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 精彩片段：
五、个人经历与研究兴趣
理论创造源于绝望
访谈者：第一财经日报 苏娅
时间：2010年3月3日
访谈者：《潜规则》的前半部着重讲利益计算的方式和法则，后半部涉及人格、良知这些精神领域的东西。有人批评你提出的理论的核心是“利益计算”，是不是特意补充了道德方面的内容，应对这种批评？你对道德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作用怎么看？
吴思：后半部分本来就包括《我们的理想人格》等内容，修订版还撤了一篇《造化的报应》，并没有补充新东西。的确有很多人批评全书都是利益计算，不讲道德和良知。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首先受的教育都是思想道德领域的东西：共产主义觉悟、学雷锋、破私立公、为人民服务。保留对精神作用的尊重和认识，并不是需要额外做的事，那是我们的底子，我们需要补上的反而是前一部分——要做利益计算，不是光从道德和思想的角度讨论问题，而要从利益的角度讨论问题。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正好相反，不需要补谈精神问题。
再进一步说，这两个领域没有截然分开的必要，利益之中就包含价值观。比如同情心吧，同情心就可以计算，它价值多少，眼前这一杯饮料，我是给他喝还是我喝，这里面就有一个利益计算。表现了我的同情心与饥渴感的比较。这个利益计算不是列出算式，而是一种本能。现代神经科学已经证明，人人都有同情心，人人都有正义感，天生如此，无需额外培养。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看武侠小说，看大侠打抱不平很过瘾，看得很过瘾，大侠本身也很过瘾，就像喝酒过瘾，打抱不平也过瘾。它天然地给我们带来回报。
访谈者：应该说，“计算的方式意味着道德的退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吴思：是的，我是把道德落实了，落实到计算之中。这也不是我的发明，俄罗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就说：道德里总是包含着算术的。
访谈者：你无论读历史，还是做记者，都在为你身处的现实创造概念。在找到“潜规则”这个概念之前的十多年中，有什么堵着你，迫使你寻找一个概念？那么现在又过去了十年，这十年有没有新的东西堵着你？你会用什么概念来描述当前？
吴思：如何用一个概念准确地描述中国？这就是一件堵人的事。现有的概念，比如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等，对这些概念，我都不满意。我认为中国社会是官家集团作主，中国是官家主义社会。这就是一个概念创造。
那么，官家又与谁合作，一起坐江山，一起赚钱，用权力换取更高的收益？在几百年前跟地主合作，跟小农合作，有地主官家主义，小农官家主义，现在已经取消农业税了，主要的财富创造者是工商界，而工商界的主导者又是资本，所以现在资本与“官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描述。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特征越来越明显，比如，某些官员在煤老板那里拿干股，这些都是例证。
工人继续无权，中小资本也成了盘剥对象。而民间也在通过各种办法，努力增长对官家和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就是我对过去十年的总体印象。
访谈者：“潜规则”这个概念被创造，并且流行，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个人的体认。现在，很多人想仿效你的路，他们或许会为造概念而造概念，但大多不能流传，是因为这些概念都不够切身，自我体认缺失。在你创造“潜规则”这个概念的背后，个人体认与社会碰撞得最为激烈的是什么，这个创造的动力是什么？
吴思：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脑子中灌输的那套概念体系，不能准确把握和描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再往远处说，也把握不了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