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室中的旅行_五

五

布兰克先生稍停片刻让眼睛休息一下，他的手指捋过头发，思忖着刚刚读到的这些话的意思。当他想到叙述者没能眺望窗外时，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窗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遮住窗子的遮阳帘，既然不必起身就能滑行到那里，他觉得是时候拉起帘子向户外看一眼了。倘若他对周围的环境能有一个判断，过去的记忆也许可以回到他的脑子里，帮助他解答为什么他会在这屋子里。也许只需瞥见一棵树或是一幢建筑物的檐口或是天上的那片云朵，就能让他洞悉自己的困境。于是他暂时搁下阅读的手稿，朝窗子那边的墙面滑行过去。当他到了那个目的地，便伸出右手，抓住遮阳帘底部的手柄，迅速将牵引绳一拽，原以为里面的弹簧会让帘子马上往上收拢。但这帘子很旧了，几乎都没有弹力了，非但没能升上去露出后面的窗子，还往窗槛下方松落了几英寸。第一阵力气白费了，布兰克先生再拉了一次，这回用力更重、时间也更久，这样一来，遮阳帘才像一个正常的帘子那样卷到窗子上面去了。

当他透过窗口看见外面的百叶窗全都关闭着，阻断了朝外观望以确定自己所在位置的任何希望时，可以想见布兰克先生有多失望。而且这还不是通常那种能透入一点光线的木制百叶窗；这是严丝合缝的坚硬的金属板条，刷着单调的灰漆，表面上已是锈迹斑斑。一旦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他就明白这情形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百叶窗是从里面插上的，为了能让手指够到那插销，他要做的就是尽量把那扇推拉窗扳起来。这样，就能拔出插销，就可以推开百叶窗看见那个外面的世界了。他知道自己必须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取得必要的身体平衡，才能做这一系列动作，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代价，于是他把身子拖离座椅，以确认窗子并没有上锁（确实如此），他用两只手掌牢牢地抵住下方窗格顶上的木条，歇一下准备发力，然后用尽全力推了一把。出乎意料的是，窗子纹丝不动。布兰克先生停下来屏住呼吸，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他怀疑这扇窗子不知什么地方给卡住了——也许是因为空气潮湿，或是油漆把窗子上下粘在一起了，可是当他更仔细地查看窗扇顶上的木条时，他发现了起先一直没有察觉的情况。两枚老大的建筑用钉，由于刷过漆几乎看不出来，被钉进了木条里。一枚大钉子在左边，另一枚大钉子在右边，布兰克先生知道他没法把这两枚钉子从木头里拔出来，所以窗子不可能打开——他意识到，现在不可能，以后也不可能，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

现在有了证据。某人，也许是某些人，违背了布兰克先生自己的意志把他禁闭在这个房间里。这是他从两枚钉进窗框里的钉子得出的起码的结论，虽说有了这该死的证据，但门是否同样如此却仍是个问题，除非布兰克先生决定查明一下这扇门是否被从外面锁上，看看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否有可能完全是错误的。如果他想清楚了，他下一步行动就是走到门边或是用轮子滑过去，马上去看一下事实是否如此。但布兰克先生仍然待在窗子那里没动，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他害怕，他太害怕通过这番查证会搞清楚的门的真相，他无法面对这真相。所以他又坐回到椅子上，决定打破窗子。不管他是不是被关在里面，他最想要知道的是他眼下在什么地方。他想起刚才看的那份打印文稿里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终也会被带到外面去枪毙。或者，甚至他想象中还出现了更吓人的情形，他会不会就在这屋子里被谋杀了，被某个凶手用一双强有力的手掐死。

