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之城_八

八

我的伤过了很久才好。脸上的伤痊愈后没留下多少永久性损伤（额头和太阳穴附近各有一个疤），肋骨也如期愈合了。不过，那条骨折的胳膊接合得不太顺利，至今仍然会带给我相当多的麻烦：每次移动得太快或者方向不对就会很痛，而且也没法再伸直了。绷带在我头上缠了近一个月，肿块和擦伤都消下去了，但从那以后，我便留下了头痛的后遗症：时不时会犯刀割一样的偏头痛，后脑勺偶尔也会隐隐抽痛。至于其他的创痛，我不太想谈。我的子宫就像个谜，我根本没法估量里面发生的灾难。

但是，身体的伤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和维多利亚的第一次谈话过去几个小时后，我又收到了更多的坏消息。那一刻我差点就要放弃，差点就不想活了。当天傍晚，她端着一盘食物再次回到我的房间时，我告诉她，得赶紧派个人去国家图书馆找萨姆。他肯定担心死了，我说，我现在需要和他在一起。现在！我尖叫着，我现在必须和他在一起。我突然像发了疯一样，痛哭不止。威利——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被派去办这件事，但是他带回来的消息却是毁灭性的。当天下午，图书馆突然失火了，他说，屋顶都已经塌了。没人知道火是怎么烧起来的，但现在大楼已经完全被火焰吞没了。有消息说，楼里困着一百多人。至于有没有人逃出来，目前还不清楚，什么说法都有。但就算萨姆是幸存者之一，不管是威利还是别人，肯定也找不到他；要是他和其他人都已经遇难了，那我就失去了一切。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结局。如果他死了，那我也无权继续活着；如果他还活着，那我也几乎可以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

这就是我在沃本之家的第一个月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黑暗时期，比我以前经历过的任何时期都要黑暗。刚开始时，我住在楼上的房间。每天会有人来探视我三次——两次是送饭，一次是倒夜壶。楼下的人总是闹哄哄的（说话声、脚步声、呻吟声和大笑声、号叫声，以及夜里的鼾声），但我身体太虚弱，情绪也太消沉，根本懒得下床。我整天唉声叹气，盖着毯子闷闷不乐，莫名其妙地泪流满面。那时候，春天已经来了，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在望着窗外的云，观察墙壁上方的装饰线条，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在最初的十到十二天里，我想我连门外的走廊都没去过。

沃本之家是一座五层的宅子，共有二十多个房间——远离街道，周围环绕着一座私家小花园——由沃本医生的爷爷修建，有近百年的历史了，被认为是城里最典雅的私人住宅之一。动乱时期开始后，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沃本医生是最先呼吁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作为一位备受尊敬的医生，又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呼吁得到了广泛响应。很快，支持他的事业就成了富人圈里的新时尚。通过举办募捐晚宴、慈善舞会等社会活动，人们最终把城里的一些建筑改造成了收容所。沃本医生关掉了自己的私人诊所，专门来管理这些所谓的“中途之家”。每天早上，他会让专职司机开车载他去探访，和住在那里的人交谈，竭尽所能地给他们提供医疗援助。他成了这座城里的传奇人物，人人皆知他的宅心仁厚和理想主义，每当人们说起时代的野蛮时，都会提到他的名字，以此来证明世间仍有高尚的行为。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还没有人能料到情况最后会崩溃到这种地步。随着局势不断恶化，沃本医生的项目取得的成功也逐渐遭到了动摇。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数量几乎呈几何级增长，而捐给收容所的资金却在以同样的速度减少。富人纷纷带着自己的黄金和钻石潜逃出国，留下来的人也没有多余的钱来慷慨解囊了。沃本医生只好把自己的大部分钱都投了进来，但这也未能阻止失败的到来。最终，这些收容所一家接一家地关上了大门。换作别人可能早已放弃了，但他却拒绝就这么不了了之。救不了千人，他说，救百人也行，百人还救不了，那救二三十个总可以吧。数量已经不重要了。当时已经发生了太多事，他很清楚自己能提供的帮助只能是象征性的——一种拒绝彻底毁灭的姿态。那是六七年前的事，沃本医生已经六十多岁了。在女儿的支持下，他决定向陌生人敞开自家的大门，把家宅的底下两层改造成医院兼收容所。他们买了床铺和厨房用品，为了维持救助活动，一点点耗尽了家里剩下的财产。现金花光后，他们又开始变卖祖传的遗物和古董，慢慢把楼上的房间也腾空了。通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他们现在随时都有能力同时收容十八到二十四个人。穷人被允许待十天；病重者则可以待久些。每个人都能获得一张干净的床，一天还可以吃上两顿热饭。当然，这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但人们至少可以在困境里暂时喘口气，有个机会养精蓄锐，然后再继续前进。“我们能做的不多，”医生说，“但我们会尽己所能。”

