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思想史 精彩片段：
第十章 进化论的社会含义-2
优生学繁荣的环境表明，优生学只是达尔文主义的间接拓展。高尔顿可能已经向世人警示自然选择的宽松性可能会导致种族没落，而英国的优生学者，比如皮尔孙，则一直认为自然选择与他们推荐给人们的人工选择相似。然而高尔顿本人不是一个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坚持认为自然进化是通过短时间的突变，而不是通过对个体差别的选择。确切地说，这也是早期遗传学家们采纳的立场。美国优生学家利用孟德尔主义这个事实表明，他们从根本上是从遗传论的角度看待人类的性状，而不是沉醉于通过选择就能达到人类进步的想法。在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中，优生学家明确地站在先天决定论一边，也就是说，相信遗传决定论（Cravens，1978）。他们不愿意支付额外的税收来为穷人造福，理由是穷人不可能从改善的条件中获益，因为他们劣等性是由基因决定的。绝育则是一种更经济的办法，尤其是有人提出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减少人群中的有害特征。
20世纪30年代，优生学运动开始衰落。尽管它的影响程度在逐渐下降，但它还在继续有影响。乍一看，衰落的原因好象从“负优生”立场出发的一些论点显露出科学上的弱点。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已经认识到，把所有不适特征简单地描述为是由少数几个“坏”基因造成的，这是对真实情况的歪曲。许多特征都是受到了一定数量的不同基因的影响，同时，无论遗传潜力如何，环境都能对生命体的生长造成影响。群体遗传学家也表明，要使整个种族的构成都发生明显的变化，是非常困难的。这一时期达尔文主义与遗传学的综合，阻碍而不是推动了优生学的进程。但这些科学发展显然又不可能是从根本上摧毁这场运动的主要原因。早在优生学出现明显的衰落之前，多数生物学家就已认识到事情的真实状态。他们中许多人不再支持优生学，虽然少数几个人是例外，他们只是不去批评优生学，而任由一些优生学的倡导者继续详细阐述那个过分简单化的灵丹妙药。随着科学家们疏离一个会引起争议的问题，对人类基因的严格探索也开始一蹶不振。这仅仅是厌恶了公开争论？还是害怕直面一场在公众中仍拥有广泛支持的运动（Ludmerer，1972；Provine，1973；Gould，1974a）？到了1930年，优生学的主流已堕落成为一场伪科学游戏，然而仅仅在这以后，科学家们，比如J·B ·S·霍尔丹(Haldane，1938），才开始公开指出优生学的缺陷。
促使优生学走向消亡的真实原因显然不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而是公众日益认识到了优生学的危险性，尤其是德国纳粹的极端行为所带来的影响（Searle，1979）。纳粹的行为表明，极权国家根据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去控制人口，会造成更具威胁的集权主义危害。这就揭示出形式上不够严格的优生学所具有的道德危险。最初的时候，人们确实认为国家有责任去限制不适者的生育，当时只是针对几种明显的缺陷类型；但是纳粹的行为表明，可以将“不适者”的界定拓宽到整个人类。这时，人们对折中的态度开始重新审视了，而且随着科学家向公众指出优生学的遗传学基础很脆弱，优生学便失去了支持。
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根据的观点都是认为社会中的某些成员，或者是种族，或者是阶级，天生就要低人一等。他们社会地位之所以低下，是由于他们不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出正确的作用。因此，社会结构的改革不会使他们明显获益。这个观点中的意识形态很明显：自然惠顾于那些占据了优越地位的人，并支持那些寻找借口谨防自己在人群中的优越地位被剥夺的人。相反，寻求改革的人则相信社会背景和教育决定了一个人的品性；穷人不是因为遗传而落伍，如果我们能改善他们的条件，他们也能成为更好的人。因为很难有办法将先天效应和后天效应区分开来，所以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最近几十年的改革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但这到底是由于改革的不深入？还是那些被提供了帮助的人未能受益(Gould，1974a)？然而，根据一些社会学家的见解，遗传论的政策和环境论的政策都只是代表了通向同一目标的不同道路而已。不管将不适者淘汰掉，还是吸纳到社会中，其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持一种以职业阶级充当统治精英的社会结构（Werskey，1978）。
新拉马克主义与社会