身边一件钝器也没有。比方说，扫帚柄、铁锹、丁字镐或是消防锤，而且布兰克先生在动手前就已经明白，他的一番尝试注定会失败。但他还是试了一下，不仅是因为他心里害怕，还因为气愤，他气呼呼地脱下右脚的网球鞋，右手攥紧鞋头，用鞋后跟对着玻璃狠狠地敲去。倘是普通玻璃在这敲击之下也许就碎裂了，但这是最坚固的双复合保温玻璃窗，老人拿着塑胶帆布的物件有气无力的敲击根本不能撼动它。连续敲打了二十一下之后，布兰克先生放弃了，把鞋扔到地板上。现在，他觉得又气又无奈，他又挥起拳头朝玻璃上砸了几下，玻璃一点反应都没有，肌肉与骨头撞击的效果与刚才的鞋子没有什么两样。他不知道要是用脑袋撞一下会怎么样，可就算他脑子还不像原来那么清醒，却也足够明白这样的撞击对他自己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于是，他心情沉重地倒在椅子里，闭上了眼睛——不仅是害怕，不仅是气愤，还因为筋疲力尽。

在闭上眼睛的这一瞬间，他看见那些影影绰绰的人影穿过自己脑海。这是一个长长的朦朦胧胧的行列，即便没有好几百人也有好几十人的身影，这里面有男人有女人，有孩子有老人，有些是矮子，有些是高个子，有些是胖子，有些是瘦子，布兰克先生心神不安地听着这些影子发出的声音，他不仅能听见他们的脚步声，似乎还听到了呻吟声，隐约听见他们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呻吟。他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要去哪里，但他们似乎脚步沉重地踏过某个地方的一处被遗忘的牧场，一片荒无人烟、草木稀少的贫瘠之地，由于光线太暗，而且每个人影都耷拉着脑袋向前走着，布兰克先生无法辨认出任何一张面孔。他所能明白的是这只是一种充满畏惧的幻象，是他不能安抚自己负罪感的结果。他估计这些人影都是多年来受自己派遣去执行任务的人，用安娜的话来说，他们那些人中，或许是一些人，或许是许多人，或许是所有的人，境遇都不好，甚至不得不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或死亡。

布兰克先生没法确证任何事情，但是想到这些面目模糊的人影和桌上那些照片可能存在的某种联系，很可能会对他造成某种打击。如果那些照片上就是他脑子里挥之不去的那些人的容貌，那会怎么样呢？果真如此，那么他所见到的幽灵就不是什么臆想的幻影，而是对一些真实的人的回忆——那么，这些已经不存在的人最后一次拍照片是在什么时候呢？布兰克先生知道他这揣度没有什么可以借助的依据，这般推测只是荒诞中的荒诞，但总该有个道理吧，他对自己说，总该有某个缘由，能够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能够说明他为什么会在这房间里守着这些照片和四叠文稿，还有——为什么不做进一步查证，看看这莫名其妙的暗中羁押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去想那砸进窗框的两枚钉子，不去想那扇门是不是从外面锁上了，布兰克先生坐在椅子上滑向桌子，捡起那些照片，码放在自己身前。当然，安娜在最上面，他又花了几分钟打量她的模样，研究着她那怏怏不乐却年轻美丽的面庞，深深地凝视着她那深情的双眸，那目光炯炯的眼睛。不，他对自己说，我们从来没有结过婚。她的丈夫是一个名叫戴维·齐默的男人，现在齐默死了。

他把安娜的照片搁到一边，看下一张。这也是一个女人，大约二十四五岁，浅褐色的头发，坚定而警觉的眼睛。她身体的下半部分晦暗不明，因为看上去她像是站在纽约一处公寓的门道里，那扇门朝一边敞开着，她像是正在开门迎接一位来访者，她眼睛里虽然带有警觉的神情，但嘴边还是显露出一丝微笑。有那么一瞬间布兰克闪过似曾相识的感觉，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痛，可是当他竭力回忆她的名字时，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二十秒，四十秒，过了一分钟还是想不起来。安娜的名字他很快就能回忆起来，所以他以为同样能够回忆起别人的名字。但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他又看了十张照片，结果都一样。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瘦得像一只麻雀，戴着一副盲人的墨镜。一个咧嘴微笑的女人，一手拿着饮料，一手捏着香烟，穿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宽松裙子，戴一顶钟形女帽。一个神情惊慌的胖男人，生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嘴上叼着香烟。再就是一个年轻女人，她是中国人，穿着舞蹈演员的紧身裤。一个黑发男人，一把茂密的胡子，梳着辫子，戴着高顶礼帽。一个年轻人，像是躺在公园草地上。一个年岁稍大的男人，大约五十五六岁，躺在沙发上，两腿搁在一堆枕头上。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衣衫褴褛，看上去是一个无家可归者，坐在人行道上，抱着一条老大的杂种狗。一个圆脸黑人，看上去六十来岁，举着一本1937年至1938年的华沙电话簿。一个身材修长的小伙子，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五张牌，面前搁着一摞扑克。

