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_第一部 第四章

第一部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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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之前，我待在大姨家的庄园里避暑。她的领地并不很大，大约有一千英亩的耕地和草坪；庄园建筑颇具贵族气派，有着希腊式廊柱、宽敞的门廊、金属框架的高大屋顶和门前的大花园。马车穿过茂盛的槐树林驶进庄园，透过掩映的绿树丛，一幢白色廊柱、“士绅帝国”风格的庄园建筑展现在眼前，富丽堂皇……我每次到达时，都会为眼前的景色怦然心动；马车夫穿着威风凛凛的骑士盛装，悠然自得地高高坐在轿厢的前沿，驾驶着姨父精心饲养、彪悍健壮的骏马；庄园铺满了嫩绿的草坪，花园里玫瑰花盛开，在白色立柱的门廊两侧，是两道野葡萄藤构成的墙围，一家人和络绎不绝的宾客几乎每小时都在那里吃早餐、喝午茶或舒舒服服地坐在藤椅里打牌。我为有这样“显贵”的亲戚感到高兴；这幅欢乐的场景，向来人流露出安逸无忧的和平与富有。姨父是一位出色的庄园主，一家人靠着一千英亩领地的收入过着阔绰、舒适、社交广泛的生活。我经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庄园的房间，许多房间一字排成平行的两排：起居室设在有防雨檐的门廊一侧，掀起玻璃珠串成、一碰叮当脆响的门帘，客人走进空气清凉、光线朦胧的会客室，左右两侧是卧室、客房和餐厅；房子的后部也有一条设有许多房间的狭长走廊，沙龙厅里摆着黄色绸缎包面的家具，没有人记得有谁曾在那里待过；这里还有台球室、音乐沙龙和狩猎厅，狩猎厅里陈列着长矛、火枪、古代兵器和现代猎枪。家里的孩子们从早到晚都抱着猎枪反复擦拭，上油；子弹也是我们自制的，火药就像别人家里的烟丝在房子里撒得到处都是，子弹匣敞着放在抽屉里……庄园里的日子宁静而杂乱地流逝着。透过房间的大窗，可以从各个角度清楚地眺望园中葱茏茂盛的古树；夏天，我们经常在外面的花园里用早餐，在巨大的椴树下，离马蜂窝不远；这里的一切都气味芬芳，即使一连几周的喧哗也打搅不了这曲田园牧歌，尤其在夏季，大花园浓妆艳抹，争奇斗艳。我在乡村居住的头几个星期，给我留下了不真实的幸福记忆。那是在夏季，风和日丽，繁荣而肆意，时值暑假，好几个星期我都沉浸在儿童时代浪漫抒情的氛围里。即便如此，我在那个夏天还是感到焦躁不安；过不了多久，家人就会迫不得已地对我“严加管制”。我感到头顶的天空中乌云密布；后来，突然发生了许多出乎意料的事情。

大姨总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小女儿和一个在乡村长大的儿子，他们对城市来的亲戚表现出毫无掩饰的惊讶和蔑视；那年夏天，我十四岁，我知道很多乡村孩子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东西，但我不能把小麦跟大麦区分开，乡下的表姐弟非常瞧不起城里人的无知。我们整天扛着枪在附近玩耍，有一次，当我们在农田里行军，姨父的猎枪在我手里走了火，险些击中表弟的脑袋；男孩一步跨到我跟前，朝走火的方向点了点头；但是即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故，我们也没太在意，在父母面前更是守口如瓶。几天之后，大概只有十岁、生性鲁莽、少言寡语的表弟端起猎枪冲他母亲瞄准，险些击中她的脑袋；现在我都不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中止了这场死亡的悲剧；这些在乡村里抱着枪长大的孩子都很会用枪，肯定是命运的拯救，当他瞄准母亲脑袋的时候，在最后一刻出于神奇的本能抬高了枪口……“现在我让妈妈的脑袋开花！”他咧开嘴角顽皮地笑道，随后端起猎枪，扣动扳机，子弹出膛。子弹从大姨的头顶呼啸而过，射到墙上，一大块墙皮应声掉下，灰土四溅。后来，孩子们一口咬定（我们相信了这个无望的辩解，因为我们不敢相信会有别的可能），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给猎枪上了子弹！在大姨家里，即使小孩子也算正式的猎人，家规里面严格规定，打猎后必须擦枪，假如谁把枪上着子弹挂回到墙上，那是不可想象的罪过，是严重违纪……不管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孩子向母亲开了枪。这是两桩不幸事件，我至今想起都毛骨悚然，很长时间我不再碰枪。男孩们受到惩戒，我们有段时间被禁止摸枪。虽然，那恐怖的瞬间已经过去，但惊悚和焦虑留在了我的神经里；田园牧歌一去不复返。我开始哀吟，感受到了危险。