直到本世纪初的几十年，新拉马克主义在坍塌之前，在生物学中一直是与遗传论明显抗衡的理论。历史学家们可能会低估新拉马克主义在社会思想中的作用，感到它缺乏牢固的生物学基础。霍夫斯塔德（Hofstadter，1959）在分析莱斯特·沃德的案例中提到过拉马克主义曾作为替代理论，同时斯多京(Stocking，1962）对拉马克主义在美国获得广泛接受的事实作过论述；但是，人们对于社会拉马克主义的研究显然不能与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的研究相比。我们现在认识到拉马克主义在1900年前后对生物科学的影响，而且还能认识到需要更加认真地去对待拉马克主义在社会中的影响。除了拉马克主义被斯宾塞用来捍卫自由竞争以外，同时还存在过一种广为传播的信念，即获得性遗传足以使人们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承担起他自己的进化。拉马克主义成了憧憬未来的哲学。同时，大多数拉马克主义者拒绝以这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非白种人；实际上，他们的理论是种族可以按进化等级划分信念的基础。
赫伯特·斯宾塞虽然也被标榜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是至少可以从拉马克主义的角度来解释他那完全主张个人自由的哲学。斯宾塞支持的个人主义建立在经验是最好的教师和自然是进步唯一指南的信念基础上。但是对于多数新拉马克主义者来说，社会改革和国家教育将会引导种族走向一个由人类自己选择的目标。然而，实际上两种立场在基本概念上都很含混。如果人们学会了更有效的行为（无论用什么办法），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行为能够传给下一代；但是，这种通过教育达到的〖HTH〗文化〖HTSS〗继承，与〖HTH〗生物学的〖HTSS〗遗传过程之间有逻辑联系吗？我们的孩子能将事情做得更好是因为我们的教诲，还是因为在他们的体质构成中已经结合了更好的处事方式，因此他们生而就具备了表现更好行为的先决条件？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拉马克主义与遗传论的立场没有什么区别，都认为如果条件更好的话，人也会有所改进；但如果这种改进可以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作用的话，我们就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政策之路，这条道路的基础是希望这种改进的效应在几代中积累。通过教育塑造人类的行为，我们实际上在控制着物种的进化。在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中，拉马克主义者支持后天决定论，但是他们不止是简单地相信人类有能力自我改善，他们认为，这种改善可以通过遗传而累积。结果，这种观点混淆了先天与后天之间的区别，其后果是拉马克主义者倾向于混淆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与文化意义上的进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
有人可能会出于道德的考虑反对斯宾塞所提出的自然是进步唯一指南的观点。那些赞成改革的人则认为自由竞争仅仅是一种维持精英阶级社会地位的新途径。斯宾塞希望最终会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代人中的失败者都必须从痛苦中学到一些东西。迅速进步是不可能的，因为斯宾塞相信进化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并非人类的力量所能控制。他的反对者们想要加速这一过程，并且提出，只要人类能控制正规的教育体系，就能够使进化的进程加快。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进化方向，并通过教育我们的孩子来决定这一过程。获得性遗传将保证进化效果在每一代中积累，从而导致人类状况的长足变化。
首先是通过社会主义者莱斯特·沃德对萨姆纳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对，拉马克主义者的乐观看法传播到美国，并在那里特别流行（Hofstadter，1959；Scott，1976）。具有明显美国特色的新拉马克主义学派对与约瑟夫·勒康特(LeConte，1899；Stephens，1976，1978）的工作以及G.斯坦利·霍尔(Hall，1904；Gould，1977b）的心理学有明显的影响。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伴随着新拉马克主义在生物学中取得的成功，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赢得了名望。他们的思想是那些生物学家权威观点的直接拓展，其中有古生物学家爱德华·德林克·科普。为了支持存在上帝设计的论点，科普坚持认为意识是哺乳动物的内在特点，意识甚至还指导了更低等生物的进化（Cope，1887）。用尽废退式遗传逐渐发展着意识能力，直至达到人类心灵的水平，到了这一水平，就可以认识这一过程的性质并控制该过程。霍尔所强调的教育在塑造孩子心灵中具有积极作用的看法，是这种观点的发展，其基础也是期待经过几代人之后就能看到人类的状况得到积极的改善。人们显然为尽废退式遗传的观点所吸引，而且这样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20世纪，虽然许多科学家已经放弃了用尽废退式遗传，但是这种观点能幸存下来。人类不再被看作受盲目的机械力左右的奴隶，而是他本身迅速进化的参与者。保罗·卡迈勒(Kammerer，1924）在美国访问时发展了这种观点，而且有关繁殖一种新的超人种族的文章依然可以上报纸的头版。
