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精彩片段：
永垂不朽
报告彼得消息的信送到的时候，父亲和我已经下地去了。我们走后母亲从信箱里取出信来。她准是在厨房窗口一直看着送信人走过来把信扔进信箱的。她一定早就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因为她连帽子都没戴就拿着信跑到地头篱笆跟前。我也知道信里写些什么，因为她一言不发，光是呆呆地站在篱笆前面，手里拿着那个连邮票都用不着贴的小白信封。我对着父亲大喊大叫。我在地的另一头，离着篱笆要远一些。尽管我早就跑着过去，还是父亲先走到母亲等着的篱笆边上。“我知道这是封什么信，”母亲说，“可我就不能咬咬牙把信拆开。还是你拆吧。”
“不会的！”我边喊边跑。“不会的！”我哭起来喊道，“不是彼得！不是彼得！”我又哭又骂，“该死的日本鬼子！该死的日本鬼子！”父亲不得不抓住我，扶着我，想法抱住我。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把我抓住，好像我是个大人，不是刚刚九岁的孩子。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有一天冒出个珍珠港事件。一个星期以后，彼得就到孟菲斯参军，上珍珠港帮忙去了。接着便是一天早上，母亲站在地头篱笆跟前，手里拿着一张小小的不够点火用的纸片，信封上连邮票都不用贴。信中说，有那么一条船，现在失踪了。你的儿子是船上的一员。我们只有一天时间可以伤心哀痛；于是一切便过去了。因为这是4月里，正是春耕大忙的紧要关头。我们有一块地，七十英亩，我们指望着这块地穿衣吃饭烧柴火。这块地年代悠久，在我们以前是格里亚一家种的，他们干了一辈子。彼得侍弄过这块地，他活着的时候尽了他的一份力。等到父亲、母亲和我尽了我们的一份力以后，这块地还会照旧存在。
可是，又出这种事了。也许我们已经忘却：对于其他像我热爱彼得一样热爱他们的兄弟儿子的人们，这样的事情不但可能，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发生，直到有朝一日仗打完了，事情才算到了头。自从有一天，我们在孟菲斯报纸上看到彼得的名字和照片，父亲每次进城就带一份报纸回家，我们看到过密西西比州其他县镇的阵亡战士和水手的照片和名字，甚至还有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的。但是我们这一带人的照片和名字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过了一阵，彼得好像就是我们这一带唯一的阵亡者。
可是，又出事了。这是在7月下旬，一个星期五。父亲一早搭了荷默·布克莱特运牲口的卡车进城去。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照着我从地里回家，我刚把骡子圈好走出谷仓，就看见荷默的卡车在我家信箱前停住，父亲跳下卡车顺着小路走过来。他肩上扛着一袋面粉，胳肢窝夹了一包东西，手上拿着一份叠得好好的报纸。我对叠好的报纸只瞧了一眼。虽然父亲每次进城都要带一份报纸回来，但是我还是看出是出事了；因为这样的事迟早要发生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不可能只有我们一家因为爱得深沉才有悲伤的权利。我迎上前去接过父亲的一些东西，转身同他并肩行走。我们一起走进厨房，晚饭的冷餐已经放在桌上。母亲坐在敞开的大门口对着落日的余晖，稳健有力地用一只手推着炼黄油机器上的搅乳器。