在这几个星期里，有一段童年爱情的记忆和气味向我投来朦胧的晨光；女孩的面孔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知道她大约与我同岁，我们接了吻。她穿着新洗过的、还带着肥皂味的棉质衣服，是一个活泼好动、一惊一乍的青春期少女。她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是：在一天下午的光线下，我们俩走在麦茬地里——我已经二十年没再说过这个词了，当时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是的，在收割之后，我们走在麦茬地里，穿着薄底的凉鞋，女孩走在我的前头，她不时弯下腰，好像在地上寻找什么。天空阴暗，呈紫罗兰颜色，大概在下午三点左右，热风拂面，四周弥散着朦胧、不祥的光线，我嗅到甘草和泥土的味道，刚刚割好、随手堆成的草垛散发着轻微的尘土味——就在这个光线下，女孩突然朝我转身，将滚烫的小脸贴向我，用耳语的嗓音冲动地说了几个奇怪而紧张的字眼。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她爱我。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也属于那几个星期我呼吸到的空气的一部分；或许我想再次唤醒那种兴奋的体验，重温生活中转瞬即逝的难得瞬间。过了很久之后我才重拾这段记忆，回味生活中那个令人晕眩的重要转折，看到那难得瞬间的反光；我看到了午后的阳光，看到热风将隔壁紫花苜蓿田淡紫色的草场吹得波浪起伏，我被幸福和紧张的情绪捕摄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暴风雨马上就要到来，有什么马上就要结束，也许是永远结束……我们就这样肩并肩地走着，在滚烫的风里喊着烦躁不安、无法理解的话。我只知道她是镇上一位地主的孙女； 他们没有庄园，她的爷爷像是从旧日历上剪下的人物，或从《完美的养蜂人》中的某一章里走出来的，整天戴着一顶棕黄色的、饱受风吹雨淋的阔檐草帽在水果树间走来走去，在茅草棚里鼓弄这鼓弄那，用晾干的驴粪在蜂巢间烟……

希迪凯站在槐树林边向我们挥手。希迪凯是当地合唱团的女歌手，她的来历早已隐没在家族神话的迷雾里；她在大姨身边生活了几十年，肥胖、可怕的脸上长满了肉芽似的黑雀子，嘴唇干裂，集女管家和女伴的角色于一身；她从早到晚待在厨房的蒸汽里，煮水果，熏肉，但在家里她始终还是“合唱团女歌手”，一位误入家门、需要道歉的陌生人，但为什么要道歉？……上帝知道。我们回到家时，镇上的神父已经跟姨父一起坐在门廊上，那是一个非常古怪、生性傲慢、长了一副亚洲人面孔的匈牙利人，他上身前倾，塌鼻子几乎要碰到纸牌；放在桌下的冰匣里镇着酸葡萄酒和苏打水，他们在跟我夏日女玩伴的爷爷一起打牌，即使打牌，老人也不肯摘下那顶农夫本色的阔檐草帽……这位神父在镇上和家庭生活里扮演着让人不安的重要角色。他是一位颇具演员气质的人物，头发过早花白，在他被日光晒成古铜色的年轻的脸上，一双带着讥讽眼神、激情燃烧的黑色眸子炯炯有神；他有着多血质的不羁性格，大概是一位有创造力的人。那个时候，他就为农民做了许多事，站在老百姓一边，因此有不少人怕他并在主教跟前告他的状。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令人痛不欲生的戏剧性时刻时，这些人都充当了龙套演员。

