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切瑟尔海滩上_第二章

第二章

他们是怎么会相遇的？为什么这双生活在现代的爱侣，会如此羞怯如此纯洁？他们自以为老成到不至于相信命运，然而，有一点他们却觉得自相矛盾：如此意义非凡的相逢竟纯属偶然，取决于上百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和选择。它没准儿根本就不会发生——这种可能性是多么吓人啊。爱潮初涨时，他们常常惊叹，十岁之后的头几年里，他们各自的路径曾如此切近地交叉过，当时爱德华偶尔会从位于切尔顿山的那个脏兮兮的家——从那偏僻的环境里跑出来，到牛津走走。在城里那些出名的青年集会上；在九月的第一周赶“圣吉尔斯集”时；或者在五月一日黎明参加“五月早晨”①活动（他们都觉得这是个荒唐透顶、名不副实的仪式）时；或者在“切维尔船屋”租一艘平底船时——虽说爱德华统共才干过那么一次；又或者，将近二十岁的那几年里，跑到特尔酒吧①里非法喝酒的时候，他们肯定曾擦肩而过——相信这一点可真是叫人开心啊。他甚至想，也许他跟其他十三岁的男孩子一起坐校车去过牛津高中，在一场综合知识竞赛里被那些跟大人一样见多识广、镇定自若得叫人害怕的女孩子全线击溃。没准那是另一所学校。弗洛伦斯不记得自己入过这样的队，不过她承认，这样的事儿她很喜欢干。他们俩把各自印象中的牛津地图和实际地图放在一起比较，发现彼此挺能对得上号。

此后，他们的孩提岁月和学生时代相继结束，到了一九五八年，他们都选择了伦敦——他上了大学学院，她则在皇家音乐学院念书——顺理成章地，他们没有相遇。爱德华借宿在卡姆登镇一个寡居的姑母家，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到布鲁姆斯伯里。他整日用功，周末和室友一起踢踢球，喝喝啤酒。他喜欢偶尔在酒吧外面打个架什么的，直到后来被这个爱好弄得下不来台为止。有一项精神娱乐是他颇为看重的：听音乐，那种强劲有力的电子合成蓝调，日后它摇身一变，成了英式摇滚真正的前身、不可或缺的引擎——终其一生，他都认为这种音乐远比数年之后即将风靡全球的那些来自利物浦的傻头傻脑的“三分钟歌厅小调”①强。入夜，他常常离开图书馆，沿着牛津街走到“一百俱乐部”①，听约翰·梅耶尔领衔的“四号发电站”乐队，或者听阿历克西斯·考纳，听布莱恩·奈特。三年求学期间，那些在俱乐部里度过的夜晚代表了他文化体验的巅峰，在此后的岁月中，几经思索，他认为正是这种音乐奠定了他的品味，甚至塑造了他的人生。

他所认识的那几个少得可怜的女孩——那些年里女大学生为数不多——都是从郊区跑来听讲座的，将近傍晚时就离开，显然都给父母管得严严实实，非得六点前回家不可。这些姑娘虽然没直说，但明摆着要给人这样的印象，她们是在替一个未来的丈夫“守身如玉”。当时可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事儿——但凡你跟这些姑娘里的哪一位上了床，就一定得娶她。有两个朋友——足球都踢得挺棒——就走上了这条路，在大二就结了婚，从此销踪匿影。这些不幸的家伙里头，有一位的经历尤其具有警示作用。他把大学行政办公室一个姑娘的肚子给搞大了，然后，按照朋友们的说法，他给“拖到了圣坛”，随即消失了一年，直到有人在普内大街上看到他推着一辆婴儿车为止——要知道，在那个年月，一个大男人干这样的活儿还是很丢面子的。

当时避孕药还只是登在报上的一条小道消息，一个荒诞的承诺，是又一个与美国有关的传奇故事。从“一百俱乐部”里听来的蓝调音乐让爱德华隐隐觉得，就在他身边，在看不见的地方，与他年龄相仿的男人正在过着激情四溢、不知疲倦的性生活，花样百出，快意十足。流行音乐还算平和的，在这档子事上尚且忸怩作态，电影就更直白一点，然而，在爱德华的圈子里，男人们还是只能满足于讲讲黄色笑话，要不就是猛灌一通酒以后躁动不安地夸耀自己雄风傲人，吵吵嚷嚷地渲染哥们义气，而这样做就愈发减少了与女孩子邂逅的机会。社会变化的步伐从来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传闻说，在英语系，在亚非学院门口那一带的马路上，在政治经济学院门口的国王路上，那些穿着黑色紧身牛仔裤和黑色高翻领套头衫的男男女女动不动就上床，根本就不用去拜见各自的家长。就连吸大麻的传言也时有耳闻。有时候爱德华会试探着从历史系信步走到英语系，心里盼着能窥见人间天堂的蛛丝马迹，可是那些走廊，那些布告牌，甚至那些女人看起来都没什么两样。

