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撇子女人 精彩片段：
真实感受的时刻
丁君君 译
说到底，暴力和愚蠢难道不是同一回事吗？
——M·霍克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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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曾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凶手，只能装模作样地继续从前的生活？从前，时光仍连绵不息的时候，格里高尔·科士尼格在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馆担任了几个月的媒体官员。他和妻子、四岁的女儿阿涅丝住在十六区一间阴暗公寓里。房子建于世纪之交，是一栋法国市民住宅楼，二楼和五楼分别有一个石砌的铁艺阳台。这栋楼坐落在一条宁静的林荫道上，四周都是风格类似的建筑，顺着林荫道走下去有一个小小的下坡，那条路通向奥特伊门——城西出口之一。白天，每五分钟就有一趟火车经过林荫道边的低地。每到此时，饭厅里的玻璃和碗碟就会乒乓作响，列车上的旅客都是从郊区去市中心的圣拉扎尔火车站，然后转乘西北方向的火车去大西洋，去多维尔或勒阿弗尔。（百年前，这个居民区还是葡萄园，现在，这里的一些老居民周末偶尔也会带着狗，乘坐同样方向的火车去海边。）晚上九点之后这里就没有火车了，林荫道一片静谧，不时有微风吹拂，连窗前梧桐叶的刷刷声都切切可闻。七月底的这样一个夜晚，格里高尔·科士尼格做了一个悠长的梦，梦的开端便是他杀了一个人。
突然间，他和世界脱钩了。他想改变自己，就像一个求职者想“改变自我”一样。然而为了不被觉察出异样，他还得延续从前的生活和自我。这样一来，即便他每天毫无异样地和旁人一同坐在餐桌边，已然是一种伪装；他突然开始长篇大论地谈论自己，谈论“从前的生活”，也是为了岔开别人的注意。他杀害了一个老妇人，草草处理尸体后放进了一个木箱里——我会给父母带来多大的耻辱，他想。家里竟出了一个凶手！他最大的困扰是，自己已变得面目全非，却还得假装合群。那个梦的结尾是，陈尸的木箱已明目张胆地竖在他住的公寓门外，终于有一个路人打开了木箱。
从前，科士尼格对某事忍无可忍时，一般会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一觉。而这天夜里，情况截然相反：那个梦令他不堪忍受，终于醒了过来。然而他很快发现，清醒和睡眠一样不再可能，甚至比后者更可笑，更无聊。仿佛他已开始受到无法预见的惩罚。事已发生，无法挽回。他双手交叉枕在脑后，但这个习惯对现状没有任何改观。卧室的窗外风平浪静；寂静良久后，院里常青树的一根枝条抖了抖，他却觉得，那根枝条并不是为风而动，而是因为自身内部蓄积已久的压力而动。科士尼格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屋子在底层，上方还有六层楼，重重叠叠，很可能都配备着沉重的家具，暗漆箱柜。他没有把手从脑后抽出来，而是鼓起了腮帮，仿佛在找一种庇护。他左思右想，希望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然而，既然一切都已失效，他也无能为力。他蜷起身体想重新入睡，却史无前例地第一次失眠了。快六点时，第一趟火车开过，床柜上的水杯终于叮当响起，他木然地起了床。
科士尼格的公寓很大，结构错杂。屋里走道繁多，两个人会不期然地忽地撞个满怀。走廊很长，看似通往一面墙，到墙边却又有一个拐角，拐过去又是一段悠长的廊道，你不禁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同一所公寓里。走廊一直通向一间里屋，他的妻子正在自学一个听说教程，偶尔会待在那个房间学法语，有时就睡在那里，对此她解释道：疲倦的时候，她很恐惧幽长的走廊和那些曲折的拐角。公寓如此曲径交叉，他们虽然明知女儿不会在里面走失，但还会不时叫一声：“你在哪？”女儿的房间有三个入口：走廊，被妻子称作“工作室”的里屋，以及不明就里的客人眼中的“父母卧房”。再往前还有饭厅和厨房，厨房还有一个“用人入口”——他们没有用人——以及用人专用的洗手间（洗手间的门锁莫名其妙地安在外面）。公寓最前方的“几间沙龙”紧挨着街边，妻子称其为“起居室”，租房合同把其中一个沙龙列为“图书馆”，因为墙上有一个小书龛。直通街面的房间在合同里名为“前厅”。公寓每月房租是三千法郎；房东是一个法国老女人，丈夫曾在印度支那有过地产，现在她只得靠房租度日。奥地利外交部承担了三分之二的房租。
