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_第二章

第二章

生命的伟大。有人在反复呢喃着这句话，连同罗莎琳吹风机的声音一同将贝罗安从睡梦中唤醒，至少他自以为清醒的，不过很快就又坠入了梦乡。再度醒来的时候，他听到了罗莎琳开关衣橱的沉闷声响，那是一对大型的嵌入式壁橱，里面装有声控灯，还镶嵌了光滑的胶合木板，并且散发出淡淡的幽香；又过了一会儿，罗莎琳赤着脚走了进来然后又出去，她的丝绸衬裙发出簌簌的摩擦声——没错，一定是那件他在米兰买给她的印有凸起郁金香花纹的黑色衬裙；最后从洗手间里传来的是罗莎琳上班穿的靴子的鞋跟走过大理石地砖所发出的响声。她应该正站在梳妆镜前做着出门前的最后准备：喷洒香水，梳理头发；与此同时，用吸盘固定在浴室墙壁上的那台飞跃的蓝色海豚形象的塑料收音机一直在反复地播放着那句话，其寓意在不断地加深直到他开始体会到了一抹宗教的意味——“生命的伟大”。收音机里的声音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生命的伟大。他又睡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彻底清醒，此时罗莎琳已经出门，房间里一片寂静。从微开的百叶窗的缝隙中射入一道狭窄的光束，外面的阳光亮得有些炫目。他掀开被子，仰面躺在属于罗莎琳的那一边，赤身享受着中央空调的温暖，回忆着那句话的出处。那是达尔文书中的句子没错，来自昨晚他坐在浴缸里阅读的一段，就在那本贝罗安之前未曾拜读过的巨著的末尾。慈悲、坚定却身体虚弱的达尔文出于谦卑地借用了昆虫和宇宙的名义，向这世界做最后的告别。为了安抚那些反对人士的情绪，他甚至还提到了造物主，但是他显然对祂缺乏虔诚，因此在后来再版时删掉了相关内容。这本洋洋五百多页的巨著真正得出的结论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小到一丛灌木之中都蕴藏着无比丰富且无限美丽的物种。你我有幸贵为人类，是自然规律的高级产物，是饥荒、死亡和自然灾害的幸存者，生命之伟大就在于此。人类历史纵使短暂，但足以令我们引以为傲。

曾经有一次他和女儿在埃斯克代尔河边散步，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傍晚，天空披着淡红色的落日余晖，女儿引用了她所挚爱的一位诗人的诗句。显然没有多少同龄人像她那样欣赏菲利普·拉金☾1☽的才华。诗中是这样说的：“倘若我获召唤/来开创一种信仰/我会让人们去膜拜水。”黛西说她喜欢“召唤”这个简洁的用词，仿佛这事真的会发生，仿佛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然后两人停下来分享保温杯里的咖啡，贝罗安用手指追溯着一溜青苔，表示如果他被授予这项使命的话，他会选择崇拜进化。还有什么比进化的过程更加神秘莫测的呢？在无边无际的时间长河中，一代又一代的人类缓慢地演变，原本简单的物质，在历经了偶然的变异、自然的选择和环境的变化之后，衍生出了美妙而又复杂的生命，人类虽然回避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悲剧，但与此同时也孕育出了智慧的奇迹，随之诞生的还有道德、爱情、艺术和城邦，这种信仰的硕果就摆在我们眼前。

