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物语 精彩片段：
第六章 手表物语（1953—1966）
我是一只沛纳海航海系列手表。我出生在一个“瑞士制造”是钟表工艺的代名词的时代里，可是我却为自己身上的意大利血统而感到自豪。我有一个直径为47毫米的超大型表壳，它用螺旋的方式固定在表身上。表身和表耳焊接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表壳上的杠杆锁定，让我能够潜入海底200米之深而不用担忧进水，而表面的夜光罗盘可以使佩戴我的人，在幽暗的水底世界依旧能够清晰地看见时间显示。虽然沛纳海作为一流的运动表闻名全球还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但它超级帅气的表型，超级坚固的机身，还有绝对超前的潜水功能，早已让它享誉欧洲大陆，成为每一名意大利皇家海军最值得夸耀的拥有品。
当我还是一堆零件，散落在佛罗伦萨圣乔凡尼广场的一家钟表作坊的工作台上，等待着一个叫吉塞普的男人——他是沛纳海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他把我组装成一只时尚而实用的腕表时，一场波及全球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那场战争的烽火，把许多城市夷为平地，在许多张全家福照片上掏出了窟窿。可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春天的脚步，即使战争也不能。树木有自己求生的方法，总能在战火焚烧过的焦土中找到一线绿色通路。受了伤的城市在努力铲除着伤疤和死皮，新肉飞快地盖过了腐肉，日子仿佛又回到了战前的那个样式，只是节奏快了许多。战争叫人懂得了耐心不再是美德，获取和行乐都需要及时。
就在我问世的那一年里，我的国家里发生了许多事。报纸上那张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倒挂在米兰洛雷托广场的尸体的照片，尤其是他右边脑壳上那个渗流着脑浆的伤口，还有她那个裸露在衣服之外，已经死了却还没有死透的腰肢和胸脯，依旧还是许多饭桌上的谈资。可是这桩新闻在行走了一年之后终于渐渐显露老态，长出了皱纹和寿斑，被一些更年轻的新闻所覆盖。那一年里最大的新闻当然是全民公投。在广播里旋风一样的声音的鼓动下，女人们来不及脱下油渍渍的围裙就跑到街上，用沾着橄榄油和果醋的手，第一次在一种叫作选票的纸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她们并没有意识到，她们的每一个签名，都会把她们的国王，一个叫翁贝托二世的英俊男人，从王座上推得更远一点。其实她们对共和制的了解，并不比赛马的规则更详尽一些，她们只是忍不住想在男人们已经玩了几个世纪的政治游戏里，颤颤巍巍地湿一湿自己的手指。
而在美洲大陆，在一个叫阿根廷的国家里，出现了一个叫玛丽亚·伊娃的女人。这个女人凭借着她还是风尘女子时就学会了的一支探戈，一路舞进了一个叫胡安·庇隆的将军的心里。她把他的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又在他的事业上压上她自己的野心。她每周声嘶力竭地在国家电台里，为他呐喊铺就着一条走向统治巅峰的艰难路途。她楚楚动人地对聚集在收音机前聆听她声音的人们说：她和他们一样，都是一群“衣不蔽体”的穷人。当他们为她颠沛流离的少女岁月黯然神伤时，在她卧室的抽屉里，卡地亚珠宝正不耐烦地等待着新一轮的抛光。
遥远的东方也在发生着一些怪异的事情。在一个叫重庆的城市里，一个姓马歇尔的美国人，夹在叫周恩来和张群的两个中国人中间，签署了一份和他的国家似乎无关的停战协议。这个协议更为具体的名称是：《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上被聚光灯定格成永恒的马歇尔，发际线已经溃不成军，两眼虽然落在胸前那排擦拭一新的勋章上，眼角的余光里却飞进了中国女秘书旗袍袖管里裸露出来的一条玉臂。这位踌躇满志的美国将军绝对没有想到，那份落着他龙飞凤舞的签名的合约，仅在几个月之后就成了一张废纸，那个他试图以军人的信誉为之作保的国家，很快就陷入了一场为期四年的疯狂内战。
