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_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选举与文化的复归

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选举与文化的复归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形成了国共一致对外的局面。共产党人在战争初期留下的空隙里迅速发展，开辟了大面积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占据地域的扩大，政权问题很快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理会国民党的限制，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敌后根据地政权。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当时主要还只能占据县以下的乡村，所以，共产党人所要建立的政权依旧和苏维埃时期一样，基本属于乡村政权。

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实质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国际派的失势，不仅意味着务实派的掌权和更加务实的策略的施行，来自苏联的指导和干预的失效，而且使得整个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摆脱了来自俄国的教条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没有等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基本已经进入了客气的礼貌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对于苏维埃时期，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另起炉灶的一个阶段。虽然，另起炉灶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但至少他们在苏联人眼里，已经具有了太多的“异端”的气息。在延安的苏联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看法，比来自国统区的参议员，甚至国民党人和美军观察员还要糟。当然，这里不听苏联的招呼固然是重要的原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到实践越来越浓的中国化气息，也使得那些自命正统的苏联人难以接受。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各级政权，显然不像苏维埃政权那样，具有旨在推翻正统政府的反叛意味，在法统上还保持着与国民党政权的一致，但地位仍然十分暧昧，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几乎所有根据地政权都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正式承认。但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基层政权却十分有效地行使着职能，有的地方经常存在既有国民党政权，又有日伪政权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政权的现象，常常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最得民心，能最有效地控制地方，而国民党政权往往只是个空架子，甚至落得个被驱逐的境地，而伪政权只有在日军的武力下才能勉强维持。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所谓的大后方，国民党政府也曾力图通过强化保甲，加强宣传提高基层政权的效能，以支持残酷的战争，然而，直到抗战胜利，国统区的基层政权比起根据地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日后国共之争而言，实际在抗战期间的军队和政权形象上，已然判出了高下。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形象，引人注目者有二，一是清廉，二是民主。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红军时期已经搞了近十年的政权建设，但红色苏维埃政权的真实形象一直鲜为外界知晓，不唯国外对中国苏维埃是一头雾水（第一个访问红色区域的外国记者是斯诺，其时已经是1936年），就连国内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市民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是茫然无知。可是，大家对于国民党政权尤其是基层政权到底是个什么形象却是十分清楚的，舆论对于国民党政权尤其是基层政权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贪污腐化，二是专制和不民主。当罩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迷雾终于被揭开时，他们抓住了时机，将一个与国民党基层政权全然不同的形象呈现在国人和世界面前，从而胜出了国共对抗的关键一局。

抗战前十年，中国的焦点问题一是救亡，二是农村的破产，而中国农村境况的恶化，首先是基层政权的恶化，这一点，连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

共产党人当然更清楚其中的玄机，要想在敌后的农村站住脚，首先就是要改变基层政权的形象。然而，抗战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根本就没有打算让共产党人拥有自己的政权，而共产党人却非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不可，否则就真的成了“为国民党扛活”。建立自己的政权，苏维埃的形式是必然要抛弃的，就算是没有与国民党合作，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苏维埃这种单一的阶级政权也难以适应需要。作为“先斩后奏”和“斩而不奏”的结果，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国民党政权甚至地方军阀政权的法统，连建制也没有改动，根据地或者是区、乡、村，或者保甲或者编村和闾邻（山西村制），基本上都沿用原来的村制。但是，除了根据地创建初期由军队建立的准政权之外，重建基层政权的共产党人并没有简单地自上而下地恢复旧政权，将之换上自己人，对于他们来说，旧政权所要保留的仅仅是一个躯壳，必须进行实质性的改变，才能适应抗战和自己的需要。为此，共产党人巧妙地抓住了两点，既作为对外的旗帜，也将之落实到具体的政权建设上。这两点一是作为三民主义分支的民权主义（民主），二是地方自治。显然，这两面旗帜是国民党人所无法反对的，前者是他们的立国之理论依据，而后者则是即使施行保甲制度也要加上的头衔，只不过，国民党人并没有将之付诸施行的打算。

共产党人在抗日敌后根据地所施行的民权主义和推行的地方自治，其核心就是民选政府。事实上，无论极力主张地方自治的西化知识分子还是始终没有放下地方自治招牌的国民党人，都无法否认实行民选是民权主义和地方自治的中心环节之一，所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尽管有一百个不情愿，但也不好明令谴责和讨伐这种自行其是的“非法之举”。