他们站在两条小溪汇合的石桥上，在听完贝罗安近乎背诵的诠释之后，黛西不由得大笑，甚至放下手中的杯子为他鼓掌。她品评说：“这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古老而又纯真的信仰，证据确凿。”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贝罗安很是想念女儿，终于她就快要回来了。难得的是在星期六这样的时候，西奥居然也答应今晚待在家里，至少留到十一点。贝罗安打算做一道海鲜烩，为此去一趟海鲜卖场是今天日程单上相对简单的任务：他打算买些鱼、蛤蜊、蛤贝和对虾。为了摆在面前的现实任务，为了这些带着咸味的海鲜，他终于从床上爬了起来，进了洗手间。有人认为男人坐着小便是可耻的行为，因为只有女人才会那样。不过那又怎样？他就选择坐着，因为它让他无比放松，当下面的水流倾泻进马桶的时候，最后一丝睡意也被彻底驱散了。他试图在自己的感觉里搜寻某种莫名的羞愧、内疚甚至更微妙的感觉，例如刚刚是否做了什么尴尬或者愚蠢的事情。然而才几分钟的光景，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曾做过什么事情，行为本身已经被遗忘，但感觉仍在萦绕。似乎是一件可笑的举动或者是话语，让自己成了傻瓜。既然记不起前因后果，他也就无法说服自己不去想它，但谁又在乎呢？只是这种复杂的情境让他的思维变得有些迟缓——让他联想起蛛网膜，就是那层覆盖在大脑外面的薄膜，每次手术他都不可避免地要将它们切开。那一句生命的伟大，多半是吹风机的嗡嗡声所造成的幻觉，让他把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搞混了。不过，能够在半醒半睡之间让思维天马行空倒是种难得的享受。至少他昨晚站在窗前的时候是完全清醒的，即使现在，对这一点他也是确定无疑的。

他站起身来冲刷了坐便器。他有次在手术区的咖啡间里随手翻起了一本杂志，上面有篇荒谬的文章提到说你冲走的废水中至少有一个分子有一天会转化成雨滴再落回到你的身上。至少从概率的角度说有这个可能，但是推论并不等于现实。“我们定会再相遇，不知何时，不知何地。”哼着这首战时的流行歌曲，贝罗安穿过白绿相间的宽阔的大理石地板走向洗漱池去刮胡子。倘若少了这道程序他总会觉得这一天缺失了什么，即使是在休息日也不会例外。他应该学学西奥，随它去，不理睬。不过贝罗安喜欢那木质的盛放剃须液的小碗和獾毛刷，还有那过于精致的一次性的三层刀片，及其设计合理的带横纹的曲线形绿色刀柄——当这个工业进步的宝贝划过他的面颊的时候，感觉精神都为之一振。威廉·詹姆斯☾2☽曾对当人们遗忘了某个词语或者是名字时的感觉做过以下描述：“曾经所代表的含义已经模糊不清，只剩下让人欲罢不能的空壳。你费力地想要唤醒麻木的记忆，但你能想到的都不是你想要找的。”詹姆斯的长处在于从平常之事中发掘意外——这至少是贝罗安的拙见，而且詹姆斯的文笔要远胜于他的兄弟，后者情愿绕一百个弯子来叙述一件事情也不肯直言不讳。黛西——他文学水平的仲裁者，是永远都不会赞同这一观点的。她早在大学时代就曾经就亨利·詹姆斯☾3☽的几部后期作品撰写过一篇长篇论文，她甚至能够背诵《金碗》中的个别篇章。黛西十岁左右就能背诵数十首诗歌，这是她从外公那里赢取零用钱的一种途径。她所获得的培养和她的父亲所得到的是如此的迥异，难怪他们总爱争辩不休。她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事情？在黛西的鼓励下，他试着阅读了一个有关一个小女孩遭遇父母不负责任的离婚的悲惨故事。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儿意思，但可怜的小女主人公梅琪的形象很快就被淹没在了一堆文字当中，只看了四十八页，贝罗安却已经感到筋疲力尽了。他可以忍受一连七个小时站着做手术，也具备足够的体力去参加伦敦马拉松赛跑，却忍耐不了读书的辛苦。有一本书的女主角甚至和他的女儿同名，这本书也同样令他迷惑不解。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看待黛西·米勒☾4☽那意料之中的堕落，除了感慨人生残酷之外，还能得出什么其他的结论吗？但这显然不够深刻。贝罗安弯下腰来，凑近水龙头，开始洗脸。也许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开始如同晚年的达尔文一样，对莎士比亚这类作家厌烦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贝罗安指望着黛西能够让他恢复对文学的品鉴能力。

