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之城_三

三

他们的房子位于马戏巷，周围密织着一条条胡同和土路，蜿蜒穿过第二普查区的中心。这里是全城最古老的区域，我以前只来过一两回。拾荒者在这一带没什么油水可捞，而且我总担心自己会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走失。这里大多数房子都是木质的，因而产生了一些怪异的效果。这里没有被风化的砖块和崩裂的石头，自然也没有高高低低的碎石堆和洋洋洒洒的灰尘，相反，这里的一切都在倾斜、下垂，仿佛被自身的重量压垮了，慢慢地弯到了地上。如果说其他地方的建筑是在逐渐剥落成碎片，这里的建筑则是在干枯萎缩，就像没了力气的老人，再也站不起来的关节炎患者。许多房顶都已经塌陷，木瓦也烂得像海绵一样，到处都可以看到整座整座的房子向相反的两个方向倾斜，像巨大的平行四边形那样摇摇欲坠——那么岌岌可危，好像只要用手指一碰，或者轻轻吹一口气，就能让它们轰然倒塌。

不过，伊莎贝尔住的却是砖楼。一共有六层，每层有四间小公寓，幽暗破旧的楼梯踩上去摇摇晃晃，墙上的油漆也已经剥落。蚂蚁和蟑螂旁若无人地爬来爬去，整个地方弥漫着变质食物、脏衣服和灰尘的臭味。不过，建筑本身似乎挺坚固，我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你看境遇转变得多快啊。如果来这之前有人告诉我，你以后会住在这个地方，我绝不会相信。可现在我却觉得自己真有福气，仿佛捡了一个大便宜。说到底，肮脏和舒适都只是相对的概念。虽然我来这个城市才三四个月，却欣然把这里当成了我的新家，一点都不发怵。

当伊莎贝尔宣布我要搬来和他们一起住时，费迪南德没怎么吭声。从策略上讲，我觉得她的做法是正确的。她没有请他同意我留在这里，只是通知他，以后这个家里就有三个人了，而不再是两个。由于费迪南德很久以前就已经把所有日常事务的决策权都让给了妻子，所以他要想在这个方面维护他的权威，就等于默认了自己应该在其他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伊莎贝尔也没有像之前跟我说的时候那样把上帝牵扯进来。她只是轻描淡写地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告诉费迪南德我是怎么救了她一命，以及时间和地点，没有添油加醋。费迪南德默默听她讲，假装心不在焉，不时偷瞄我一眼，但基本上都是望着窗外发呆，仿佛事不关己。伊莎贝尔说完后，他似乎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他第一次直视着我，说：“你真会添乱。这老不死的死了才好呢。”然后，不等我回答，他便回到房间角落的椅子上，继续制作他的微缩船模了。

其实，费迪南德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坏，至少刚开始不是。确实，他这个人不太好相处，但也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凶神恶煞。他的坏脾气是间歇性的。他会突然暴跳如雷，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多数时候都闭口不言，顽固地拒绝同任何人讲话，像个凶恶的怪物一样躲在他的角落里闷闷不乐。费迪南德长得很丑，又没有别的特质能让你忘掉他的丑——整个人缺乏魅力，也不慷慨，毫无可取之处。他骨瘦如柴，弯腰驼背，长了一个大鹰钩鼻，秃了一半。硕果仅存的头发蓬乱不堪，怒气冲冲地刺向四面八方。皮肤有种病态的苍白——一种出奇的白，加上他的胳膊、腿和胸口上都长满了黑毛，就显得更白了。他从不刮胡子，衣衫褴褛，脚上从不穿鞋，所以看上去就像个漫画版的沙滩流浪汉。仿佛他对船模的痴迷，让他扮演起了一个被困在荒岛上的人。也或许正好相反。他已经被困在了岛上，然后才开始建造船只，以表达内心的痛苦——就像一个秘密的求救信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觉得会有人回应他的呼救。费迪南德哪里也去不了了，他自己知道这一点。有一次，他心情好的时候，曾经向我坦陈他已经四年多没有踏出过这间公寓了。“外面到处是死亡，”他指着窗外说，“水里有鲨鱼，还有能把你囫囵吞下去的鲸鱼。我的建议是，紧靠海岸航行，尽可能多地发出烟雾信号。”