通过里屋半开半合的门，科士尼格观察着沉睡的妻子。他希望妻子一醒来就会问他在想什么，然后他会答道：“我正在想，怎么才能不想我的生活。”突然他又希望再也见不到她，听不到她的声音。把她撵走。她闭着眼，眼皮皱巴巴，不时悸动一下，看起来快醒了。她的肚子咕咕作响。窗外有两只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地尖叫，应声总要比呼声高几个八度。都市夜间的朦胧低语正渐渐清晰，不同的声音凸现出来：车流渐密，刹车声和鸣笛声此起彼伏。妻子头上还戴着耳机，语言教学唱片还在唱机里转动。他关上唱机，她睁开眼。睁眼的她看起来要年轻一些。她叫斯蒂芬妮，直到昨天，他至少还曾为她心动过。为什么她看不出他的异样？“你已经穿好衣服了。”她说，一边摘下耳机。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几乎要跪在她面前，和盘托出一切的一切。从哪里说起呢？从前，他有时会用手按住她的喉咙，那不是粗暴，而是他表达感动的某种方式。现在他想，除非她死了，否则我再也不会为她感动。他站着不动，仿佛罪犯名录里的人物一样，把头转向一侧，以一种家常便饭式的口气对她说：“你在我心中没有分量。我再也不想跟你共度一世。我再也不想关心你的任何事。”——“很押韵么。”她说。话脱口后，他才意识到最后两句押韵，太迟了——这样的话，她就不会当真。果然，她闭上了眼睛，问他：“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他瞥也没瞥窗外一眼，就径直答道：“天高云淡。”她笑，很快又睡着了。一无所获，他想。太奇妙了！这个早晨，在他眼里，自己的任何行为都那么奇妙！
来到孩子的房间，他觉得自己在告别；不仅向孩子告别，还向迄今为止与自己相得益彰的一种生活方式告别。再也不会有任何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了。他站在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玩具的房间里，心里惶惑不已，一不小心竟扭伤了膝盖。他坐下来。短暂的想像缺席让他很疲倦，觉得自己应该找些事来做。孩子昨晚睡前把鞋带抽了出来，于是他给孩子穿鞋带。沉睡的阿涅丝的头发遮住了整张脸，他看不见她的样子。他把手放在阿涅丝背上，感受她的呼吸。孩子的呼吸很宁静，闻起来很温暖，以至他回忆起了从前，那时的一切都和谐美满，仿佛蜗居在一片巨大穹顶之下。那时他常常把妻子误叫成“阿涅丝”，把女儿误叫成“斯蒂芬妮”。这些现在都已成泡影，他甚至连再多的回忆都没有了。科士尼格站起身时，觉得大脑似乎正在缓缓冷却。他皱起眉峰，死死合上双眼，仿佛要将麻木的头脑重新催热。从今天开始，他想，我要过一种双面生活。不，我没有生活：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旧生活只是一种伪装，而新的生活则泯灭在旧生活的伪装中。我的心已不在此地，却又无法设想去往别处；我无法设想再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却也不能想像别人那样去生活。我并不是排斥，只是无法想像自己像佛教徒、前卫者、人道主义者，或一个绝望者那样生活。对我而言，“如何”并不是一个问题，最多只是如何继续“如我”地活下去。——这个念头突然让科士尼格喘不过气来。下一刻，他觉得自己几乎冲破了躯壳飞出去，留下一大团湿糊糊的血肉在地毯上。仿佛这个念头已经玷污了孩子的房间，他匆匆离开了。
不要东张西望！他走在走廊里，心里念叨着。“目不斜视！”他大声道。他盯着一间起居室里的红沙发，沙发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儿童书，乱七八糟。一切如此熟悉，却让他厌恶。他合起书放在桌上，让书和桌沿保持平行。然后他从地毯上拾起一根线，捏着它穿过走廊走进厨房，扔进垃圾桶里。做这些事的同时，他一直沉浸在恐慌中，竭力以完整的语句来思考。
