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_第四章

第四章

他懒得再把车送到车库去，所以径直将它停在自家的前门外——晚上这个时候将车停放在黄线旁是合法的，警察不会来找麻烦。他虽然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屋去，但还是花了几秒钟检查了一下车门的损伤情况——几乎看不到什么划痕。他抬起头往家的方向看去，发现房子里仍是漆黑一片。显然，西奥的彩排还没结束，罗莎琳也还在忙于处理她的案件的最后环节。几片零散的雪花在窗户的黑色光泽下被映衬得十分醒目，在街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他的女儿和岳父都快要来了，他快没时间了。他一面开门，一面努力地回想今天西奥对他讲过的某句话，他当时并未留意。现在却开始觉得有些困扰。但当他一跨进温暖的大厅，打开吊灯的时候，这种心不在焉的思绪就自行消退了，有时候一盏灯光就可以驱散一个念头。他径自下到酒窖里，取出四瓶酒。他做的炖鱼需要一种醇厚的乡村葡萄酒来搭配——红酒，而不是白酒。是约翰给他推荐了这种名为胡塞龙海滨乡村的葡萄酒，从那以后它就成了他家的必备酒——口感极好，而每箱的价格却不超过五十镑。在饮用之前几个小时就开启葡萄酒纯属心理安慰，因为瓶口那么窄小，和空气接触的面积极其有限，因此对口味不可能有任何明显的改进。但至少他希望让酒恢复室温，所以还是把它们带到了厨房，放在了火炉旁边。

三瓶香槟酒都已经放进冰箱里了。他刚朝CD音响的方向走了一步，就随即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感到那即将开始的电视新闻，像地球引力一般牢牢地吸引着他。这是当今世界的状况让他养成的习惯，总是无法抑制地想要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想要和其他人一道关注变化，与天下同忧。这个习惯在近两年变得更加强烈；有资格被载入新闻的时事尺度不断攀升，以至于如今所听所见的无一不是骇人听闻的惊天大事，任何两天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随时都有可能重现9·11这样的惨剧。政府警告国民——针对欧美城市的恐怖袭击是不可避免的——这绝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严肃的预言。人人除了恐慌不安之外，其实内心深处还暗藏着一个更加黑暗的欲望，那就是对自我惩罚的厌倦和对亵渎神明的兴趣。例如医院已经制定了急救计划，媒体也做好了紧急报道的准备，观众更是翘首以待。下一次恐怖袭击的规模肯定更大、破坏力也会更强，愿上帝保佑不要让它发生，但如果注定要发生的话，可千万别让我错过观看。最好还是现场直播，全景拍摄，让我在第一时间就能了解情况。所以，贝罗安想要听听那两个被扣押的飞行员情况怎么样了。

观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一个不可缺少的陪伴，至少在周末是这样，就是一杯红酒。贝罗安倒了一杯剩下的隆河谷地红葡萄酒，打开电视，调成静音，然后开始动手切洋葱。他没耐心把洋葱又干又薄的表皮一层层剥掉，所以直接用刀切了一个很深的切口，把大拇指插进去，将外面的四层一下子全都剥去，这等于是浪费了三分之一的洋葱。贝罗安麻利地把剩下的洋葱剁碎了，倒进炖锅里，又放了很多的橄榄油进去。他之所以喜欢做饭就是因为它不要求太精确，也没什么原则——这和手术对他的要求正好相反，是一种解脱。在厨房里，失败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顶多是失望或者没面子，都不值得一提，死不了人的。他又剥了八瓣肥肥的蒜，加进洋葱里。他向来只遵照菜谱的基本原则，细节自己发挥。他最喜欢听厨师用类似于“抓一把”、“撒一些”、“统统都放进去”的字眼。这类厨师往往会列举出可用可不用的原材料，同时鼓励人们大胆变通。贝罗安承认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像样的大厨，罗莎琳称他为不拘小节的烹饪一族。他从一个罐子里抓了几个干红辣椒，用手捻碎了，连同辣椒籽一起撒在锅里的洋葱和大蒜瓣上。电视新闻开始了，但他没有打开声音。电视画面上还是天黑前拍的飞机镜头，连海德公园里游行人潮的镜头也是重播。贝罗安的注意力又回到已经炒得半熟了的洋葱和大蒜上——他捻了几撮藏红花，加了几片香叶、橘皮粉、牛至、五条凤尾鱼和两罐去了皮的西红柿罐头。电视里海德公园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正在进行演讲的有左翼的政治家、某位歌星、一个剧作家和一个工会成员。他一边看着，一边把两条鳐鱼的鱼骨扔进老汤锅里。鱼头保存得很完好，但鱼眼一接触到滚开的热水就变得浑浊起来。一名高级警官正在就游行示威的情况接受记者采访，从他紧绷的微笑和斜歪着的头来判断，他好像对今天的情形比较满意。贝罗安从绿色的网兜里拿出一打左右的蛤贝，和鳐鱼骨放在一起。即使它们还活着，并且正感觉到疼痛，贝罗安也不想知道。电视画面上依旧是那位热情洋溢的记者，正在就这场规模空前的集会侃侃而谈，可惜贝罗安只看着他张嘴却并不想听到声音。西红柿和余下的材料一起已经开始沸腾了，因为加了藏红花的关系而变成了橙红色。

