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缺什么·高层智囊大解局 精彩片段：
下篇 危机之后，未来30年中国经济缺什么
第十三章 中国企业：从土八路到正规军
企业如何降低由“社保”带来的运营成本——白重恩
我建议国有企业应该多分红，用部分分红去补充社保资金。有没有降低这种变相的企业运营成本的方法？
白重恩：我觉得有两种方法。首先，社保是必须的福利政策，不能完全取消，但是经济学中有个“拉弗曲线”，意思是税率太高会产生诸多影响：一是人们避税的倾向会更强，缴税的人就会减少；二是税收会带来扭曲，一旦征税太多经济活动就会减少，那么最后所缴的税就会减少。“拉弗曲线”的意义在于，税收的总收入并不是税率越高收入就越高，税率高到一定程度，收入反而会降低，因为缴税的人少了。所以，总税收和税率的关系是“倒U形”的关系。中国的社保就是如此，一方面企业想方设法地逃避缴费，尽量不加入社保，一旦降低税率有可能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因为逃避缴税的企业会减少；另一方面，这么高的社保费用会减少就业，因为劳动力成本在增加。企业主会由此觉得一个人能做的事绝不找两个人，尽可能地压缩人员数量。
就业减少，缴税的人就减少了，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使得供给和需求之间失衡。我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计量研究，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建议国有企业应该多分红，用部分分红去补充社保资金。首先，从效益的角度讲，国有企业的盈利与其像现在这样消耗掉，或者投资到一些没用的地方，还不如反补给劳动者。当然有人会说，分红转移之后企业就没钱投资，没钱发展。没关系，国有企业没钱了可以找银行借钱，大型企业贷款是不难的。只要是投资项目好，有盈利，银行就支持，且银行会对投资起到约束作用。如果国有企业不分红，它就有许多剩余资金，即使投资不赚钱也去投。但是分红出去以后，这些国企投资必须向银行借钱，效果就不一样，银行会严格把关，审查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这样外界的约束会使其投资更加有效。其次，从公平的角度讲，国有企业大多是垄断性质，垄断的利润应该由全体参加社保的人们分享。现在有社保的退休人员多是以前国企退休员工，他们为国有企业付出了一生的辛劳，应该反补其应有的待遇。
国企分红补贴社保资金，一方面，可以遏制盲目投资，改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留给消费者更多的劳动收入，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也随之会增加。通过这个方式，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可以理顺一些。这次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就是靠出口保持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即使没有经济危机也是走不通的。现在只好依赖国内的投资和消费，然而投资已经过热，只有寄望于消费。消费从哪里来？就是社保缴费的减少，然后就是国有企业的分红。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初次分配的研究，即收入在劳动收入、资本收入之间的分配。从统计数据看，中国的劳动收入比例下降迅猛，从1995年开始至今，大约降低12%左右，其中有5.25%集中发生在2003年和2004年之间，原因是统计方法的改变。2003年之前，个体经营者的收入本来算作劳动收入，2004年经济普查之后，就划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我国有4000万个体经营者，假如每人平均收入3万元，那就是12000亿元，占国民收入的4%的收入的一部分就变成了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就减少了4%。
一正一反6%左右的下降幅度就产生了，而剩下的6%则是结构调整的原因。转变体现在农业份额的减少，第三产业在增加，使得劳动收入比例开始发生变化。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是经济发展中有利的因素。
中国企业走势如何？针对内需的困局问题，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提到了价值链和利润率的悖论说。缘起是年前在东莞的一次经济讨论会上，吴敬琏先生认为：“我国出口企业为外国品牌企业代工，一双鞋价值10美元，在美国的终端市场却卖了90多美元，我们只得到了价值链的12%，太亏了。”一些代工制鞋的老板则根据他们的切身体会，用利润率质疑：“国外的品牌商不见得好赚钱，品牌开发的企业利润率只有1%，活得不易，而我们的代工企业利润率却是20%。”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白重恩：施正荣提出过一个“微笑曲线”的概念，意思是价值链两端是科研环节和销售环节，中间是制造环节。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科研和营销的市场，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处在中间的制造环节。许多人认为两端盈利率高，希望中国的制造企业也升级进入两端市场。
我觉得，还是应该坚持市场取向，企业能在两端赚钱，如果经济没有什么扭曲，它自己就会跑到两端去。你提到的那些东莞老板所说的也对，只要中间赚钱也可以。两端做得也不容易，虽然挣得多但是投入也多，比如营销，需要那么多广告来打通渠道，所以不仅仅看赚了多少钱，还要看投入了多少钱。一方面，我主张让企业依据市场需求自主做决定；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这里面也存在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如果制造企业带来的污染没有让企业承担，而是让全社会来承担，这就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目前有一种说法叫做“成本社会化，利润个体化”，这就造成了市场的扭曲，使制造业过度扩张。这时，我认为不应该限制制造，而是应该让企业承担污染成本，把该得到的收益在决策者身上体现出来，该付出的成本也要在决策者身上体现出来。总结一点就是：只要理念正确，一切问题都会顺其自然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特别指出的是能源的价格。大家总是指责制造业消耗了太多的能源和资源，但你只要把价格提上去，企业就会变得有远见，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就会变得合理起来。
另外，吴敬琏先生还有一个观点，意思是两端市场刚开始的时候并不赚钱，但是你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慢慢成熟之后盈利就变得自然起来。如果企业有长远的眼光，也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一旦部分企业开始做两端，其他企业也会开始跟随做两端，这就创造了一种社会的价值，要鼓励其发展。这个问题总体来说不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首先是要把价格、税收理顺，享受该享受的利益，承担该承担的成本，然后再适当地给两端一定的鼓励政策。就秦晖教授谈到的这个现象，也有另一个角度：美国人尽管拿走价值链88%的份额，但是利润却由分布在物流、批发、销售、策划、市场调查、商品检验等等诸多的环节的大量从业者共同分享。这是美国除了美元霸权以外，之所以消费这么强劲的来源。中国虽然利润率只有12%，但是利润却高度地集中。这属于社会分配格局的问题。例如环境税、资源税，政府也正在考虑，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年初的燃油价格和税收改革有点儿半途而废的样子。当时是希望随行就市，跟着国际市场的价格走，结果税费改革是执行了，但价格最终没有形成机制。当然，我们现在经济状况不好，不能增加生产成本，可是从调整结构的角度来看，总有一天成本要上去的，还不如早一点做准备。
扶持两大产业，实现技术创新——魏杰
“8亿件衬衫换一架欧洲380客机。”据了解，国务院正在组织有关部门制订两大规划：一是扩大内需的十条规划，二是十个重要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坊间盛传十大行业包括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您认为眼前政府最需要扶持哪些行业？
魏杰：从十个产业里面看，首先是要振兴装备制造。装备制造就是各种设备和工作母机，我们现在产品制造很发达，但是装备制造很落后。中国光纤制造设备的100%、综合电缆制造设备的100%、石化设备的85%、数字数码机床的75%都是依赖进口。中国的现状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装备需求国，大量依靠进口，这实际上是把自己置于制造业的最末端。因为制造业前端是装备制造，末端是产品制造，我们是处在产品制造的末端上，等于是为别人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