不过，伊莎贝尔并没有夸大费迪南德的天赋。他的小船确实是了不起的工艺品，制作精美，设计和组装巧夺天工，只要有足够的材料——木料、纸片、胶水、绳子，偶然捡到的瓶子——他就会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根本没空在家里挑事儿。我慢慢发现，和他相处的最好方式就是假装他不存在。一开始，我曾想尽办法来证明自己和平共处的意图，但费迪南德是如此内外交困，如此厌恶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所以我没讨到什么好。好声好气地跟他说话毫无意义，他多半还会理解成威胁。比如说我有一次犯的错误，我大声赞美他的船模，说他要是愿意卖掉这些船，肯定能赚很多钱。结果，费迪南德勃然大怒，从椅子上跳起来，开始踉踉跄跄地绕着房间走，还在我面前挥舞他的小刀。“把我的舰队卖了！”他喊道，“你疯了吗？除非你先杀了我。我一条都不卖——永远不会！这是要造反，就是这么回事。暴乱！你再多说一个字，我就让你走跳板！”

除此之外，他唯一的爱好似乎就是抓房间墙壁里的老鼠。夜里，我们可以听到它们在里面跑来跑去，啃噬着任何还能找到的残羹冷炙。有时吵得我们都睡不着觉，可它们偏偏又特别狡猾，很不容易抓住。费迪南德用铁丝网和木板做了一个小捕鼠器，每天晚上，他都会尽职尽责地往里放一块诱饵。这个捕鼠器不会把老鼠弄死。它们一爬进去吃东西时，身后的门就会关上，将其困在笼中。这种事一个月只会发生一两次，但在每个醒来后发现抓到了老鼠的早晨，费迪南德都会高兴得发疯——在笼子周围拍着手跳来跳去，还从鼻子里发出兴高采烈的哼笑声。然后，他会揪住老鼠的尾巴，然后，慢条斯理地，放在炉火上烤。那场面看着真是骇人，老鼠在火上扭来扭去，拼命地吱吱叫，可费迪南德就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做着手头的事，边咯咯笑着边嘟囔什么吃肉的乐趣。烤好之后，他会宣布，船长的专供早宴好了，然后咔嚓、咔嚓，脸上带着恶魔般的笑容，连皮带肉地把那东西吃掉，一边嚼，一边小心翼翼地吐骨头。接着，他会把骨头放到窗台上晾干，用作船模的零件——桅杆、旗杆或者鱼叉。我记得有一次，他把老鼠的肋骨拆开，做成了一艘帆船的桨。还有一次，他把老鼠的头骨做成了艏饰像，安在一艘海盗帆船的船头上。我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件漂亮的小作品，即使看着它让我觉得很恶心。

天气好的时候，费迪南德会把椅子搬到窗前，打开窗户，把枕头放到窗台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探着身子，双手托住下巴，观察楼下的街道。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因为他一句话都不说，但时不时地，比如呆坐了一两个小时后，他会开始用恶狠狠的口气，吐出一连串火药味儿十足的胡言乱语。“把他们都磨碎。”他会脱口而出，“挫骨扬灰。猪，全都是猪！想把我摇下来，我羽毛华丽的敌人，你们永远也抓不到我。虚张声势罢了，我在这里很安全。”前言不搭后语，仿佛是他血液里积聚了什么毒药，现在变成了话语，正一句接一句从他嘴里喷出来。他会这么骂骂咧咧地咆哮上十五到二十分钟，然后，突然，毫无征兆地，他会再次沉默下来，好像心里的风暴突然平静了一样。