贝罗安的听力还没有从刚才的预演中完全恢复过来，对母亲的拜访更是让他感觉依然很低落，甚至有点麻木，他认为自己需要听点鼓舞士气的东西，也许应该听听史蒂夫·埃尔的音乐，后者被西奥称为是严肃人士的摇滚乐。但是，他想听的那张名叫《心灵的秘密》的专辑在楼上，他懒得上去拿，决定用喝酒代替，偶尔瞟一眼电视，等着他的飞机的最新报道。首相正在格拉斯哥演讲。贝罗安打开音量，正好听到首相说，今天参加游行的人数还不及受萨达姆迫害致死的人数多。这是个很聪明的说法，也是唯一能拿来做文章的，但如果他早点这么做就好了，现在太晚了。等到布利克斯的报告之后才这么说，未免让人觉得是在狡辩。贝罗安把电视声音又关掉了。他意识到自己很满足于专心做饭——而且这种感觉并没有在意识到之后有丝毫的减少。他把剩下的贻贝倒进最大的篮子里，用一把蔬菜刷子一边刷一边用水冲。至于淡绿色的蛤子，它们看起来很干净，所以贝罗安只是用水冲了一下。锅里有条鳐鱼的骨头不肯弯下来，好像是想逃避被煮似的。贝罗安用一个木头勺子将骨头往下压，结果鱼的脊椎断裂了，具体地说是在T3以下断裂。去年夏天他曾给一位少女做过手术，她背部在C5和T2两个部位折断，她不过是去参加了一场流行音乐演唱会，只为了看清楚自己的偶像她爬上了树，结果从树上摔了下来。她才刚刚高中毕业，正打算到利兹大学去攻读俄语。在经过了八个月的恢复之后，她已经可以行动自如了。贝罗安很快阻止了自己的回忆，他不要想工作的事情，他只想好好地做饭。贝罗安从冰箱里拿出一瓶还剩四分之一的桑塞尔白葡萄酒，全都倒进了锅里。

贝罗安把鮟鱇鱼尾放在一个更宽更厚的菜板上，把它们剁成几大块，放进一只白色的大碗里。然后把对虾外面的冰洗掉，也放进那只大碗里。又找出一只碗，把蛤肉和贻贝放进去。然后把两只碗都放进冰箱里冷藏起来，用盘子当盖子盖上。电视上的画面是纽约的联合国大厦，接着科林·鲍威尔钻进一辆黑色轿车。贝罗安的飞机事件被挤出了新闻的头三条，但他一点也不介意。他开始收拾厨房，把他摆在中央桌台上的垃圾一股脑地收到垃圾桶里，擦干净桌子，又把菜板拿到流水下去刷洗。现在该把鳐鱼骨和贻贝熬成的老汤倒进炖锅里了。倒完之后，他想，这锅足有两升半的橘红色的汤还得再煮五分钟。晚饭前他只要把汤再热一下就行了，热的同时再把蛤肉、鮟鱇鱼、贻贝和对虾放进去煮十分钟。他们将就着全麦面包、色拉和红酒一起吃。纽约过后，画面上现在显示的是科威特和伊拉克边境，军用卡车沿着一条沙漠里的公路前行，英国士兵跟在车的后面，镜头转到第二天早晨，士兵们吃着罐头香肠。贝罗安从冰箱的最底层拿出两包野苣，全都倒进一个色拉盆里，放在冷水下面冲。一位官员，刚过二十岁的样子，站在他的帐篷前，正拿着一根棍子在黑板架上的一幅地图上比划着。贝罗安丝毫没有把声音打开的欲望——这些来自前线的录像有种伪装的欢欣和虚假的味道，让他感觉很消沉。他把野苣里的水甩净，倒进一个碗里。至于油、柠檬、胡椒粉和盐，要吃之前才放。晚餐还有奶酪和水果做甜点。西奥和黛西会布置餐桌的。