我到那里时，沃本医生刚刚去世四个月。少了他以后，维多利亚和其他人仍在尽最大努力维持沃本之家的运营，但也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特别是在医疗方面，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做得了医生的工作。维多利亚和弗里克先生都是很称职的护士，但护理同看病、开药实在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我认为，这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会受到他们的特别关照。因为自从医生死后，在所有被收容进来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在他们的护理下有所好转的人，也是第一个出现了康复迹象的人。在这种意义上，我为他们下定决心把沃本之家继续办下去提供了理由。我是他们的成功故事，是他们仍然能有所成就的光辉例证，因此，只要我看起来还需要护理，他们就会悉心照料我，纵容我的坏情绪，包容我的一切。

弗里克先生相信我真的是死而复生的。他给沃本医生当了很久的专职司机（他告诉我有四十一年），曾近距离地见证过许多生死关头，比大多数人一辈子见过的都多。但是听他说，还从来没见过像我这样的。“从来没有，先生，我是说小姐（No sir, miss），”他说，“你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亲眼所见。你死了，然后又活了过来。（You was already in the other world. I seed it with my own eyes. You was dead, and then you come back to life.）”弗里克先生讲话有点奇怪，不太符合语法，所以经常会把他试图表达的想法搞得一团糟。我觉得这和他的智商没关系——就是字词本身给他制造了麻烦。他的舌头无法灵活地操控语言，有时会被卡住，就像那些字词是实实在在的物体，或者说就像他的嘴巴里真的含着石子似的。因此，他似乎对于字词本身的内在属性特别敏感：它们那仿佛已经脱离了语义的发音、它们的对称性和矛盾性。“语言是告诉我如何知道的东西，”他有一次跟我解释说，“这就是我能活到这么老的原因。我叫奥托（Otto）。正着读是Otto，反过来也是。它不会在某个地方戛然而止，而是会重新开始。所以我就能活两次，是其他人的两倍。你也一样，小姐。你的名字和我的一样。A-n-n-a。正反都一样，就像我的名字奥托。这就是你可以重生的原因。好福气啊，安娜小姐。你死了，然后我亲眼看到你重生。真是好福气。”

这位老人瘦骨嶙峋、腰板挺直，松弛下垂的面颊跟象牙一样白，浑身上下透着一种冷静淡然的气质。他对沃本医生始终忠心耿耿，到现在还在继续保养那辆医生当年坐过的车——一辆很老的十六缸皮尔斯箭头牌汽车，两侧都有脚踏板，里面的座位是真皮的。这辆五十年前制造的黑色轿车是医生唯一的爱好，每个星期二晚上，不管还有多少别的工作要做，弗里克都会到宅子后面的车库里，花上至少两个小时给车做抛光和清洗，让它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星期三下午的巡逻。他把发动机改造成了甲烷驱动，这双巧手绝对是沃本之家至今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他修理了水管，安装了淋浴，还新挖了一口井。这些以及其他各种改进，让这个地方在最艰难的时期也一直运转正常。他的孙子威利在所有这些项目中一直都是他的助手，这个身材矮小、性格孤僻的孩子，总是穿着一件绿色的连帽卫衣，默默跟在爷爷后面，做完一项又去做下一项。弗里克的计划是，教给孙子足够的本事，这样等自己去世后，他就能接班了，但威利似乎并不是一个学东西特别快的孩子。“不用担心，”有一天，弗里克跟我说起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慢慢教威利。这事没那么着急。等到我准备好蹬腿的时候，那孩子估计也长成老头了。”

