗五点钟之前就醒了一会儿，爬上床和我们睡到一起。过了一个小时，我强迫自己醒来，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透过朦胧的光线打量着索菲和孩子——伸展着四肢，安然自适，他们是我的归宿。本在楼上的厨房里，已经穿上衣服，一边吃香蕉一边画画。我给我们两个炒了一些鸡蛋，告诉他我要坐火车去波士顿。他想知道波士顿在什么地方。
“离这儿大概两百英里的地方。”我说。
“像太空那么远吗？”
“如果你直接向上的话，就近多了。”
“我想你应该到月球上去。火箭飞船比火车更好。”
“我会坐飞船回来的。他们每星期五有波士顿到月球的航班。我到了那边就去订个座位。”
“好啊。那你就可以告诉我月球是什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