他神色木然地离开幽暗的公寓，走到街上。外面一片残酷的明亮！我也可以这样赤条条地一览无遗，他心想。一有这个念头，他不由自主地低头看看自己的裤链是否拉上了，并悄悄地整理了一下。不能让别人看出他的异样。他出门前刷牙了吗？马路的另一边，排水槽中的流水正灿烂地汇入奥特伊门，那景象暂时驱散了他脸上的木讷。水底石板的颜色已经被冲洗得很淡。科士尼格走着走着，忽然瞥见了一条很像自己家乡附近的小路，路边的墙上爬满了细溜溜、湿乎乎的黑色蓝莓根。他小时候经常在家乡的那条路上刨粘土，然后捏成弹子和火箭形状。幸亏刚才和斯蒂芬妮说话时不小心押了韵，他心想：不然我就暴露了自己。他将袖口从大衣中抽出来。今天起床以来，他终于首次有了一点好奇心。通常科士尼格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但他从不会给自己惹事。这条路的尽头有什么？他一般会在奥特伊门坐地铁，在拉莫特-毕盖-格勒奈尔转车，一直坐到荣军院广场附近的拉杜尔大街。奥地利使馆是一幢三层建筑，位于法贝尔街附近的七区。今天他打算步行去使馆，给自己开个小差——或许这就是一种方式。他可以从米拉波桥过塞纳河，然后沿着码头一直走到荣军院广场。走路时，他或许能理清脑中那团“非此非彼”的乱麻。对，理清！他一边想着，一边注视着自己在奥特伊街一家面包店橱窗里的形象，看起来很整洁。他好奇地伸展了一下身体。
作为媒体负责人，科士尼格打开任何一份报纸第一眼都会搜索“奥地利”和“奥地利人”等字眼，好像那才是他的名字。走到米拉波街，他经过一栋楼时瞥见了一块纪念碑，上面竟写着“奥地利”。原来这块碑纪念的是一个奥地利籍游击队员，参加了法国抵抗军抗击纳粹的战斗，三十年前在这里被德国人枪杀了。7月14日国庆节，人们打扫了碑石，在碑下的人行道上放了一个铁盒，里面是一根冷杉枝条。这个蠢货，科士尼格暗想，踢了一下铁盒，盒子向前滚了几步，他只好又用脚拦住。他走过凡尔赛大道，看见一排工地围栏上挂着一幅海报，鼓动人们参加某个会议：“伊莎贝尔·阿连德对我们说……”对我们！他想，转头吐了一口痰。垃圾！他经过一家报刊亭，早报栏只有五点发行的《费加罗报》，他在上面读到，土耳其军侵入塞浦路斯后，现在已经攻进了首都尼科西亚；战争一触即发。真烦人，科士尼格想：干扰我的生活！桥上有一对情侣向他迎面走来，手挽着手。女人啃着一块长长的白面包，毫无战争临头的忧伤感，这让他的心绪平静了一些。那个男人怎么这么矮？这种身高真让人倒胃口。想想看，他怎么把可笑的精子射进这个女人可怜的肚子里！他走到桥中央停住脚步，低头看塞纳河。“米拉波桥下流淌着塞纳河和我们的爱。”☾1☽对面的河岸上挂着一幅推销高层公寓的海报，上面写道：“从米拉波桥上看诗一样的巴黎。”失势的诗歌！塞纳河水一如既往地泛着褐色，一如既往地向西边的丘陵流去，晨光正渐渐漫向市郊的默东森林。对于科士尼格而言，一切都同样遥不可及，同样毫无意义：左岸的淘沙厂、默东的丘陵、圣克劳德、他的鞋头。仿佛他的目光在接收任何对象之前，就已经被一层不可见的隔阂消解了。一切都是不可触及的——他也没有兴趣去触及什么。眼中没有任何可爱之物，他以一个受虐者的目光看着外界，心里想：我这时就是跳进地铁轨道，也没有人会注意，大家都只看自己的眼前。他在雅威尔坐上了列车，然后像往常一样，刚过七点时走进了奥地利使馆，惟一的不同就是万念俱灰的糟糕神色。
科士尼格的办公室在使馆楼三层，窗外有一棵栗子树。他的主要工作是读法国的各类报刊杂志，从中圈出与奥地利相关的所有文章或报道，差不多每天向大使作一个总结报告，每月还给维也纳的外交部打两篇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法国大众媒体中的奥地利形象。奥地利为自己设定了一种新的形象定位，他得以这种定位为标准来衡量法国媒体中的奥地利形象。新定位认为：奥地利不仅仅只是一个以利皮扎马和滑雪著称的国家。因此，如果法国报纸或电视媒体仅仅传达了奥地利的传统形象，科士尼格就得去信予以纠正。他在办公桌上贴了一份信件样本。比如说去年，《金融时报》为奥地利颁发了一份“经济奥斯卡”奖——奥地利在工业国统计数据中位居第一。科士尼格寄出去的纠正信件很少受到重视；他写给外交部的报告更是回音寥寥。他偶尔也会参与记者们和法国政客的工作餐，餐费得提前汇款支付。有时他也会请请那些记者，之后都能入账，因为这些花费都属于他的工作范畴，可以报销。餐费的入账名目为“坐式活动”。“立式活动”指喝酒，顶多加一份自助快餐。这些差不多就是他的工作内容。迄今为止，他的工作态度一直无可指摘。他自己心中并没有奥地利形象，因此很高兴有官方的形象指南。惟独有时，他会收到一些孩子写来的信，向他打听奥地利的事，这些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好在这些信中的问题大多是在成年人的指示下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