他的准备工作做完了，这时电视里终于出现了那架着火的飞机的报道，今晚的第四个消息。怀着满腹的疑虑，他就要知道对他自己来说意义重大的消息了，他把声音调大，站在迷你小电视前，用毛巾擦干手。排在第四位，意味着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或者是当局蓄意保持沉默；但事情已经接近尾声——你能明显地听出记者遗憾的口吻。画面上那两个家伙站在希思罗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外面，那个精瘦的飞行员，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旁边站着那个胖墩墩的助手。那个飞行员通过翻译解释说，他们不是阿拉伯人或者阿尔及利亚人，也不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教信徒，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他们从来没去过教堂，也没有带《古兰经》或者《圣经》。最重要的是，他们以自己是俄国人这一事实而骄傲。他们对烧毁的货物中发现的已经毁坏大半的美国儿童色情文学当然不负责任。他们为一家实力雄厚的荷兰公司工作，他们只对他们的飞机负责。是的，儿童色情文学是令人可憎的，但检查载货单上的每一个包裹也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呀！他们最后被无罪释放，等到民用航空当局通知他们可以离开了，他们便将动身返回里加。至于飞机飞向机场时航道的争议也销声匿迹了，两名驾驶员都是按照程序操作的。两个人表示伦敦警察局由始至终对他们都是以礼相待。那个矮胖的副驾驶员说他想好好泡个澡，再美美地喝上一顿酒。

确实是个不错的好消息，但当他离开厨房走向储藏室的时候，贝罗安并没有感到特别的高兴，甚至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是他被自己的忧虑愚弄了吗？这就是所谓的新生活秩序所造成的后果，限制了他精神的自由，剥夺了他猜测的权利。不久之前他的思绪还能够罗列出多种可能性，在更广阔的空间里遨游。他怀疑自己变成了一个易受欺骗的傻瓜，自愿而又盲目地追随着当局施舍给公众的任何一点点新闻素材、观点和推论。他只是个趋炎附势的顺民，眼看着恶龙☾1☽逐渐变得强大无比，便躲在它的翅翼下乞求庇护。那架俄国飞机正好闯入了他的失眠时段，而他则乐得让这一事件和新闻媒体的一举一动左右他的情绪。那纯是一种假象，误以为自己也是当事人之一。每日关注新闻动态，并且在每周日下午躺在沙发上浏览更多空穴来风的评论专栏，更时常研读长篇累牍的时事追踪，聆听他人对事态的预测，众说纷纭以至于预言还没来得及实现或者落空就被忘在了脑后。他幼稚地以为凭借着这样的热衷，自己就等于是在参与整件事情，究竟该不该向恐怖主义和伊拉克发动战争？可恶的暴政及其罪行累累的统治家族必须被推翻，应当让武器核查进行到底，让虐囚行为公布于众，为屈死在万人墓中的冤魂申冤，让人人得以分享自由和富裕的权利，与此同时也杀一儆百，警示其他的暴君；或者是站在另外一个阵营里反对轰炸平民，避免造成难民和饥荒，抗议非法的国际制裁，平息阿拉伯国家的愤怒，避免刺激基地组织的膨胀。无论他选择哪个阵营，都等于屈从了某一种普遍观点，形同于随波逐流，已经是被同化了。他真认为自己只要犹豫不决——他是否确实如此还不确定——就可以与众不同吗？他比大多数人都陷得更深。他的神经就像绷紧的琴弦，伏贴地随着每一个消息的“拨动”而震动。他已经丧失了不轻易相信的习惯，对其他的观点反应迟钝，他不能清晰地思考，更糟糕的是，他感到自己已经不会独立思考问题了。