彼得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父亲并没拥抱安慰母亲。这一次他也没有亲她，只是把面粉袋卸在桌上，然后走到母亲的椅子旁，递过叠得好好的报纸。“是德·斯班少校的儿子，”他说，“城里的那个。飞行员。去年秋天穿了军官制服回家来过的那个。他把飞机对着日本人的军舰撞去把它炸沉了。他们知道他死在哪儿。”母亲一分钟也没把搅乳器停下来，因为连我都知道黄油快炼成了。后来，她站起身来到水池边洗洗手又走回来坐下。
“读吧。”她说。
就这样，父亲和我发现母亲不但早就知道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而且她还知道出事后该做些什么。不只是这一次，而且下一次再下一次再下一次出事怎么办她都知道，直到有一天世上一切哀伤的人，不管是富人或是穷人，无论是在城里油漆过的高大漂亮的房子里的、有十个黑人侍候的人，还是像我们住在七十英亩贫瘠土地边上靠收成过日子的人，还是那些只有白天流汗晚上才能吃饱肚子的人，都可以说：我们的悲伤至少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喂完牲口挤好牛奶回家吃冷餐。饭后，我在炉灶里生上火，母亲放上茶壶，还放上一些可以烧够两人用的水的坛坛罐罐。我从后廊把澡盆拿进来。母亲洗盘子收拾厨房的时候，我和父亲坐在房前台阶上。去年12月彼得和我总是在这个时候走两英里的路去盖利格罗老人家里听收音机播送珍珠港和马尼拉的消息。可是发生的事情早已不仅仅是马尼拉和珍珠港了；而且彼得已经不在人世，不能再听收音机了。我也无心收听：既然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彼得停止呼吸时的确切地点，那么地球上并不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热爱彼得的人为他立一块纪念碑。彼得活在世界上每个地方，永远是战士中的一员，不管他们是死是活。因此，母亲、父亲和我不需要一个小木匣子来听那些见识过斗争和牺牲的人讲话。母亲叫我回厨房去。澡盆里的水微微冒着热气，盆边放着肥皂缸、我的干净睡衣和母亲用旧棉布口袋做的毛巾。我洗完澡，倒掉水，把澡盆给她放好，我们就躺下睡觉。
天亮了，我们起床。跟往常一样，母亲第一个起床。我的床边放着雪白干净做客穿的衬衣和裤子，还有自从大地解冻以来我没有看见过的鞋袜。不过我仍旧穿上头天的工装裤，提着鞋走进厨房。母亲穿着头天的衣服站在炉灶前面煮早饭和父亲的午饭。我把鞋靠墙放在母亲做客穿的鞋子旁边，然后就去牲口棚。父亲和我喂完牲口挤好牛奶回家坐下吃早饭。这时，母亲在桌子和炉灶之间来回忙碌着。等我们吃完，她才坐下来。我拿出皮鞋油使劲擦皮鞋，一直擦到父亲走过来把东西拿走——鞋油、擦鞋布和刷子一样样全都拿走。“德·斯班有钱，”他说，“他吐痰都有穿白上衣的黑鬼给他端着痰盂罐。瞧你擦鞋的样子好像你真打算穿；其实擦擦你低头自己看得见的那点地方就行了。”
我们开始穿衣服。我穿上做客的衬衣裤子。裤子浆得真硬，没人穿自个儿都能站得住。我拿着袜子回到厨房，正好母亲拿着她自己的袜子走进来。她已经穿着整齐，连帽子都戴上了。她拿过我的袜子和她的一起放在桌上擦得锃亮的皮鞋旁边，接着她从碗橱架子上把书包拿下来。书包是放在原来的硬纸盒里的，盒子上还有彼得买书包那家旧金山杂货店的彩色商标。这是一个圆形的防水书包，底边四角却是方形的，书包上面有个把可以提。所以彼得在店里一见这个包，就知道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书包是用一根拉链扣上的。母亲从来没见过拉链，父亲也没有见过。换句话说，虽然我们三个人都去过杰弗生的杂货店和一角钱商店，可是只有我出于好奇打听过拉链是怎么用的；当然我那时候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家真会有根拉链。