2

拨开迷雾，我对那次意外事件的具体细节，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个打击从天而降，完全把我击垮了；“情景”在大爆炸的惊愕中碎成了片片瓦砾，我后来一直都在疯狂搜寻。就在那一刻，在我周围逐日堆积、悄悄储藏了很多年的大量火药突然引爆了。

我开始扯破喉咙嘶声大喊，犹如一头受伤的野兽，使尽了全身的气力（当时我已经十四岁，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健壮少年）朝一扇锁住的门猛撞。我的疯狂发作没能持续太久，我就变得精疲力竭。外面院子里没有人说话；我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之后，我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对这几分钟记得非常清楚。随后，之前的情景又变得模糊，“感受”的记忆变得破碎不全，有一些瓦砾永远不会找到。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从房间里出去的。是有人开门放我走的？还是我从窗户爬出去的？……我只知道，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必须永远而无奈地从这里逃走，逃离这个家庭，远离我的这些亲戚；我万般无奈地这样思忖。我想，其实我很喜欢留在这儿，希望发生某种奇迹；但是我知道，奇迹并不存在，现在，我必须一个人孤独一生。我穿过花园，从容，镇定，一路上没碰到任何人；我心里很清楚，我脚下迈出的每一步，都将使我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不存在回来的路。或许，只存在虚假、强行的解决方式，这种方式能够逐渐让我找到生活的平衡并维持与家庭的关系。大多数人会为这种逃离痛苦不堪，但也有不少人较为幸运，较为顺畅。穿过花园时，我的内心已非常平静，仿佛清楚地知道，没人能有力量拦住我的去路；我怀着某种怪异的目的性，因为不是要去“什么地方”，而是想要离开这里，不惜代价，不顾后果。花园里空空荡荡，一家人不是钻进了果林，就是去看蜜蜂；我沿着国家公路往前走，大概上午十点钟，八月末，骄阳似火；麦田里已经收割完毕，脱粒机在离农田不远的地方轰鸣。我就这样走到了天黑。

我大踏步穿过了三座村庄，下午在一个村子里，曾有位年轻神父叫住我，他是镇上的神父，用狐疑的眼神打量我。我简单回答了他的提问，并跟他一起坐到神学院门前的一条长椅上，我们就这么坐了一会儿。他措辞小心地刨根问底，并打来一罐水让我喝。过了一会儿我站了起来，向他伸出手说，现在我得走了，因为我还“有事要做”。（后来他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宪兵。）他送我走到院子的栅栏前，并没挽留我，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走出很远，都能感到他投在我后背的目光；我丝毫没有因为遇到了他并跟他聊了一会儿而感到不安，我在自己身上感到一股无人可以战胜的力量和平静。或许，那位神父在送我走时，他也给了我某种安全感；我想，他肯定惴惴不安地目送我很久，无奈地盯着我的背影沉默不语；他肯定没立即去找宪兵，而是过了很久，才到镇上的哨所说服他们派人追我。或许，我的样子在外人看来没什么可疑，一位绅士打扮的少年，没带行李地穿过村庄，因为要赶到哪里“有事要做”……我内心的平静，能够征服路遇的所有人；没有人问我这是去哪儿，也没有人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或为什么上路……晚上，我走进了森林。