弗洛伦斯在伦敦的另一头，靠近阿尔伯特音乐厅，住在一座整洁的女生宿舍里，那里十一点熄灯，无论何时都禁止男士造访，而女孩子们总是忙着相互串门，来去一阵风。弗洛伦斯每日练琴五小时，还会跟女伴一起去听听音乐会。她最喜欢到威格莫尔音乐厅听室内乐演奏会，特别是弦乐四重奏，有时候一礼拜连听五场，既赶午场，也听晚场。她喜欢那里黑暗中的肃穆，喜欢后台日渐褪色、斑驳剥落的墙，喜欢门厅里熠熠闪光的木工和深红色地毯，喜欢宛若一条镀金隧道的观众席，有人告诉她，舞台上方那著名的穹顶上描绘的是人类对于音乐这种宏伟壮丽的抽象艺术的极度渴望，而那团永恒的火焰则象征着和弦之灵。她敬重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这些维多利亚时代最后的遗老，要花好几分钟才能从出租车里钻出来，拄着拐杖蹒跚到座椅旁，正襟危坐、沉默不语地侧耳聆听，有时候他们还会带来格子呢毛毯，覆在膝盖上。这些“活化石”枯槁的头颅冲着舞台方向谦恭地倾斜着，在弗洛伦斯眼里，他们象征着久经沙场的经验和睿智的判断力，或者叫人联想起某种高超的音乐技艺——如今手指得了关节炎，再也无法胜任了。另外，曾有那么多举世闻名的音乐家在这里演出过，多少伟大的音乐生涯正是从这座舞台起步的，想到这一点，就会有种单纯的兴奋油然而生。就是在这里，她听到了十六岁的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①的首场演出。弗洛伦斯自己的喜好并非卓尔不群，但格外强烈。她先是对贝多芬的“作品第十八号”迷了好一阵子，接着又爱上了他晚期的那些伟大的四重奏。后来是舒曼和勃拉姆斯，再后来，她在去年听了弗兰克·布里奇、巴托克和布里顿的四重奏。三年里，她在威格莫尔音乐厅里把所有这些作曲家都听了个遍。

第二年，她得到一份在后台打杂的兼职，比如在宽敞的休息室里替演员泡泡茶，蹲在窥视孔边上，看到艺人下台就赶紧把门打开。在演奏室内乐作品时，她也会替钢琴家翻翻乐谱，有一天晚上，她还真的站到了本杰明·布里顿①身边，当时的曲目是海顿、弗兰克·布里奇及布里顿本人的声乐作品。有个唱童声高音的男孩，还有彼得·佩尔斯①，后者与那位伟大的作曲家并肩下台时塞了张十先令的钞票给她。她在隔壁发现了练琴室，就在钢琴陈列室下面，像约翰·奥格登和切卡斯基那样传奇式的钢琴家整个上午都泡在里面，来来回回地敲打音阶、练习琶音，简直像是神经错乱的大一新生。音乐厅成了她的第二个家——她觉得，每一个昏暗而邋遢的角落，甚至那些一直通往盥洗室的冷冰冰的混凝土台阶，都属于她。

她有一项工作是打扫演员休息室，某天下午她在一只废纸篓里看见一张用铅笔写的谱注，那是“阿马迪斯四重奏”扔下的。那笔迹既乱又淡，几乎无法辨认，内容涉及舒伯特四重奏第十五号的第一个乐章。当她终于破译出那几个词是“用力奏一个B音！”时，不由得一阵兴奋。弗洛伦斯忍不住半真半假地想，她收到了一条要紧的讯息，要不就是一个关键的提示，于是，两周之后，就在她毕业那年开始不久，她就邀请了学院里三个最出色的学生，加入她自己张罗的四重奏。

只有大提琴手是个男人，可是，她对查尔斯·洛德威一点儿都不来电。学院里的那些男人，那些专心致志的音乐家，雄心勃勃，除了他们选定的乐器和保留曲目以外一无所知，他们从来就不会被什么东西深深打动。一堆女孩子里但凡有一个跟另一个男学生敲定了关系，她就会一下子从公众场合销声匿迹，就跟爱德华的球友一模一样。就好像那年轻女子进了一家修道院似的。既要跟男孩约会、又要跟老朋友来往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弗洛伦斯宁可跟她宿舍里那伙女孩子黏在一起。她喜欢互相善意地开开玩笑，喜欢亲密无间、一团和气，喜欢女孩儿家把彼此的生日看成天大的事，也喜欢在你不小心得了流感的时候，她们忙忙碌碌、津津有味地张罗水壶、毛毯和水果。她觉得自己在学院里的日子真是过得自由自在。