电视里播放着两个俄罗斯飞行员走进酒店的镜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他们。贝罗安从储藏室里取出几瓶汤尼水，查看了一下制冰机里的冰块数量和杜松子酒的剩余——四分之三升足够一个人喝了——然后关掉了炖着的老汤。他走上楼梯来到一楼，拉上L形起居室的窗帘，打开灯，点上仿煤炉样式制造的壁炉里的火。这些沉重的窗帘，要靠两边坠着沉重的铜把手的绳索才能拉上，有效地将广场和清冷的世界阻隔在外。乳白色和深棕色相间的高高的天花板给人一种沉静安详的感觉，屋内唯一鲜亮的色彩就是红蓝交错的小地毯，还有一幅十分抽象的霍华德·霍奇金☾2☽的油画挂在壁炉的上面。三个贝罗安今生最爱也最爱他的人，就要回家了，他还有什么不快乐的理由呢？没有任何理由。他很好，一切都很好。他在楼梯口停下，回忆着下一步他原本打算去干什么。他来到一楼的书房，察看了一下日程表，提醒自己下星期需要做的事情。星期一的手术单上有四个人，星期二是五个。那位上了年纪的天文学家维奥拉是第一位要动手术的，八点半开始。施特劳斯是对的，她希望不大。单子上每一个名字他都很熟悉，他和他们都已经认识了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之久。对每个病例，他都很确切地知道自己该如何治疗，他对即将要开始的工作充满了雀跃的渴望。这九个人的情况又是多么的不一样，有些已经住在病房里，有些还在家里，还有人将在明天或者星期一抵达伦敦，怀着对即将到来的那一刻的恐惧和担心，在麻醉的混沌下接受手术。他们有理由怀疑当他们再次醒来的时候，一切将大不一样。

这时他听到在楼下钥匙开门的声音，从开门关门的方式判断——快速地进来，轻声地关上——他知道一定是黛西。太幸运了，她赶在她外公到来之前先回来了。贝罗安急忙奔下楼去，她看到他的一瞬间惊喜地跃了几小步。

“你居然在家里！”

他们拥抱时，贝罗安发出一声低低的吼叫声，就像黛西五岁时他常常用来欢迎她的方式那样。当他几乎将她抱起来的时候，她仿佛还是个孩子似的娇小，他可以感觉到她衣服下柔和的线条和灵活的肢体，享受着她给他的充满亲情的吻。甚至她的呼吸也像孩子似的。她不抽烟，也很少喝酒，而且她即将成为一位有诗集问世的诗人。贝罗安自己的呼吸中夹杂着浓重的红酒味道。他培养出了一个多么洁身自好的孩子啊！

“来，让我好好看看你！”

六个月是她离开家最长的一次。贝罗安夫妇虽然对子女非常宽松，但同时也是占有欲很强的父母。从一臂远的距离打量着女儿，贝罗安希望她不要发现自己眼睛里闪现的泪光和喉咙里的悸动。感伤在他的心头划过。他才刚刚开始进入暮年的多愁善感，变得有点像一个傻傻的老爸。但这都是他一厢情愿的幻觉，眼前站着的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黛西已经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她正歪着头也注视着他——那眼神和她的外祖母一个样——抿着嘴微笑，脸上散发着聪慧的光芒。吾家有女初长成是件让父母既伤心又快乐的事情，天真纯洁的儿女，无意中就残忍地忘记了他们以前对父母的依赖。但也许她还记得从前的样子——在刚才他们拥抱的时候，她半抚摸、半轻拍着他的后背，这是她惯有的充满母性的一个动作。她自打五岁起，就喜欢像母亲似的爱抚他，每当他工作太晚，或是喝了过多的酒，或是没能赢得马拉松赛跑，她都会温柔地嗔怪他。她是那种喜欢对他摆手指表示不赞同的小大人，她的爸爸是专属于她一个人的。但现在她把这抚摸和轻拍也给了其他男人，如果她的那首《我的美丽轻舟》里“六首短曲”是源于真实生活的话，那在过去的一年里至少有半打的男人都享受过她的抚摸。想到这些人的存在，贝罗安才忍住了几乎滑落的眼泪。

黛西穿了一件旧的墨绿色的皮大衣，没有扣纽扣。右手里提着一顶俄罗斯的毛帽子。大衣下面是一双及膝的灰色长筒皮靴，灰黑色的羊毛裙子，厚厚的宽大的毛衣，脖子上还系着一条灰白相间的丝巾。巴黎的时尚还没有将她同化，她的行李依然很少——用的还是她学生时代的那个背包，此时正放在她的脚边。贝罗安还没有松开她的肩膀，非要找出她过去六个月的变化来不可。她身上有一丝陌生的香气，好像比从前浓重了一些，眼神好像也更成熟了，那张精致的面容似乎也更加坚定。现在，她的生活对他来说已经变得神秘。有时候，他猜想是不是罗莎琳知道女儿的一些事情，而他还被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