不过，对我最感兴趣的人还是维多利亚。我之前说过，我的恢复对她而言特别重要，但依我看，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她渴望与人交流，我的体力逐渐恢复后，她上楼来看我的次数也多了起来。她父亲去世后，便只剩下她和弗里克、威利来经营收容所和处理日常事务，连一个能和她互诉衷肠的人都没有。慢慢地，我似乎成了那个人。我们两个交流起来没什么困难，随着友谊的加深，我逐渐意识到我们其实有很多共同点。诚然，我没有生在维多利亚那种富贵人家，但我的童年也算衣食无忧，享受过中产阶级的种种好处与便利，而且从小到大，一直认为我想要的一切都唾手可得。我上的是好学校，讨论起书来也头头是道。我知道博若莱葡萄酒和波尔多葡萄酒的区别，我明白舒伯特为什么比舒曼伟大。考虑到维多利亚生于沃本家族那种世界，我可能是她多年以来遇到的最接近她那个阶层的人了。我并不是在暗示维多利亚是个势利小人。金钱本身引不起她的兴趣，而且很久以前，她就已经把金钱所代表的那些东西都抛弃了。只是我们之间有一定的共同语言，当她和我说起自己的经历时，无须过多解释，我就能明白她在说什么。

她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很短，被她嘲讽为一场“特别门当户对的结合”，第二次，她嫁给了一个叫汤米的人，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姓什么。很显然，他以前是个律师，他们两人一共生了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动乱开始后，他逐渐被卷入了政治当中，先是担任了绿党的副书记（这里的政治党派一度都以颜色命名），后来绿党与蓝党达成战略联盟、前者成员被后者吸收后，他又担任了蓝党的城市协调员，负责城市西部的事务。十一二年前，第一次反收费站起义发生时，他被困在“尼禄景色”附近的暴乱中，被一名警察的子弹打死了。汤米死后，她父亲劝她带着孩子们离开这个国家（当时孩子们分别只有三岁和四岁），但维多利亚拒绝了。相反，她让汤米的父母带着孩子们去了英国。她说，她不想和别人一样放弃抵抗、一走了之，但也不想让孩子们遭受那些必将到来的灾难。我觉得，有些抉择是一个人永远不该被迫去做出的，因为它们只会给心灵带来巨大的负担。不管怎么选都会后悔，而且只要你还活着，就会一直后悔下去。孩子们去了英格兰之后的一两年里，维多利亚还能写信和他们保持联系。但随着邮政系统的逐渐瘫痪，来信开始变得时断时续、难以预料——总是在焦灼地等待，寄出去的信仿佛石沉大海——直至最终完全停止。那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自那之后再无音讯，维多利亚也早已放弃了再次收到他们来信的希望。

我提到这些，是为了让你明白我和她的经历有多么相似，正是这些联系让我们成为了朋友。她所爱的人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而我也失去了我所爱的人。我们的丈夫和孩子，她父亲和我哥哥——不是死亡，就是失踪。因此，等我恢复到可以离开时（但说真的，我又能去哪里呢？），她邀请我继续留在沃本之家工作，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虽然不是我希望的解决办法，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这个地方的行善哲学——帮助陌生人、为某项事业牺牲自己的理念——让我有点不舒服。这种原则对我来说太抽象、太热切、太无私了。我一直相信萨姆的书，但那是因为他是我的爱人、我的生命，要把自己奉献给陌生人的话，我很怀疑我能否做到这一点。维多利亚看出我不太情愿，但她没有跟我争论，也没有试图改变我的想法。我想，正是因为她的克制，反倒促使我接受了她的邀请。她没有慷慨陈词，也没有试图说服我，让我相信这能拯救我的灵魂。她只是说：“这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安娜，多得我们都做不完。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但是破碎的心有时可以通过工作来修复。”

日常工作太多、太累。与其说是疗伤，倒不如说是分散注意力，不过，任何能减轻痛苦的事，我都求之不得。毕竟，我从没期待过会有奇迹发生。这类期待早被我用光了，而且我也明白，从现在起，一切都将是“余波”——一种活死人的可怕生活，我的生活已经结束了，但我还会继续活着。因此，痛苦并没有消失。但渐渐地，我开始注意到自己哭的次数变少了，晚上入睡前也不一定会把枕头哭湿，有一次，我甚至发现自己已经连续三个小时没去想萨姆了。我承认，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胜利，但考虑到我当时的状态，我实在没资格去嘲笑它们。