随后一张张照片都没能认出来，布兰克先生变得越来越没信心了，他很怀疑自己接下来是否还有认出的可能，他低声咕哝着，声音轻得录音机无法捕捉到一个词，他放弃了努力，把照片推开。

他坐在椅子里前后摇晃了一分钟，尽可能重新恢复平静，把刚才的失败扔到脑后。然后，他不假思索地拿起打印文稿又开始看起来：

我叫西格蒙德·格拉夫。我四十一年前出生于一个名叫卢兹的小城，那是西北地区福克斯——里奥省☾1☽的一个纺织中心，被范·德加上校逮捕之前，我在内务部的人口统计部门工作。年轻时我获得了万灵大学古典文学本科学位，后来在东南边境战争中作为一名军事情报官员在陆军服役，参加了促成小公国与梅尔弗尔封邑统一的战事。我以陆军上尉军衔光荣退役，由于截获并破解敌方密码的出色工作而荣获卓越服务勋章，我是以指挥官和研究人员的身份进入那个部门的。当我离开那里前往异族属地时，已在那个机构工作十二年了。我最后的职位是副助理局长。

就像每一个联邦公民一样，我知道自己要分担的痛苦，知道要经受长久的暴乱和骚动，要被刻上灵魂失落的印记。布香三圣学院的暴乱导致了福克斯——里奥语言战争时，我才十四岁，在敌人入侵两个月后，我亲眼看见我的母亲和弟弟在卢兹的大洗劫中被烧死。我和父亲混在七千人的队伍中流亡到邻近的纽威特省。那段行程有六百英里，路上走了两个月，等我们到达那里，整个逃难的队伍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了。在最后一百英里行程中，瘦弱的父亲病倒了，我只好把他背上，摇摇晃晃、懵懵懂懂地走在冬雨中泥泞的道路上，一直走到奈切特堡的郊外。在那座阴郁的城市里，我们为了活命沿街乞讨了六个月，最后一个北方亲戚的借款救了我们，那时候我们几乎就要饿死了。从那以后生活有了改观，但无论此后的日子如何好转，我父亲都无法从那几个月的艰难困顿中恢复过来。他十年前过世时是五十六岁，那段经历使他的外表比实际年龄要老许多，他看上去像是七十岁的人。

我还经历过了其他种种磨难。一年半以前，局里派我去蒂亚——勃朗卡省的自治社区执行任务。我出发后不到两个月，首都开始流行霍乱。现在许多人将那场瘟疫称作“历史的荒芜”，考虑到它是在那场漫长的、精心策划的统一典礼即将开始时发生的，那么便不难理解它为什么被视为邪恶的象征，是对联邦本身目的和本质的审判。我个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但我自己的生活却被这场流行病永久地改变了。城里的一切消息都被封锁了，我执行任务花了四个半月时间，在南部群山绵延的偏远地区来回奔波，调查根植于那一地区的各宗教流派。我是8月份回来的，危机已经过去了，但我妻子和十五岁的女儿却失踪了。我们住在克罗斯特汉姆区的邻居大多不见了，要么逃离了这个城市，要么死于这场瘟疫，但活下来的人没有一个记得看见过她俩。家里没有被人动过，也没有迹象表明这里曾出现过疫病。我把每间屋子都仔细地搜寻了一遍，却没有发现她们留下的任何东西能向我揭示她们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消失的。衣服和珠宝都在，也没有匆忙中掉落在地板上的物件。这个房子就像我五个月前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我的妻子和女儿都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