共产党人在根据地农村推行民选，先后经过几个阶段，最初的民选之举，主要是为了合法地选掉国民党政府系统的乡村政权的人员，和平地实现取而代之。当八路军和新四军进人敌后开辟根据地，控制了一些地区之后，虽然国民党的县级政权有的已经逃掉和溃散，可是由国民党政权加委的区、乡或者保甲长却还在，依旧把持着政权不放。显然，中国共产党不宜简单地以武力驱散或者改变政权人员，这样做有违统一战线的宗旨（在抗战初期，国共关系尚比较融洽的时候，更不宜如此），但是这些乡村旧政权又非更替不可。所以，共产党人就采取实行民选的办法改换政权面貌。在这里，民选就像共产党人自己说的那样，变成了一场“斗争”，不过是和平的斗争。

斗争的前提是共产党军队对该地区农村的实际控制，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抗日团体对乡村的组织和整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而斗争的砝码就是提倡政治清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凡是国民党政权加委的基层政权负责人，不是地方豪绅就是借此捞取好处的人，一般都有相当程度的贪污行为，尤其是在赋税的负担上面，绝大多数乡村负责人都会按清末民初以来的“传统”，让小户多负担，自己家和大户则少承担或者不承担，只要已经具有相当实力和人望的抗日团体打出反贪污反腐化的口号，民选基层政权的活动就很容易发动起来。最大的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早在1938年3月就开展了民选村长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在反贪污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当时，晋察冀边区的共产党人还是以“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行使权力的，打的是阎锡山的招牌，但是通过清算村账，清算不合理负担和鱼肉乡民的行为，一大批由阎锡山政府精心挑选的编村村长和村副倒了台。为此，大多数村庄都成立了清查账簿委员会，而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农会在其中起了主导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旧的县政府袒护原来的村长的情况下，村政权依然在共产党组织的农会组织的抵制中换了人，比如五寨县的县长将两个被农会驱逐的有贪污劣迹的村长对换，但两村的农会却能够“使两个村子同时拒绝贪官污吏的来临”。还有些村长因为贪污严重，被农会押送到县上，即使县政府将他们放了，可是却再没有了回村任职的可能。更普遍的是农民的请愿运动，成千的农民拥到县政府，非逼迫县政府实行民选撤换旧村长不可，在没有军队撑腰的情况下，即使是阎锡山的县政府，也只能顺应农民的要求。据统计，在1938年，晋察冀边区有8000多个村庄进行了民选村长的运动，参选公民占40%—50%，冀中边区有3128个村庄进行了选举和改选，占所属村庄总数的68%，没有实行民选的村庄，或者条件过于恶劣，或者已经由中国共产党合意的人掌了权。

由新四军李先念部控制的鄂豫边根据地也是这样，先由抗日团体出面发动，组织宣传队到各地宣传鼓动，甚至还演出“改选贪污保长的戏剧，内容就是保甲长贪污压迫老实人”。在对旧政权贪污行为的清算中，重点逐渐从反对个人行政过程中的贪污行为，过渡到他们借政权欺压良善（老实人），不合理负担这种“传统”，这种反对乡村不公的诉求，理所当然地会得到更多农民的响应。

当然，这种以道德诉求为旗帜的民选，有时也会遇到阻力，选不出共产党人想要的人选。鄂豫边区孝感地区有个村庄，保长很符合传统——是位有几十石田的地主的兄弟，资格相当老，也有一定的人望，在民选中，由于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对旧的保长怀有好感，所以，他再次当选。然而，经过再次发动，“那些吃了他的亏的中农和那些穷人，也就活动起来了”。认为这次选举不民主，要求再次改选，最强烈的理由就是每次负担钱粮，旧保长“他只是把那些有钱的人找到一块儿商量商量，钱和米都被派到我们这些没有钱的人身上和那些老实人身上”。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旧保长最终下了台。在这里，我们看到，分摊钱粮由“有钱人”开会商议定夺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现今居然变成了罪恶，民选政权意味着传统的精英把持权力的格局被以一种非革命的方式打破，一向处在最底层而且居多数地位的穷人，在直接管理他们的权力机构中有了位置。这个过程，在红军时期绝对是以暴力和革命方式完成的，而现在则以和平甚至半合法的方式进行。应该指出的是，在抗日根据地的初期，以这种和平的民选方式产生的基层政权，当权者基本上都是穷人，根据地的文件曾经非常自豪地宣称，“各乡普选完毕，许多从来不懂公事的工农分子”，成了乡长，许多一向为人瞧不起的，“今日居然来当保长了”。这种情况在其他根据地也普遍地存在。