那些坚持拉马克主义是进化中唯一机制的人，可能认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是自然进程的必然延伸。但是，如果就此承认选择在进化中至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也应该小心为好。无论如何，如果选择和用尽废退式遗传都是自然过程，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会像社会拉马克主义一样容易说的过去。沃德和勒康特这两个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们坚持认为，如果利用教育来塑造未来的人，那将意味着与自然决裂。他们承认，人类在过去主要是通过选择进化的，所以他们倡导的改革是一种超越大自然粗糙低效方式的努力。然而他们也相信在进化中残存着一些拉马克主义的成分，可以将这些东西开发出来，用于人类有目的的发展。虽然一个人在受教育过程中获得的技能和思想倾向不能遗传，但是，学习的〖HTH〗能力〖HTS S〗可以通过用尽废退式遗传加以改进，从而使整个种族受益。
拉马克主义者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更不顾人们指责，倡导大自然会受到人类进步意愿影响的概念。生物学家当然也掉入了这个陷井，比如阿尔丰斯·帕卡德，他在从专业的角度为拉马克主义辩护时(Packard，1894）宣称，要么拉马克的理论〖HTH〗一定〖HTSS〗站的住脚，要么就是文明不可能积累式的发展。他没能认识到，新思想是通过教育，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传递给后代的。甚至莱斯特·沃德也声称，如果拉马克主义不合理的话，我们为了确保进步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是浪费——虽然他早应该认识到这两者之间没有逻辑联系。大概这种带有向往思想的最突出例子就是萧伯纳在《玛士撒拉归来》一书的前言中所表述的观点：如果自然选择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只有笨蛋和无赖能活下去。”这种认为宇宙一定依据萧伯纳所赞同的拉马克主义式方式运行的狂妄设想，更加凸现出这是一种浮躁的思想，而且最终也败坏了整个运动的声誉。
萧伯纳将拉马克主义当作对付唯物主义哲学的必要堡垒而捍卫着，今天仍有人赞成这种观点（Koestler，1971）。在20世纪20年代，他试图重新振作拉马克理论的做法是非常徒劳的，因为这样做就得对拉马克主义在生物学中正沦落成声名狼藉的运动这一现实采取蔑视(或者不理睬)的态度。然而，那些关心社会改革这一现实问题，并且坚持拉马克主义运动的人，则充分地认识到，他们不能再指望种族的改善会遗传下去。实际上，20世纪中期繁荣的自由主义思潮所依据的基础只不过是认为通过改善教育和生活条件，就能给人以帮助。可能会有人认为，拉马克主义者所希望的种族遗传进步的观点是一种不必要的妨碍，从而使得帮助穷人是我们现在就要做的事情——无论将来是否对穷人有利——这个必然的逻辑推导变得模糊起来。事实上，拉马克主义者通过设想后天的影响可以转变成先天(遗传)的东西，从而使得我们在重视改革的道德基础时必须搞清楚的东西，变得含混不清。
无论如何，即使在生物学界最后清除拉马克主义之前，社会科学家们就已经反对它了。第一次大战期间，学院派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对于整个进化研究已经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A·L·克鲁伯(Kroeber，1917)在一篇批评沃德及其他人的著名文章中，指责他们盲目地认为自然的变化一定符合人类的预想。克鲁伯提出，人类文化属于一个独特的活动领域，他称之为“超生命“领域。我们独有的心理特征确保了我们的心理过程与当初创造出人类的生物进化过程无关，无论这种进化过程是达尔文主义式的，还是拉马克主义式的。因为思想和行为的模式传递是通过习得，而不时通过生物的遗传，所以文化发展不需要依赖种族脑力上的增加。这种观点的含义是，环境和遗传对个人品质的影响是一样的。这样就为社会改革政策作了必要的辩护。这种新的社会科学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特征是，它们同样反对19世纪提出来的可以将不同种族排列成人类进步不同等级阶段的设想。
进化与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