而当时，我仅仅还是一堆零件，散落在圣乔凡尼广场的一家钟表作坊的工作台上，等待着钟表匠吉塞普·沛纳海赋予我生命。那一刻里，世界上发生的这一切，仿佛都跟吉塞普全然无关。不是因为他无知，而是因为他专注。其实他也和当时诸多有身份的意大利男人一样，喜欢在喝咖啡的那个短暂间暇里翻一翻报纸，以储备晚宴时的谈资，他清楚地知道那一阵子市面上有什么样的新闻。可是他一旦坐到工作台前，在上下眼睑之间插上那只小巧却精准的放大镜时，世界的门就在他身后关闭了，他眼里就只剩下那堆零件。他的目光像一把无所不至的微型扫帚，仔细地拂扫过零件表面的浮尘，寻找着一样可以把无数零乱的个体穿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的东西，那样东西的名字叫灵魂。
那年吉塞普人到中年了，头发已经稀疏，说话的语气里也有了第一丝的迟疑。那年离他从父亲手里接过沛纳海钟表生意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二载，年轻时泛滥的野心，正在被岁月的刀片修裁成条理分明的审慎。他手下雇着一群技艺精良的工人，他不再需要亲手制作每一块钟表。但是任何一块经过他的手而诞生的钟表，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待售的商品，而是一件留有他亲笔签名的限量版艺术珍品。
我清晰地记得我问世那天的情景。当吉塞普拧上我的后盖，把我贴到他的耳边，聆听着我第一阵强壮的心跳时，已是傍晚，店门前的煤气灯已经点亮。其实还未到掌灯时节，只因为下雨，天就黑得比平素早些。他把我放进一个金丝绒盒子里，摆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上，就瘫靠在了身后的椅子里。他的脸颊和颧骨塌陷了下来，皱纹深刻而绵长地爬了一脸。他仿佛刚刚经历了六天的创世，正在享受第七天的安息。每完成一块腕表，他的身子又干瘪了一些，创意在悄无声息地蚕食着他的精血，那一刻他几乎就是一个老人。
突然，一阵叮当的铃声把吉塞普从恬息中惊醒，那是悬挂在门前的风铃。门被推开了，地板上投下两个湿漉漉的人影，是一对从纽约来佛罗伦萨旅行的美国夫妇。那对姓奥斯特的夫妇，有一个马上就要从高中毕业的儿子。这个叫斯蒂夫的年轻人，在还没有学会走路时，就已经学会了游泳，酷爱一切与海相关的运动，平生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两年前已经在战场上失去了一个儿子的奥斯特夫妇，不想让另一个儿子再在战场上冒险。尽管天下似乎太平了，但谁能担保任何一场看起来寻常的小争端不会引爆另一场战争？奥斯特夫妇的担忧，不幸在四年之后成真，那是后话。他们决定动用原本退休用的积蓄，买一只以防水功能著称的沛纳海手表，作为毕业礼物送给斯蒂夫，以鼓励儿子去追求第二梦想：职业潜水教练。
奥斯特夫妇走进店铺后的第一眼，就落到了躺在金丝绒盒子里的我身上。他们立刻意识到：再也没有第二眼的必要。倒是吉塞普有些措手不及，他没想到我的身上还残留着他指尖的余温时，我就要离他而去了。他很有几分不舍，在把我装进礼品袋的时候，还暗暗期待着奥斯特夫妇会改变心意。
可是他们没有。
“你是为大海而生的，就让你到大海去吧。”
这是吉塞普临别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就这样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吉塞普的店铺，跟着奥斯特夫妇开始了从欧洲到美洲的漫长旅途。这只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跨洲之旅，以后还会有第二次，比这次更遥远，充满更惊险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