用穷人政权取代旧政权，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在敌后农村真正站住了脚。在抗战期间，敌后根据地所面临的局面甚至比在十年内战时期还要严峻，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的重视，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由于日军比当年“围剿”红区的国民党军队更强，装备更好，而且手段更毒辣和无所顾忌，所以，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民众的组织力和积极性依赖更多，换言之，共产党人只有动员起一场军民合一（实际上是不分军民），具有充分的民众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战争，才足以应付现代化程度比自己高得多，又具有超强组织力和凶残本性的日军。显然，根据地初期建立的类似苏维埃似的乡村政权，是难以适应这种需要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在1939年1月关于村选举的指示信中说：“村政权之脆弱无力，不足以适应战斗环境担当战斗任务，在（民国）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敌人围攻中，暴露的最为明显。”事实上，当日军进行大规模扫荡之时，大部分乡村政权都垮了。

根据地初期民选乡村政权的举措，虽然诉诸道德诉求借消灭乡村不公瓦解了旧政权，但并没有使新政权建立在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即使如官方统计数字所说，有近半数的农民参加了选举，所选出的“穷人政权”并不一定代表他们的真实意图。一方面，在战争初期的大动荡阶段，敢于出头参加抗日跟共产党干的人，自然以穷人居多，甚至是些乡村的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在选举前，已经站到了农村社会的“面”上，在共产党人鼓动宣传民选时，这些人往往都是最先响应，而实际上当选的也多是这些活跃人士。村民们投他们的票，实际上还是出于某种政治惯性，背后则是深刻地对政治的冷漠，上面提到的晋察冀行政委员会的信，很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搞了村政权的民选，但实际情况是“民权尚未充分地运用，民众对于政权的冷漠态度至今还没有彻底地改变”。另一方面，尽管共产党人可以在宣传和实践中贯彻阶级路线，但由于几千年的积习，最穷的人，往往不是村里最有人望之辈，而且恰恰相反，就是穷人也未必看得起穷人，更不用说那些小有家资的中农了。

在这里，最令共产党人头痛的是农民对政治的冷漠，因为不打破这种冷漠，就无法应付残酷的战争。可是农民这种冷漠，却不是简单地靠政治宣传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鼓动所能打破的，甚至在边区第二次民选活动之后，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对于‘村干部’的印象是：‘从前那一批人得势，今天是这一批人得势’”。他们依旧宛如台下政治的看客，冷漠地看着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他们来说，无论谁当政，他们只有麻木地服从，这种心态固然不会妨碍抗日政权的行使职责，但在日军打来以后，也容易促使他们变成日本人的顺民，这种状况，显然与动员全民抗战的目标相距甚远。要想将一向远离政治的农民拉到抗日阵营里来，使支援和参加抗战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仅仅靠民族主义的宣传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学者Edward Friedman等人基于冀中饶阳县五公村的调查所作的研究：Chinese Vllage，Socialist State（《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鉴于一些农村长期处于与外界缺乏联系的状态，在没有亲身感觉到异族侵略的切肤之痛之前，想要成功地动员起处于那些地带的农民投身抗日斗争，仅仅有宣传——无论力度有多大，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像平西山区的野三坡地区，长期与世隔绝，“农民还穿着明朝时代的服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到八路军进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天下已经是民国了，像这样的地方，任你说破嘴皮，恐怕也难以激发农民对日本侵略者起码的感性认识。事实上，共产党和八路军是首先最大限度地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抗日根据地政权变成了农民自己的当家人，然后自然他们说什么老百姓会信什么，也会按照他们说的去做。这其中，政权建设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至少，乡村基层政权要取得农民的信任，就应该没有衙门气，让老百姓有亲切感，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大多数农民说话，而不是只为穷苦农民或者富人说话。它须是乡民日常纠纷的仲裁人，具有一碗水端平的公正性，即使只做到这一点，仅仅靠自上而下的恩赐也是办不到的，必须有上下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由农民自己将他们与国家政权（共产党的）捆在一起。首要的一点，就是能让最普通的农民可以对直接管自己的权力机构说三道四，因此，在农村实现真正的普选，设立代表面最大的民意机构，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应有之义。晋察冀边区的负责人之一的刘澜涛在当时的一篇论民主建设的文章里说的一段话，很能说明中国共产党花大力气进行基层政权民主建设的初衷：“不管我们民主选举范围如何宽广，不管选举边区参议会，县议会是如何重要，但一切工作的基础‘在群众！在乡村！’没有充分的群众的政治动员、组织动员与工作动员，没有深入刻苦切实的乡村工作，那么一切漂亮美丽的决议和指示，将和革命博物馆的古代文献一样，徒供人们的参观游览而已。只有决议和指示，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乡村去，且为广大群众在实践中所了解所体验，并愿坚决为其彻底实现而斗争，那么这个决议和指示，才能发生伟大的革命效力，才能变为‘物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