我在那里住的几个月里，费迪南德的船越做越小。最开始是在威士忌酒瓶和啤酒瓶里，接着是止咳糖浆的瓶子和试管，后来又成了空香水瓶，到最后，他做出来的船几乎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这种活计实在让我匪夷所思，但费迪南德似乎乐此不疲。船越小，他就越着迷。有一两次，我早上醒得比平时要早一些，亲眼看到费迪南德坐在窗前，像一个六岁小孩一样，手里捏着一只小船在空中挥来挥去，驾驶着它在幻想的海洋中行进，用不同的声音喃喃自语，仿佛在扮演他发明的游戏里的各个角色。可怜又愚蠢的费迪南德啊。“越小越好，”一天晚上，他向我吹嘘他的艺术成就，“总有一天，我要做出一只小到谁都看不见的船。到时候，你就明白我是什么人物了，自作聪明的小贱货。一只小到谁都看不见的船！他们会为我写本书，我会名扬天下。那时候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你这个恶毒的小荡妇。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哈哈！你绝对想不到！”

我们住的房间中等大小，大约十五英尺宽，二十英尺长。里面有一个水槽、一台便携野营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后来有了第三把——屋子一角放着个夜壶，被一张薄床单和房间其他部分隔开。费迪南德和伊莎贝尔是分开睡的，各占房间一角，我则睡在剩下的那个角。那里没有床，我只能把折叠的毯子垫在身下，直接睡地板，但我并没有觉得不舒服。与之前露宿街头的几个月相比，我现在舒服得很。

我的出现让伊莎贝尔轻松了不少，有一段时间，她的体力似乎恢复了一些。之前，所有的事都是她一个人在做——到街上拾破烂，去复活代理人那里换钱，去市立市场买食物，回家做饭，早上起来倒夜壶——现在至少有人能替她分担一些压力了。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做什么都在一起。现在回头看去，可以说那是我们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每天太阳还没出来，我们就上街，在宁静的黎明中，漫步于周围荒僻的小巷和宽阔的林荫大道。那时正值春天，我记得应该是4月下旬，天气好得让人不敢相信，好到让你觉得以后再也不会下雨、严寒与大风也永远消失了。我们只带一辆手推车上街，另一辆留在家里。我会慢慢地推着车，跟着伊莎贝尔的步调，等待她搞清楚方向，判断在周围找到东西的可能性。她之前讲的自己那些事全都是真的，她在这类工作上确实天赋异禀，即使是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她也不逊色于我见过的任何拾荒者。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是个魔鬼，或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巫婆，是用魔法找东西的。我总是叫她解释一下她是怎么做到的，但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她会停下来，认真地思考一会儿，然后泛泛地说些要坚持到底、不要放弃希望之类的话——实在是语焉不详，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就算我最终从她身上学到了什么，那也不是听来的，而是看来的，就像学会一门新语言一样，是那种潜移默化的掌握。我们出门前什么都不想，然后漫无目的地走，直到伊莎贝尔的直觉告诉她该去哪里，我就一路小跑去找，留下她保护手推车。考虑到当时街上物资的短缺，我们的收获可以说是很大了，反正足以让我们继续活下去，而且毫无疑问，我们合作得非常好。不过，上街时我们不怎么说话。因为这很危险，对此，伊莎贝尔已经警告我很多次了。什么都不要想，她说，让自己和街道融为一体，假装你的身体不存在。不要思考；不要悲喜；除了街道，脑子里什么都不要有，放空自己，全神贯注于你要走的下一步路。在她给我的所有建议中，这是我能理解的唯一一条。

但是，即便有我帮忙，每天能少走很多英里的路，伊莎贝尔的身体还是日渐虚弱。一点一点地，她越来越难以应付户外工作，没法长时间站立和走动。终于，一天早上，她连床都下不来了，腿疼得太厉害了，我只好一个人出门。从那天起，我承担起了所有的工作。