现在贝罗安终于彻底清醒了，他回到卧室，突然急切地想要穿戴完毕，好摆脱这房间的禁锢，抛开一切的梦境、失眠和头脑发热的胡思乱想，甚至包括性。凌乱的床单还保留着激情的痕迹，让人联想起之前发生的一切。没有欲望的心境是如此的澄澈。依旧赤身裸体的贝罗安迅速地抚平了床单，捡起了地板上的几个枕头，把它们堆到床头，然后走进更衣室，来到他置放体育用品的角落。星期六的早晨通常有两样东西让他感到兴奋——一是刚刚煮好的咖啡，二是那套已经褪色了的壁球装备。讲究穿戴整洁的黛西总是戏谑地说他的这身旧行头如果套在稻草人身上足以吓跑乌鸦。蓝色的短裤已经被无法洗掉的汗液浸渍得深浅不一。灰色T恤衫外面是一件胸部有好几个蛀洞的开司米套头衫。蓝色短裤外面又罩了一条运动短裤，用一条穿在裤腰上的棉绳腰带系紧。白色高弹的运动长袜的顶端那黄粉相间的松紧带让人联想起幼儿园时代的装束。翻开袜子便能闻到一股温馨的洗衣液的芳香，但壁球鞋却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混合了人造皮革和动物汗液的味道，让他联想到壁球场，那里有着白色的墙壁和红色的边线，上演的是毋庸置疑的决斗和胜者为王的情节。

假装对胜负毫不在乎是徒劳的行为。就在上个星期，在和施特劳斯的较量中贝罗安不幸失手，而今天当他迈着矫健而又轻松的步伐穿过房间的时候，他自信自己今天一定能够凯旋而归。当他再度穿过卧室去打开还是刚才那扇百叶窗的时候，已经渐渐模糊的迷惑几乎又死灰复燃。但那也只是刹那间的感觉，转瞬就被冬日里冉冉升起的阳光驱逐得无影无踪了，更主要的是广场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转移了贝罗安的注意力。

乍一看，她们就像两个二十不到的女孩子，身材窈窕，面庞苍白，穿着在二月里略显单薄的衣衫。也许她们是亲姐妹，一同站在中心花园的栏杆旁，无视路过的行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家务事里。过了一会儿，贝罗安开始推断其中正对着自己的那一个应该是个男性，不过实在很难辨认，因为他始终戴着自行车头盔，头盔下面则是浓密的棕色鬈发。尽管如此，贝罗安还是从他的动作中猜测出了他的性别，因为他站立的姿势是两脚外分，而且当他伸手揽过女孩的肩膀时，贝罗安看到了他粗壮的手臂。不过女孩挣脱了他的拥抱，显得很是气愤，而且一直在哭泣，不知所措的模样。女孩双手捂着脸，当男孩靠近想要拥抱她的时候，她在他的胸前象征性地捶了几下，就像经典的好莱坞电影中的女主角那样。然后她转身背对着男孩，但并没有跑开。贝罗安从她的面庞联想起了自己女儿那鹅蛋形的小脸、娇俏的鼻子和淘气的下巴，这种相似促使贝罗安对她更加关注。女孩显然对这个男孩又爱又气。渴望使得男孩看上去更加狂躁，都是为了她吗？男孩拒绝放开女孩，一直在讲话，耐心地哄着她、劝诱着她，可能是想要说服或者安抚她。女孩的左手不停地伸向身后，在T恤衫下面用力地抓挠。她的动作是下意识的行为，甚至在她哭着对男孩子半推半就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这是安非他明所导致的紊乱——女孩此刻的感觉一定有如蚂蚁在她的血管中蠕动，只不过这种瘙痒是无法用抓挠来缓解的。也可能是外用吗啡的组织胺反应，初次使用者往往都有这种症状，女孩的苍白和激动的情绪也证实了这种判断。显然，两人都是瘾君子，也许在女孩的不满和男孩的安抚背后并非是家庭的是非而是毒品的纠纷。

