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精彩片段:
汉
汉代的文化
儒学的独尊
秦始皇统一六国,接着又统一文字,为文化学术的发展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不到十年,秦始皇颁令焚书,禁绝私学,只允许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又使文化学术受到严重摧残。以后,项羽入咸阳,焚秦宫室,连国家典藏的图书也荡然无存,文化学术再次受到破坏。
秦朝置博士官,多至七十员,诸子百家,包括儒家在内,都可以立为博士。博士的职掌是通古今,备顾问,议礼议政,并教授弟子。坑儒事件使博士、儒生受到打击。有些博士、儒生后来投奔陈胜,参加了反秦活动。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不废秦代挟书之律,蔑视儒学和儒生。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术源流几乎完全断绝,除了叔孙通略定礼仪的事例以外,不见儒家有什么活动。博士制度在汉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孙通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韩婴、公孙臣等人为博士,但是博士人数不多,不过具官待问而已,不受当世的重视,在传授文化方面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道家重视成败存亡的历史经验,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所以它适应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适合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胶西盖公好黄老之言,惠帝初年应齐丞相曹参之请仕于齐国。盖公认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这个见解比齐国儒生的议论切合实际,在帮助曹参安集百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道家奉老子的《道德经》,有可考的传授源流,但是世无师说,学术内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随时损益,使之切合当时统治者的具体要求。所以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言当作“君人南面之术”加以利用,而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
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包含了黄老的政治思想。陆贾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了“以寡服众、以弱制强”的统治方法,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马王堆出土汉文帝时墓葬中的《经法》等多种帛书,是当时流行的黄老著作。系统地阐明道家哲学思想的著作《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集宾客写成的。《淮南子》问世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占支配地位了。
在汉初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统治者无为而治,使农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生产较易恢复,也使汉朝的统治秩序渐形巩固。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无止尽地谩侮侵掠。因此,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贾谊大声疾呼,提出变无为为有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里说:“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无)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无)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嬗变的趋势。那时候,挟书令已被禁止,留存于民间的一些古籍陆续为世人所知。旧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余篇,文帝曾使晁错从他受业。博士之数达到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经》《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母生、董仲舒两家。这种情形,为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好黄老的窦太后(武帝祖母)力加反对,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可是建元五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齐备。建元六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的正统思想。这种情况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在当时却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义学说之外,吸取了阴阳家神化君权的学说,极力鼓吹封禅和改制。元封元年(前110),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太初元年(前104),武帝颁令改制,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并采用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代替沿用了百余年的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新的儒家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并力图用刑法加强统治。所以汉武帝一方面“外施仁义”,一方面又条定刑法,重用酷吏。董仲舒把儒学引入法律,以《春秋》经义定疑狱,为判例二百余则,称为《春秋决狱》,亦称《春秋决事比》。以后,汉宣帝刘询宣称汉家制度是霸道(法)王道(儒)杂而用之,不主张纯用儒家的德教。
儒家的独尊,有董仲舒倡议其间,而且新儒学的思想内容,也由他奠立基石。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境)人,习《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他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
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如果人君无道,天即降灾异来谴告和威慑。如果人君面对灾异而不思改悔,就会出现“伤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这就是他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春秋》一书著录了长时期的天象资料,集中了天人相与之际的许多解释,所以后世言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
董仲舒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同时他又认为朝代改换,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认为秦朝是乱世,像“朽木粪墙”一样,无可修治,继起的汉朝必须改弦更张,才能“善治”,这叫作“更化”。更化不但应表现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而且还应表现为去秦弊政。这就是他提出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要求的理论根据。不过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道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统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