柠檬桌子_水果笼子

水果笼子

十三岁的时候，我在浴室的壁橱里发现了一管避孕胶。尽管我时常疑心，任何瞒着我、不让我知道的事情，很可能都与情欲有关，但当时我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管挤扁了的药膏派什么用场。壁橱里有治湿疹的药膏，有治脱发的，甚至还有遏止中年发福的。但是这管药膏上印着的细小字母，尽管脱落了不少，还是让我知道了我不想知道的事情：我的父母亲仍在干那事。更要命的是，这就意味着母亲可能再度怀孕，这简直难以置信。我已经十三岁了，姐姐十七岁。我暗想，或许这管药膏已经放了很久，于是我试着挤了一下膏体。当药膏在我手指间缓慢变形的时候，我心里沮丧极了。我碰了下帽盖，它立刻就被拧开了。这当儿，我的另一只手肯定又挤了药膏，因为一坨黏糊糊的东西喷到了我的掌心。想想母亲把这管东西涂在自己身上的某个部位，不管是哪个部位，因为很有可能它并不是全套用具。我凑近这管凝胶闻了闻，一股汽油味儿，这味儿既让人觉得像在手术室，又恍惚是在停车场。真恶心。

这件事情发生在三十多年前，今天我突然又想了起来。

我一直对父母很了解。我认为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让我解释给你听。儿时的我备受父母的宠爱与呵护，坚信父母亲之间的纽带是不可分割的。青春期给予我惯常的无聊和虚假的成熟，但并不比别人严重。年长以后，我身心健康地离开了家，从未曾长时间不与他们联系，还为他们膝下添了一男一女两个孙儿，算是弥补了姐姐的缺憾（她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之后，我郑重其事地与父母做了一次谈话——好吧，其实就是跟我母亲——谈论衰老的现实以及木屋的状况。我为他们的四十周年结婚纪念日举办了一场围桌午餐，检查他们的房屋，还与他们讨论其遗嘱。母亲甚至告诉我她想怎么处置他们的骨灰：要我将骨灰盒带到怀特岛☾1☽的悬崖上去（我猜想怀特岛是他们的定情之处），然后将骨灰撒向海风与海鸥。而我开始担心我该怎么处置空了的骨灰盒。你当然不可能在悬崖上撒完骨灰后，把骨灰盒也一起扔了；你也不可能保存它们——我不知道——用来装雪茄、巧克力饼干或者圣诞饰品。你当然也不能把它们塞进停车场的某个废物箱，母亲还颇有用意地在军械所测绘图上将它圈出来。那幅测绘图可是她在父亲外出的时候硬塞给我的，还时不时地向我确认到底有没有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

你看，我有多了解我的父母。

我的母亲名叫多萝西·玛丽·毕肖普，跟我父亲结婚时，母亲毫不留恋地放弃了她的娘家姓希思科克。父亲名叫斯坦利·乔治·毕肖普。母亲出生于1921年，父亲出生于1920年。他们在西米德兰兹郡的不同地区长大，在怀特岛相遇，婚后他们把家安在伦敦市区郊外，退休后搬到了埃塞克斯-萨福克郡郊区。一直以来，他们的生活井然有序。二战期间，母亲在县测绘处工作，父亲则供职于英国皇家空军。当然，他并不是飞行员之类的。事实上，他的才能体现在行政管理上。后来，他进入了地方政府机关，一路升至副主管。他喜欢说，他负责一切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可或缺却又不被赏识：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刻薄的人，这也是他刻意为自己塑造的形象。

卡伦长我四岁。回忆起童年，仿佛有各种气味扑面而来。麦片粥、蛋奶沙司的香味、父亲的烟斗、洗衣粉、巴素擦铜水☾2☽的气味，母亲在出席共济会晚宴前抹的香水味。腊肉的香味会穿过天花板直达我的卧室。窗外还结霜的季节，苦橙的香味便如火山般喷涌；足球鞋上干了的泥土混合着绿草的清香；厕所使用过的臭味，厨房下水道污水的反味；莫里斯☾3☽轿车皮椅坐久后散发的气味，还有我父亲铲煤旺火时煤屑那刺鼻的气味。所有这些气味恍如昨日重现，重现在眼前的还有过去亘古不变的生活节奏：学校求学、关注天气、种植花草、干家务活儿。红花菜豆花吐出的红色新芽，抽屉底层折叠的背心；樟脑丸；引火棒。洗衣机嚣张地霸占着厨房的地板，粗大的米黄色水管不定时地向水槽输送滚烫的灰色污水。在排掉污水之前它会一直轰轰作响、颤颤抖动。每到星期一，我们的房子便会随着这轰鸣声有节奏地震颤，还有洗衣机金属铭牌上镌刻着的制造商名字——索尔☾4☽。郊外，雷神时而宁谧静坐，时而肆意咆哮。