在这个广场上常常可见各种戏剧性的镜头，显然人们认为拥挤的街头不适合上演惊天动地的情节，激情需要更宽阔的舞台。早晨的阳光和崭新的开始让贝罗安再度陷入了习惯性的沉思。凡人的这种心理如果放大到国家的层面上，可能就是导致伊拉克沙漠战争的根源——一马平川的地形正好可以让一个战略家纵横驰骋，难怪有人说在沙漠作战是一个军事家的梦想。城市的广场就等于是沙漠的缩影。上个星期天就曾有一个男孩在广场上来来回回地徘徊了两个多小时，边走边对着电话大喊大叫，每次当他背对着走远的时候声音便会逐渐减弱，但每次面朝着返回的时候音量又会逐渐增强。在紧接着来临的周一早上，贝罗安在上班的路上，又看到一个女人一把夺过她丈夫的手机狠狠地砸在了人行道上。也是在同一个月，他目睹了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小伙子跪在地上，身边放着一把雨伞，把头夹在花园的栏杆之间。后来他才明白原来他正在抱着栏杆抽泣。那个威士忌不离手的老女人的叫喊和咆哮在狭小的街道上如雷贯耳，每次喊不到三个小时绝不罢休。广场的公开为个人的隐私提供了展现的舞台，情侣们可以坐在长椅上静静地倾诉或者哭泣。无论是居住在政府救济的住房里的抑或是住在连排公寓里的人都喜欢迈出他们狭窄的小巷走到这片宽阔的广场上来，在广袤无垠的天空下，尽情享受开阔的视野、挺拔的悬铃树林和青草茵茵的绿地。这里的自由与生机让他们重新记起这些本都是人类基本需求，却竟然无法得到满足。

不过这里也不乏快乐的场面。就在此刻，贝罗安看到在广场的远处有一家印度青年公寓。他又打开了另一扇百叶窗，卧室里顿时被填满了阳光。广场另一边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兴奋。两个穿着运动服的印巴裔年轻人——贝罗安认得他们平日是在沃伦大街上报亭工作的——此时正在从卡车上往停靠在人行道上的一辆手推车上卸货。海报已经堆得很高，还有折叠的横幅、胸牌、口哨、足球迷用的拍板和喇叭、滑稽的帽子，以及堆得摇摇晃晃的政治家面孔的橡胶面具——都是布什和布莱尔的。放在最上面的脸谱空洞地仰视着天空，在阳光下犹如死人的脸一样苍白。广场向东几个路口的高尔大街是游行的起点之一，一些闲散的游行者已经聚集到了这里。卖主还没有开张，就已经有人围着手推车想要购买。四处弥漫的兴奋情绪让贝罗安觉得难以理解。不少家庭更是全家出动，年纪各异的四个孩子都穿着清一色的鲜红上衣，听从父母的吩咐手挽着手；还有学生，甚至还来了一车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穿着棉衣，踩着厚实的棉鞋，她们可能是妇女联合会的会员。穿着运动服的一个印度小伙举起双手假装投降的样子，他的同伴则站在卡车上开始做起了买卖。平日里的宁静被突如其来的骚乱破坏，广场上的和平鸽被纷纷惊起，成群结队地在空中盘旋起落。一个颤颤巍巍的脸膛红润的男人坐在垃圾箱旁边的长凳上，身上裹着一条灰色的毯子，膝头放着一条切片面包，正在等待着鸽子的光临。在贝罗安儿女的眼中——“喂鸽子的人”是弱智者的代名词。在卡车周围聚集的人群背后，站着几个身穿皮夹克、梳着朋克头的年轻人，正微笑着注视着面前的情景。他们已经展开了手中的标语，上面简洁地写了几个大字：“和平不是幌子！”

