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缺什么·高层智囊大解局 精彩片段：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十一章 反垄断：中国财富大洗牌
垄断=劫贫济富——白重恩
赚了钱之后不给国家不给百姓，自己消耗了，这不就是“济富”嘛。除了统计方法上的变化，有没有更根本性的原因导致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迅速下滑？
白重恩：当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国有企业的改制，以及垄断问题的增加。如果说初次分配中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垄断。第一，垄断降低了劳动总体收入的比例。垄断企业的总利润比较多，所以劳动收入在企业总收入中的比重就低。第二，垄断导致了劳动收入在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形成垄断的企业工资比较高，其他企业的工资比较低。而且，垄断形成的问题不能靠行政干预增加其他劳动者的收入来解决。行政性地增加工资，产生的后果是减少了就业。经济学中有一个说法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劳动成本增加了，就业人口就减少了，就会造成初次分配更不平均。因此，最重要的是打破垄断或者减弱垄断，这才是根本的办法。打破垄断需要很大的政治决心。
首先，我们需要检讨行政垄断的必要性，到底什么样的行业需要行政垄断，什么样的行业不需要？行政垄断的条件是涉及国计民生、战略性的行业及产业。到底什么样的行业是战略性的？战略性的行业值不值得去保护？值得商榷。比如能源，行业内有三家石油公司和有十家石油公司，如果都是中国人控制，则战略性不会受影响。那么，三家和十家的竞争程度就变得不一样，也就是说，战略性和竞争不一定有矛盾，而人们往往将二者看成对立的。事实上国家利益和竞争不一定是矛盾的。所以说，金融危机在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而且也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其实经济危机仅仅是雪上加霜的事情，我们本来就有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前，有些部门和企业打的是保护民族产业旗帜，表面上关系到国计民生，实际上是关系到他们的既得利益。
为什么把垄断过程叫做“劫贫济富”？因为垄断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是老百姓在消费，只要是垄断产品，价格就会高昂，这就是“劫贫”；赚了钱之后不给国家不给百姓，自己消耗了，这就是“济富”。如果垄断企业能够分红，拿出其中一部分以社保基金的形式转换成劳动收入，就变成了老百姓的收入。所以，这种利益的再分配是非常有益的一种方式，因为一时间打破垄断还很困难，但可以要求垄断企业多分红，打开一个缺口。最近，国资委把10%的股权转移到社保，我认为还是力度不够，企业的超额利润远远超过10%。这些钱其实有些被糟蹋了，有些被分掉了。说白了，你既然赚的是“国家利益”的钱，就得反补给国民再分配。但这种既得利益从政治上来说势力很大，要有足够的压力才有可能推动反垄断的进程。现在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是通过民间倒逼的方式推进，要让老百姓意识到垄断是直接伤害了自己的利益。现在大家只是觉得与己无关，其实垄断的利益本来就是来自于劳动者。
垄断的坏处有多种，一是垄断利润很高，效率反而很低；二是对创新有极大的影响——垄断企业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它是不希望创新的，新的企业成长起来会压制垄断阶层的利益；三是垄断会导致人才资源的配置严重失衡。国家培养的重点大学优秀毕业生都“分配”到了垄断企业，垄断企业又不创新，人才成了摆设，浪费严重。原因很简单，垄断企业确实比其他单位收入要高，有利益驱使，不能怪这些学生。垄断的利益有自己的持续生命力，那么多人削尖脑袋往里钻，进去之后就自然会保卫固有的既得利益。这是一条恶性循环的道路，是断送国家前途的事情。那么垄断市场该如何放开呢？有的应该从对国内投资者开放做起，但是对国外投资应当谨慎一点。其实，我们社会资本是很有力量的，尤其是信息通讯行业的准入应该放得更开一些。高科技产业是未来创新的来源，像中关村很多企业有非常好的技术，但由于进入门槛高，需要和垄断者合作才可以进入。所以说，打破垄断很难给出一个普遍性的政策推荐，不同的行业垄断的形式也不一样，所采取的措施也不相同。比如银行业和通讯业，通讯可以放开准入，银行就不能放开准入，银行需要做的是利率市场化。两者之间存在很大不同，政策不能一刀切。
中国经济是依赖于某些精英们的聪明，而不是市场的选择——魏杰
中国是一种政府偏好的市场经济。说到体制问题，其实国内颇为严重的是行业行政垄断，这是跟建立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的。
魏杰：现在我们行业垄断太厉害，如石油、石化、通信、公共交通等等，反垄断是大问题。我认为不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可以放开让民营企业参与经营；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可以搞股份制企业，让国家相对控股。国家迟迟不能放开垄断行业的原因就在于现在还是政府本位的体制。
中国经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同于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运作上强调市场经济，但最后控制它的又是政府，而且政府直接参与了这种产业的控制。
政府本来就是提供服务，另外可以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而现在政府做的是行业管制，什么都需要发改委审批，明显是一种政府偏好的市场经济。
它依赖于某些精英们的聪明，而不是依赖于市场的选择，一旦出现问题就是危机。吴敬琏先生有个说法是“权贵资本主义”；我把不是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称之为“权贵市场经济”，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市场起作用，而是权贵在起作用，价格是被扭曲的。一是在经济基础上真正走向混合经济，另一个就是在上层建筑上发展民主。只有在民主条件下，才能真正起到限制权贵的作用，才能解决问题。这两个是最见效的办法，但是我们一时难以实现。中国现在恰恰可以做到的是民主监督。随着互联网等信息媒体传播的日益发达，民主监督逐见成效。通过民主监督可以有效约束公权的过度扩张，但是民主选择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而推动混合经济体制，就一定要修宪——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如果现在还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制度并存，已经不符合现实。因为评价一种经济是主是副，主要有四条标准：一是对GDP的贡献，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达60%以上；二是对税收的贡献，像浙江税收的80%都是靠民营企业；三是对就业的贡献，90%以上的就业是靠民营企业；四是技术创新，我们去年专利绝大多数是来自于民营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