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缺什么·高层智囊大解局 精彩片段：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十四章 改革创新：改革是持久战，现在还不到睡大觉的时候
市场的力量给每个公民创造了机会——茅于轼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学者指出，对外开放是这30年的最大成果。因为有了开放，通过行政手段获得生产性资源的路径才得以维持。
茅于轼：的确，一个国家的生产性资源如果更多地掌握在政府手里，那政府可支配的钱就越多，民众口袋里的钱就相应越少，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如果没有开放，生产的东西就可能销售不出去。开放维持了我们外向经济的局面，所以改革和开放要分开来看。同时也要看到，30年改革开放最不容忽视的力量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的财富并没有掌握在国家手里，是市场削弱了政府权力。就对外开放而言，最重要的意义是实现了东西方交流，中国得以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没有这一点，中国改革不可能成功。开放最主要的结果，不能简单说是维护了统治阶层利益，更多的是促进了中国在技术、制度、文化等领域全面向西方学习。我们的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到法院、律师、大学，还有各种制度等全是从西方来的，而不是慈禧太后的东西。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学习是不是更专注于形式，其实现在精神上也在学，最近出现的维权行动就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真正在学西方的，主要是一些民间人士；作为垄断利益集团，尽管一方面抵制西方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在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我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进步是在人权方面。值得肯定的是，几十年一直不断在进步，其实是老百姓对政府的监督权在加强。就“杨佳袭警案”来说，杨佳是该判死刑的，但下此判决还没那么容易，需要照顾到网上那么多的意见。这就是一个进步。我认为进步的动力主要就是学西方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人权思想，儒家没有人权思想，儒家是君王思想，人权思想是“进口”的。先是欧洲然后到美洲，现在全世界都在讲人权。人权不是靠权威来保护的，要靠老百姓的自觉。因此说，中国政府对改革开放的功劳很大。我们也去过日本考察，其开放程度远不如中国。这全是靠市场，市场的力量给每个公民创造了机会。现在社会上的有钱人，不全是垄断集权者，大部分还是民间的创造力量，经济杰出人物大部分来自民营企业。
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张卓元
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2009年“两会”前夕出现了诸多改革热点。作为中国多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者，能否提出一些解困当前局面的建议？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底如何继续推进？您认为哪些领域是最需急迫解决的？
张卓元：总的一点，我认为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要认真研究1998年那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克服通货紧缩的经验，特别是研究那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深化改革紧密结合的成功经验。1998年以后几项大的改革是很成功的，比如，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使此后房地产产业大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改革，使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竞争并迅速发展壮大；剥离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总数达14000亿元，充实资本金，改善治理，为后来成功上市打下基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所以，这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更好地走出困境，看来也要考虑在改革方面应有较大的谋划。
尽管上面说了有其困难重重的一面，甚至有的改革在短期内同保增长有不完全一致的方面，但从全局和稍微长远一点看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还是要下决心推进。首先，我们要抓住国际市场资源特别是能源产品价格下跌的机遇，积极推进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使它们的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应致力于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放松政府管制，而不是靠政府去理顺价格。这是一项基础性改革，因为减少以致消除资源能源价格的扭曲，对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实践经验反复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其次，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对加快金融、电信、铁路、公用事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服务业就业岗位，有重要作用。现阶段保增长主要是要保就业，而要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这就必须克服各种体制障碍，打破各种“玻璃门”，在可以放开市场的所有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电信、民航改革，要更多地引入战略投资者；未来铁路部门改革，首先要政企分开。还有一些完全国有的企业，可以使它投资主体多元化，从改善公司治理的层面来提高效率，方法不完全一样。再有，要尽快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建立和健全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不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出现各国老百姓挤兑现象，得益于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我们要吸取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抓紧建立这一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制度。还有，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转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应将大部分用于民生工程，增进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这对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结构，也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的财税体制也有问题，在某些程度上，这种体制使得结构调整难以为继，比如分税制，你要有钱才能做项目，这是体制造成的。现在的财税体制改革阻力很大，不敢大动。按理说，比较合理的是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
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而我们正好相反，所以地方政府一上工业项目就有税收，像那些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收不了多少税，这不是逼着它们搞重工业吗？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时候，还曾经动议过要把中央的比例增加，主要考虑的是解决东西部差异，把更多的中央财政转移到西部去，但最后还是没有成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策职能。政府不应以追求GDP增速作为主要目标，而应以人为本，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过深，扮演资源配置主角，就会刻意追求短期GDP最大化。这不但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必然使经济增长付出资源环境代价越来越大，使发展不可持续，祸及子孙后代。其实服务业的促进，关键是解决地方政府动力引擎的问题，如果没有动力，强制也是没有作用的。比如财税制度改革，如果能够向服务业有所侧重，地方政府应当会更有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但说到底，最终问题还是要推进各项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助于扩大消费的各项改革。
包括，较大幅度提高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金额（第一步先从每人每年100元提高到200元），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如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甚至再多一点），继续推动家电和电子产品大规模、低价格进入农村市场，提高最低生活补助标准，建立廉租房等保障性用房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建立对农民工失业的援助制度等等。
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改革很难迈步，因此，必须有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有力推动，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当前，经济形势比较严峻，这也有利于大家努力从改革找出路，使改革获得较大的动力。重要的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适时推出必要的改革，积极配合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争取早日实现经济复苏。
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