此情此景带有一种单纯的英式疯狂。一身壁球装扮的贝罗安，想象自己就是萨达姆，正站在巴格达政府大楼的某个阳台上，心满意足地检阅着下面的群众：西方民主制度下善良选民断不可能允许他们的政府入侵别人的国家。然而萨达姆判断错了，至少有一件事贝罗安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这场战争已经在所难免，无论联合国同不同意。军队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自从贝罗安为一位伊拉克古代史的教授治疗过动脉瘤之后，尤其是亲眼目睹了酷刑在他身上所留下的疤痕，并了解了他的凄惨遭遇之后，他对于这场即将爆发的入侵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开始感到迷茫和不确定。米瑞·特勒伯是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身材矮小到几乎像个女孩子，脸上总挂着紧张不安的笑，这种咯咯傻笑的习惯或许是牢狱之灾留下的后遗症。他是伦敦大学的哲学博士，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研究领域是闪族人文化，在巴格达的大学里教授这门学科长达二十多年，曾参与过幼发拉底河地区的多项考古研究。他是在一九九四年一个冬日的下午被捕的，就在他要进去授课的教室门外。他的学生们全都在教室里等候着他的到来，因此没有人看到外面发生的一幕。三个男人向他出示了安全部门的委派证明，然后请他跟他们到车上去。在车上他们给他铐上了手铐，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的酷刑便开始了。手铐铐得那么紧，长达十六个小时，以至于当手铐打开的时候，除了疼痛，他已经没有了任何感觉，他的两条胳膊都遭受了永久性的损伤。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他反复辗转于伊拉克中部的多个监狱之间。他根本不明白这种转移背后的意义，也没有任何途径能让他的妻子知道他还活着。甚至直到他被释放的那一天，他仍然不知道指控他的是什么罪名。

贝罗安在他的办公室里聆听了教授的讲述，后来又曾在手术之后去他的病房里和他聊过天。很幸运，那是个相当成功的手术。作为一个将要度过七十岁生日的老人，特勒伯有一副不同常人的外表：孩子般光滑的皮肤，长长的睫毛，仔细修剪过的黑色胡子——当然是染过的。在伊拉克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甚至可以说毫无兴趣，所以拒绝加入社会复兴党，这可能正是他被捕的原因；同样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妻子的一个表亲，尽管已经去世很久了，但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要不就是因为另一个表亲收到过一封从伊朗寄过来的信件，这封信是一个因被怀疑有伊朗血统而被驱逐出境的朋友寄来的；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个侄女的丈夫为了在加拿大的教师工作而拒绝回国；再有一种可能就是教授本人的原因，他曾经为了协助考古挖掘而去过一次土耳其。教授对自己的被捕并没有表示出特别的惊讶，他的妻子应该也不会。他们两个人都曾有朋友，甚至每个人都有认识的人曾经被抓进去过，关上一段时间，也许会吃点苦头，然后再被放出来。这些人会突然之间又冒出来重新上班，对自己的遭遇只字不提，也没人敢多问一句——周围实在有太多的告密者，不当的好奇心会把自己也送进监狱。有些人躺在棺材里被送回来——任何人不许打开棺材。时常会听说朋友或者熟人走访医院、警察局和政府部门这类地方，希望能打探到他们亲人的消息。

特勒伯被关押的监狱臭气熏天，因为不能通风——六十平方英尺的空间里塞进了二十五个人。当被问到那些都是什么人的时候，教授忧郁地笑了笑。他们并不是如人们所推测的那样是普通的罪犯外加几个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极其普通的平民百姓，之所以被关到那里，往往只是因为汽车没有牌照；或者不巧和一个当官的人吵了一架，还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被哄骗而说出了他们的父母曾在餐桌上说过关于萨达姆的不当言论；或者在被网罗的时候拒绝加入社会复兴党；另外一种常见的罪名就是有某个家庭成员在部队里当了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