所以是我把书包拉链打开的，里面有一只烟斗和一盒烟草，这是给父亲的。给我的礼物是一顶猎人帽，上面有盏炭化灯。书包就是给母亲的了。她把拉链扣上又打开，接着父亲又拉了几下，在卡卡响的齿槽上拉来拉去。后来母亲不让他再拉，生怕他把拉链弄坏。她没有拉上拉链就把书包放回纸盒。我从谷仓拿来一个空瓶，这是装洗牲口消毒水用的，容积一夸脱。母亲洗过瓶子、瓶塞，把它们和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毛巾一起放进书包，然后把纸盒放到碗橱架上。书包的拉链没扣上，因为我们以后要用书包总得先把拉链打开，现在不拉上，以后就可以少拉一次，拉链就少磨损一次。刚才说了，母亲从纸盒里拿出书包，取出瓶子，装了一瓶清水，盖上盖子再放进书包，跟那块干净毛巾放在一起。接着，她把鞋袜放进去，拉上拉链；我们便走到街上，在耀眼的大太阳下站在信箱旁边等候公共汽车。
这是送孩子上学的公共汽车，就是去年冬天我来回坐着去法国人湾上学的那一辆。彼得每天早晚坐的也是这辆车，一直坐到毕业。现在车子往相反方向开，去杰弗生，而且只是星期六才去。我们站在又长又直的山谷路旁，老远就可以看见这辆车，还看得见在各自信箱旁候车的人一一上车，接下来轮到我们了。母亲递给索伦·奎克两个两角五分的硬币；这辆车是他装配的，归他所有，也由他驾驶。我们上车，车一直朝前驶去，很快坐满了，那些站在信箱旁边表示要乘车的人没法上车。车速渐渐加快，离终点二十英里、十英里、五英里，只剩下一英里了。汽车爬上最后一个山坡到了水泥铺的街道。我们下车坐在路边。母亲打开书包拿出鞋子和那瓶水，还有那块干净毛巾。我们洗好脚穿上鞋袜。母亲把瓶子和毛巾放回去，关上书包。
我们沿着有尖刺的铁栅栏走去，这栅栏长得都可以围住一块棉花地。我们走进一座比我看到过的农庄还要大的院子，顺着一条比法国人湾所有的路都要宽阔平坦的砾石路，走到一幢在我看来比县政府大楼还要大得多的房子。我们走上石柱子中间的台阶，经过可以容得下我们家的房子加门廊等等一切在内的廊子，走到门前敲了几下。接着，我们的皮鞋擦不擦都没有关系了：黑猴给我们开门时，他的眼白在我眼前闪了一下，他的白上衣在大厅尽头一晃就不见踪影，他的脚步轻得跟猫走路一样。他让我们自己去找该进去的那扇门。我们居然找对了——走进了这个有钱人的客厅。法国人湾每一个妇女，我猜还有咱们县别的地方的妇女，都能把这个客厅描写得头头是道，可是她们从来没有来过。就连男人们，包括银行下班以后或者星期天银行休息时上德·斯班少校家里要求支票延期支付的男人，都从来没有进来过。客厅正中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灯，它足有我们家澡盆那么大，而且就像是澡盆里还放满了砸碎的冰块似的；屋子里有架金色的竖琴，大得可以做我家谷仓的大门；一面镜子足可以把一头骡子和骑在上面的人都照得清清楚楚；地板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成一口棺材的模样，覆盖着一面南部邦联的旗子，上面放着德·斯班少校儿子的照片和一个打开的奖章盒，旗子上还压着一把蓝色的挺大的自动手枪。德·斯班少校头戴帽子笔直地站在桌子一头。半晌，他才似乎听见了而且还记得母亲对他的称呼——他并不是什么真的少校，只因为他父亲在南部邦联战争中当过少校，大伙儿便这样称呼他。他本人是银行家，有钱有势。父亲说密西西比州好几个州长、参议员都是他扶上台的。他是个上了岁数的人，老得你不相信他有一个才二十三岁的儿子，总之，他实在太老了，他脸上不该有那种表情。
“哈，”他说，“我想起来了。你也接到过通知，说你的儿子在毫无准备和效率极低的圣坛上流尽鲜血。你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