离开姨父的庄园，我大约走了四十公里路，大步流星，时而奔跑。无论森林，还是黑夜，都没让我惧怕；任何恐怖之物跟白天发生的事情相比，都算不了什么。途中好像还下起了大雾，四周朦胧一片，我能看到景物，还能看到几个人影；我隐约听到一位家教的嗓音，看到父亲忧伤的面孔，还清晰地看到母亲——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阳台上跟我玩。那是在郊外的一栋别墅，有个角落专门为我布置成“诊所”，我是医生，在一张卡片上写有我的名字，字母干硬如刺。另一个记忆，是我患白喉后作为礼物得到的一本图画书；当时我已经三岁多，但笨嘴拙舌，寡言少语，家人很难从我嘴里抠出两个词，他们以为我成了弱智，心急如焚地鼓励我说话；患病后我躺在床上翻图画书，有一次我突然喊了出来：“可爱的小猴子在这儿呢！”又是我母亲，我永远的母亲：有一次她生了病，病愈之后，她带我一起去了巴尔特法；我已经过了四岁生日，母亲在客房里躺了一天，交给我一项“成年人的”任务，要我去买寄信的邮票；早上我在小溪旁买了一块甜点，感到那么快乐和自豪。有一次，我们去卡尔斯巴德，天气闷热，我们的旅馆客房在庭院那侧，窗户开向狭小的院落，窗户对面是一堵防火墙，于是，我决定以后哪儿也不去，因为家里的一切都比这里更漂亮，更好玩。还有一次，我跟父亲一起深夜回家，我怎么都睡不着觉，我躺在带铁栏的小床上，乳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在黑暗中等了好几个小时，大声哭泣，中了邪似的大声叫嚷：“猫和老虎会来的，你们谁也不管我！”就在这时，她在黑暗中俯身看我，脸色苍白……我一路听到的都是祖母的话，我搞不清自己怎么了，在哪里迷了路。我镇定地思索，仿佛朝着既定的方向；而我的目标只是，离开这里。假如一个人遇到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获知自己生活的真正方向，拐上一条永远不可能回来的崎岖小路——一切障碍都会迎刃而解。我心里清楚，这么走怎么都不可能走出去，漫无目的地游荡，早晚都会被人逮住，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我对历险不感兴趣，我并不想去陌生之地；只是离开家后，我在途中恍悟，郊游的意义不过如此。现在，不管谁做什么都已无法挽回，决裂已经发生，事实上我自己也无力转变。在这种境况下，谁都拿叛逆者无可奈何，一路上没有人挡住我的去路，他们只是望着我的背影，闪到一旁给我让路，像是躲一个杀人狂。现在事后回想，那几小时的游荡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远游。我在阴森的树林里平静地走着，好像对这里的路了如指掌，好像知道不会有危险，好像就是要来这儿，这里就是目的地。夜色明亮，空气潮热。后来，我遇到了几个烧炭工；不过当时我已在谵妄状态，不记得他们问没问我什么。我跟他们待在一起，直到宪兵找到我。

两位宪兵和姨父用马车把我拉回家；这位长者一声不吭地坐在车里，披着毛毯。他一路沉默，对我并没有声严厉色，但也没有安慰我。他们把我带进庄园的厨房，因为我不愿意进房间，不愿意见亲戚和表姐弟们。我在暖和的壁炉旁坐了很久，冷得打颤，用人们像巫师那样一声不响地在我周围走来走去。后来，我父亲来了，把我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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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生活中并未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假如许多年后我们回忆过去，查寻某个对我们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起了不可逆转作用的瞬间，印证某次影响到我们日后生活的“亲历”或“意外”，在许多时候，我们只能找到些蛛丝马迹，甚至连蛛丝马迹都没有。没有别的“悲剧”，只有一个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刻，决定你是否留在家里，是否留在一个个更广义、更宽泛的改头换面的“家”里，是否留在“阶层”、世界观或种族里。当你只身上路，你知道自己从现在开始将永远孤独，你是自由的，但你是所有人的猎物，只有你才能够救助自己……当我逃出家时，我十四岁；从那之后，我只会在法定节假日才回家探亲，只待很短时间。光阴是奇效的麻醉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所有的创伤好像都愈合了。但是过了很久之后，过了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它会出人意料、“毫无缘由”地突然复发，疼得令人难以忍受；之后再次麻痹，我们开始若无其事地谈别的话题。我很想把真相写下来。我是那么依赖于真相，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人离不开药物一样；真相也许会杀了我，也许能帮助我；事实上，我没有什么担心失去的东西。真相就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心灵秉性和命运蹉跎而责难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