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口述自传 精彩片段：
第六章 青年期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
这一章或者可以叫作“我青年时期所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
在此次录音之前我便在想，我的治学方法是从什么地方、哪一本书和哪一位老师学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实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它的根源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十来岁的初期。在我用中文撰写的［四十］自述里，我就说过我十几岁的时候，便已有好怀疑的倾向，尤其是关于宗教方面。我对许多问题存疑，我［尤其］反对迷信鬼神。我对我的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理论、记载和事实，如一有怀疑，也都要予以批判来证明或反证明。这都是由于我的怀疑的倾向所致。所以纵使我才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在寻觅一个能解决我怀疑的方法。
远在1910年，我第一次接触到汉朝的古典治学方法——这个较早期的古典学术，所谓“汉学”。那是和后来偏重于哲学性诠释的“宋学”，截然不同的。我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发展，一般都叫作“汉学复兴”。这种说法在我看是不很切当的。我国以前就没有一本中国古典学术史是用现代的观点和批判的方法写出的。所以［汉代著作中］所用的许多不同的专门名称或名词都有点名实不符。
我个人认为近三百年来［学术方法上所通行］的批判研究，实是自北宋——第10至第12世纪之间——开始，其后历经八百余年逐渐发展出来的批判方法，累积的结果。这都可远溯至中国考古学兴起的初期。由于考古知识的逐渐累积，古代的残简、旧稿，乃至古墓里出土的金石、砖瓦等文物，和这些文物上所印刻的文字和花纹的拓片或摹拟，等等，均逐渐被发展成历史工具来校勘旧典籍。这便是批判的治学方法的起源。这一段史实，再度支持了杜威的理论。杜威认为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批判的法则，都是在一种怀疑状态之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在一些史籍上发现了可疑之处；例如一个时间上的差异，和史迹上有些不符之处，使学者难以置信。
所以近三百年来这种批判研究的学术——如研究有关古籍版本的真伪，和内容的正讹的“校勘学”，和研究古籍中文字的原义的“训诂学”，等等——都有了更迅速的发展。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更发展出一个较概括的学术名词叫“考据学”或“考证学”。这也便是我在上章所说的，译成英文［或白话］，便叫作“有证据的探讨”。
前面已经提过，我对较早期发展的［汉］学，于1910年才开始接触。在此之前的七百年中，中国的社会、学校、村塾、家学中的教学和研究，一直都以宋儒朱熹（1130～1200）的权威理论为依归。七百年来，国人对古典——尤其是“四书”和另外数种重要典籍——的研究，大体都承认宋儒的注释是最具权威性的。
但是当我于1910年在北京参加庚款留美考试时，招待我的杨景苏先生原是我二哥的同学，我就住在他家里，杨君告我不要专读宋儒的著作，对汉唐诸儒所致力的《十三经注疏》也应稍事涉猎。所以我也就买了一套该书的石印本，携来美国。在我留美期间，当我想读点中国书籍的时候，我就读了些宋人以前［注释］的旧典籍，尤其是［《十三经注疏》中的］《诗经》☾1☽。
但是使我惊异的却是我自己对郑玄（康成）和毛公［（毛苌）］两位汉学大师也感到不满。郑康成死于公元200年，比朱熹整整早一千年。今日回思，我想我那时是被宋儒陶醉了。我幼年期所读的［“四书”“五经”］一直是朱熹注，我也觉得朱注比较近情入理。因而当我接触到毛公、郑玄一派的注释时，我为他们［汉、宋］两派之间显明的差异炫惑了，所以才引起我自己企图来写点批判性的文章。这些文章也显示出我幼年期以批判法则治学的精神，我把它叫作考订古文字真义的“归纳法”。在1911年5月11日，那时我才十九岁零五个月，我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内容实在不是完全从康乃尔大学学到的。这篇文章后来收集在我的《文存》里，也是我《文存》中著作最早的一篇。
《诗三百篇言字解》
这篇文章是有关一个“言”字意义的诠释。根据汉儒的解释，“言”字的意思原与第一人称代名词“我”同义。［《尔雅》上说，“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汉儒］根据古字典做这样解释，我实在不能接受。在我那篇《诗三百篇言字解》的文章里，我指出《尔雅》并非古字典。其书殆出于汉儒之手［如“方言”、“急就”之流。盖说经之家，纂集博士解诂，取便检点，后人缀辑旧文，递相增益，遂附会古《尔雅》，谓出周、孔，成于子夏耳。今观《尔雅》一书，其释经者居其泰半，其说或合于毛，或合于郑，或合于何休、孔安国。似《尔雅》实成于说经之家，而非说经之家引据《尔雅》也。鄙意以为《尔雅》既不足据，则研经者宜从经入手，以经解经，参考互证，可得其大旨。此西儒归纳论理之法也。（见《诗三百篇言字解》，《胡适文存》一集，卷二）］，所以我认为汉儒用这个古典去解经是靠不住的。
在这篇文章里，至少也可看出我自己治学怀疑的精神。
在否定这一古字典的权威之后，我就用一种我叫它作“归纳论理法”，把《诗经》上所有“言”字的用法，归纳在一起。这办法就是我所说的“以经解经”的办法。把这些“言”字在不同的词句里的用法比较、印证之后，便可找出更自然、更近情理也更能被人接受的意义了。
就在1911年5月11日那一天，我忽然灵机一动，体会出“言”字在《诗经》上多半是夹在两个动词之间使用，发生一个“连接词”（conjunction）［严复译为“挈合词”，马建忠译为“连字”］的作用，颇像古文中的“而”字。“言”字是个“连接词”便是我那篇文章的结论。因此［古籍中的］“醉言舞”、“醉言归”的真正意思，便是简单的“醉而舞”和“醉而归”了。
我下此结论之时，实远在我读到王念孙之子王引之的名著《经传释词》之前。这家王氏父子是中国“校勘学”和“训诂学”里最具权威的两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