这些都是事实，我会一条一条都告诉你。我接过了家里的日常事务。我成了管家的人，包办一切的人。我觉得你肯定会笑。你还记得我以前在家里是什么样吧：有厨师，有女佣，每周五都会被叠好、放进我的衣柜抽屉里的干净衣服。我连一根手指都不用抬。整个世界都被直接交到了我手上，而我从来没有质疑过：钢琴课，艺术课，到乡下的湖边过暑假，和朋友出国旅行。但现在，我成了一名苦工，成了这两个人唯一的支柱，要是在以前，我甚至都不可能认识他们。伊莎贝尔，有着狂热的纯洁和善良；费迪南德，则漂泊在粗鄙、狂乱的怒海中。这一切都太奇怪了，太不可思议了。但事实是，伊莎贝尔无疑救了我的命，就像我救过她一样，所以我从来都没想过不去尽我所能地照顾他们。我从一个他们在街上捡回家的流浪儿变成了立在他们与彻底毁灭之间的唯一屏障。如果没有我，他们连十天都撑不过去。我不是在吹嘘自己做了什么，但在我的人生中，这确实是第一次有人依赖我，而我也并没有让他们失望。

一开始，伊莎贝尔还坚持说自己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别担心，我很快就能恢复过来，”我早上离开时，她会跟我这么讲，“只是暂时不太舒服而已。”但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几个星期之后，她的病情还是未见起色。到仲春时，我们俩都已经心知肚明，她再也不会好起来了。当时最大的打击是我不得不把她的手推车和拾荒证卖给第四普查区的一个黑市商人。这么做就等于承认了她已经病入膏肓，但是我们别无选择。那辆手推车就那么日复一日地放在家里，谁都用不到，可我们当时又急着用钱。和之前一样，把车卖掉的建议是伊莎贝尔自己提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心里就不难受。

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不再是平等的搭档，而且因为我担负了额外的工作，她感到十分内疚，所以对我产生了强烈的保护欲，几乎歇斯底里地关心着我的安危。我独自拾破烂后不久，她成天动员我改变一下外貌。我太漂亮了，不适合天天到街上跑，她说，得想办法解决一下。“你每天早上就这么出门，我看着可受不了，”她解释道，“年轻姑娘现在经常会遭遇可怕的事，可怕到我都不敢提。哎，安娜，我亲爱的孩子，如果现在失去你，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我会当场死掉。现在不是臭美的时候，我的小天使——你必须把这些统统抛弃。”伊莎贝尔对自己讲的话深信不疑，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我心里明白，与其和她争论，还不如顺着她。说实话，我很难过。但是，我确实目睹过一些她不敢提的事，因此也没法反驳她。首先要抛弃的是我的头发——太让人难受了。我费尽全力才忍着没哭出来，伊莎贝尔一边给我剪头发，一边告诉我要勇敢，可她自己却一直在颤抖，差点就要号啕大哭、释放出某种阴郁的母性悲伤，但她这样反倒让整个场面变得更难过了。当然，费迪南德也在场，坐在角落里抱着胳膊，残忍地作壁上观。我的头发掉到地上时，他大笑起来，随着它们一点点掉在地上，他说我越来越像女同性恋了，伊莎贝尔自己的阴道现在都干得跟木头似的了，才想起来改造我，这不是很搞笑吗。“别理他，我的天使，”伊莎贝尔在我耳边不停地说，“别听那个怪物说的。”但是，你很难不听他的话，很难不被他那恶毒的笑声影响。伊莎贝尔终于剪完了，她递给我一面小镜子，让我看一眼。一开始的几分钟实在吓人。我看起来太丑了，丑得我都认不出自己了，就好像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到底怎么了？我心想。我这是在哪里？就在这时，费迪南德再次狂笑起来，那种恶意满满的狞笑。我实在受不了了，把手中的镜子朝屋子对面扔过去，差点砸到他脸上。镜子擦过他的肩膀撞在墙上，碎了一地。费迪南德目瞪口呆，愣了一会儿，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然后，他转头看伊莎贝尔，浑身颤抖着，气急败坏、几近歇斯底里地吼道：“你看见没有？她想杀了我！这个婊子要杀了我！”但伊莎贝尔可不会同情他，几分钟后，他终于闭嘴了。自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也没有再评论过我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