爱德华与弗洛伦斯各自的伦敦地图鲜有交叉之处。对于菲茨洛维亚区和索霍区的酒吧她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尽管她一直打算去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看看，却从未成行。而他对于威格莫尔音乐厅或者她那个区里的茶室，压根儿就没有一点概念，而且，他既没有在海德公园里野餐过，也没有在蛇湖①上泛过舟。他们颇为激动地发现，一九五九年，他们曾同时与两万人一起聚在特拉法加广场，坚决要求禁止生产原子弹。

伦敦的课程结束之后，他们游游荡荡地回到各自的家乡，在童年时代便已熟稔的静谧中懒散地打发又热又无聊的一两个礼拜，等待考试成绩发布，直到此时，他们方才相遇。后来，这一点最让他们匪夷所思——只消一丁点儿改变，那次邂逅便不会发生。在爱德华看来，那个特殊的日子完全可能像其他大多数日子一样等闲度过——躲到狭小的花园的角落里，坐在高大的榆树阴下一张覆满青苔的长凳上读书，避开母亲的叨扰。五十码之外，她的脸苍白而模糊——就像她笔下的某幅水彩，她会坐在厨房窗前，或是守在起居室窗口，一待便是二十分钟，定定地看着他。他努力想忘却她，可是她的凝视就像她的手，触到他的背，碰到他的肩。然后，他会听到她在楼下弹钢琴，磕磕绊绊地敲完她从《安娜·玛格达莱娜笔记》①上学来的一支曲子，当时，他统共只认得这么一部古典音乐作品。半小时之后她或许会回到窗口，继续瞪着他发呆。只要她看到他拿着一本书，就不会跑出来跟他讲话。多年以前，爱德华还是个小男生的时候，他父亲就耐着性子叮嘱过她，儿子用功的时候千万不要打断他。

那年夏天，期末考一结束，他的兴趣就集中到狂热的中世纪教派和他们那些疯疯癫癫、神经兮兮的领袖（他们通常声称自己是弥赛亚）身上去了。就在同一年里，他读了第二遍诺曼·科恩的《追寻千年盛世》①。受《启示录》和《但以理书》中阐释的天启末世观念的影响，他相信教皇是反基督的，世界末日须臾将近，惟有纯洁清白之人才能得到拯救，相信成千上万的暴民将横扫德国乡间，一个个镇子跑过去，但凡见到一个犹太人，便格杀勿论，他们也不会放过牧师，有时候连富人都不能幸免。然后，当局将对这些运动实施残酷镇压，而相隔数年之后，别处又会冒出另一个教派来。爱德华一边过着既无聊又安全的日子，一边读着这些周期性发作的非理性事件，直看得心惊胆战、浮想联翩，想想自己好歹生活在一个宗教势力大体上消弭到微不足道的时代，真是谢天谢地。当时他正在寻思，如果成绩够好的话，他是不是该攻读博士学位。他可以把这些中世纪的疯狂之举当成研究方向。

漫步在山毛榉林里，他梦想着自己能写出一连串简短的人物志，描摹那些靠近重大历史事件中心的半明半昧的人物。头一个是罗伯特·凯利爵士，当年他骑着马花了七十个钟头，从伦敦赶到爱丁堡，将伊丽莎白一世的死讯通知其继承人——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凯利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颇为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他曾跟西班牙无敌舰队打过仗，本人是个出名的剑客，还是“宫廷大臣剧团”的赞助人。按理说，他单骑北行的壮举应该换来新国王的恩宠，然而，到头来却还是跌进了半红不黑的境地。

换一套更现实的思路，爱德华觉得自己应该找份正规的工作，在某所中学里教教历史，这样就肯定不用服兵役了。

不看书的时候，他通常会四处闲逛，先是走上小路，再沿着石灰大道，一直走到北角村，那里住着他念中学时的朋友西蒙·卡特。可是，就在那个特别的上午，爱德华偏偏看厌了书，听烦了鸟叫，对乡间的宁谧也意兴阑珊，于是他从车棚里推出少年时代骑的破破烂烂的自行车，升高车座，再把轮胎的气打足，也没什么特别的安排，就出发了。他口袋里揣着一张一英镑的纸币和两个两先令六便士的硬币，只想往前运动运动就够了。刹车闸几乎没法用，因而他的车速鲁莽至极，一路狂奔着穿过一条绿色的隧道，从陡峭的山坡直冲下去，再依次经过巴拉姆农场、斯特雷西农场，驶入斯托纳山谷，然后，就在飞速经过公园的铁栅栏时，他决定要再骑四英里，跑到汉雷镇去。抵达汉雷镇之后，他直奔火车站，心里只有个朦胧的念头，打算到伦敦去看看朋友。可是，等在月台上的火车却是往另一个方向开的，直奔牛津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