我想我应该跟你谈谈我父母的性格。

在我看来，人们过去通常认为我的母亲比父亲更具天赋。父亲以前——现在亦然——魁梧壮硕，大腹便便，手背上静脉凸起。他经常说他的骨头重。我不清楚骨头的重量也会有所差异，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这么说的目的或许是想要逗乐抑或糊弄我们这些孩子。当父亲那粗厚的手指在支票簿上踌躇，或是在摊开的自助修理书面前重装插头时，他会显得笨拙迟缓。但孩子们乐意自己的父母中有一位是迟钝呆笨的：这样成人的世界似乎便可亲近一些了。父亲经常带我去一家他称之为“了不起的温”的店，去那儿买成套的飞机模型（回忆起那里，似乎又多了些气味：美洲轻木、各色涂料与金属刀具的气味）。在那个年月，地铁的回程票上都有一排未裁切的齿孔，去程占据票面的三分之一，回程占三分之一——这种分割法的逻辑我实在弄不明白。那个时候，父亲带我坐地铁，每次我们走近牛津广场车站检票处时，他总会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他大手掌中的一张张票子。这个时候，我会轻巧地从他手里把票子拿过来，沿着齿孔撕开，将用作回程票的三分之一放回到他手里，然后得意扬扬地将外面的残余部分递给检票员。当时我约莫九岁或是十岁，十分得意于自己灵巧的手指；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开始疑心，这是否只是父亲唬人的把戏。

母亲极具组织才能。尽管父亲一生都在负责城镇的正常运转，但是一关上前门，他就要服从于另一个人的管理章法。母亲为他购置衣物，安排社交生活，监管我们的学业，预算家庭收支，决定假期去向。在外人面前，父亲总是微笑着称呼母亲为“大管家”或“高管”。先生，您想要些肥料吗？高级货啊。沤得很好了。不信，你自己抓一把看看。“我要去问问大管家的意思。”我父亲会说。每当我央求父亲带我去观看飞行比赛或是板球比赛时，他又会说：“去问问高管吧，看她怎么说。”母亲总能轻易将三明治的硬壳部分去掉，而不浪费一丁点儿肉馅：手掌与刀刃之间配合默契。母亲口味刁钻，我认为那是家政屡屡挫败所致，但她本人倒十分得意于自己的治家本领。有时，母亲缠着父亲让他干这干那，父亲会叫她别烦了，母亲则会回答：“只有让男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时，他们才会用‘烦’这个词。”大部分时候，他们醉心于园艺。他们一起建了个水果笼子：由橡皮圆球连接起来的杆子，一英亩见方的丝网，加固的篱笆，以防各种鸟类、松鼠、兔子、鼹鼠等。凹陷的啤酒陷阱捕获过不少蛞蝓。通常，他们在下午茶之后会玩一会儿拼字游戏；晚饭以后玩一会儿填字游戏，然后再看电视新闻。多么井然有序的生活啊。

六年前，我注意到父亲的脑袋边上有一个很大的瘀痕，就在太阳穴上面，紧挨着发际线。瘀痕的外围已经开始泛黄，但中间仍透着青色。

“爸，你怎么啦？”那时我跟父亲站在厨房里。母亲刚开了一瓶雪利酒，正用一块纸巾裹住酒瓶的颈部，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父亲倒酒时马虎大意，把酒给洒了。我时常纳闷，母亲为什么不自己倒酒，也好省了纸巾。

“老蠢货摔了一跤。”母亲恰如其分地将纸巾打了个结，她比任何人都知道，用力过猛，纸巾就会撕裂。

“爸，你还好吧？”

“好得很。问大管家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