楼下一共有六个房间，每间有三四张床。二楼有两个单人间，专门留给重症病人，我在沃本之家的前几个星期就住在其中一间里。开始上班后，我被安排住在四楼的一间独立卧室。维多利亚的房间离我的不远，都在同一条走廊上，弗里克和威利则住在她正上方的一个大房间里。仅有的另一名员工，也就是又聋又哑的玛吉·瓦因，住在楼下厨房旁边的房间，具体年龄不清楚，担任厨师和洗衣工。她的个头很矮，大腿粗短，长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除了跟维多利亚打手语外，她不和任何人交流。工作时，她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恍惚状态，执拗而又高效地完成每一项分配给她的任务，而且她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根本不睡觉。她很少跟我打招呼或者理会我，但偶尔只有我们俩的时候，她会拍拍我的肩膀，脸上涌起一个大大的微笑，然后精心表演一段哑剧，模仿歌剧演员吟唱咏叹调——包括夸张的姿势和颤抖的喉咙。接着，她会鞠个躬，优雅地向正在欢呼的假想观众致谢，然后又突然回到她的工作上来，中间完全没有停顿或过渡。真是叫人发疯。类似的情况至少发生过六七次，但我永远都分不清她是在逗我还是在吓我。维多利亚说，在这里的这么多年来，玛吉还从没为别人唱过。

每一位居民——我们会这么称呼他们——在获准住进沃本之家前，必须先同意一些条件。例如，不能打架或偷东西，愿意帮忙做杂务：整理自己的床铺，饭后把盘子送到厨房，等等。作为交换，沃本之家会为居民提供食宿、一套新衣服、每天洗澡的机会，以及无限次使用的各种设施，包括楼下的客厅——里面有很多沙发和安乐椅、一间藏书丰富的书房和各种娱乐用具（纸牌、宾戈、双陆棋）——以及宅子的后院，天气好的时候，在那里待着特别舒服。在远处的一角，有一个槌球场、一张羽毛球网，还有一大堆草坪躺椅。不管以什么标准来看，沃本之家都是一片乐土，一处恬静怡人的避难所，痛苦和肮脏全被隔在了墙外。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有机会在这样的地方待几天，人们会尽情享受每一刻，但事实似乎并非总是如此。当然，大多数人都很感激他们获得的一切，但也有不少人过得很艰难。居民吵架拌嘴时常发生，而且似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激怒他们：看不惯某个人吃东西或者抠鼻子的样子，或者这个人和那个人的意见不合，或者其他人睡觉时有人咳嗽或打鼾了——总之就是人们突然被扔到同一个屋檐下时会发生的那类争吵。这些事确实没什么不寻常的，但我总是觉得它们很可悲，就像一场悲伤又荒诞的小闹剧，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上演。几乎所有的沃本之家的居民都曾长期流落街头。或许那种生活与现在的生活之间的对比，对他们来说太过强烈了。你本来已经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只为自己谋福利，但突然间，有人却告诉你，你必须要和一群陌生人——一群你学会了不再去信任的人——合作。既然你知道过不了几天自己又要回到街头，那有必要因此而改掉自己的个性吗？

其他一些居民来到沃本之家后，似乎有些失望。这些人等待了很长时间才被收进去，所以他们的期待早已膨胀到了不合理的程度——将沃本之家想成了人间天堂，觉得他们所有的渴望都能在这里变成现实。获准入住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可真的进去之后，他们必然会感到失望。毕竟，他们并不是真的来到了魔法王国。沃本之家确实是个好地方，可它仍然存在于现实世界里，你能在那里找到的只有更多的人间生活——或许是更好的生活，但仍然和你一直了解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都会迅速适应那里提供的物质享受——床铺和淋浴、可口的食物和干净的衣服，以及无所事事的机会。在沃本之家住上两三天后，之前还从垃圾桶里翻找东西吃的男男女女们就可以像臃肿的中产阶级市民一样，泰然自若地围坐在一张摆着很多诱人食物的桌子旁大快朵颐。或许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奇怪。习惯成自然。具体到食物和住房这样的基本需求，这些或许称得上是“天赋权利”的需求上时，我们很快就会把它们视为自身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失去时，我们才会注意到那些曾经拥有的东西，可一旦重新得到了，我们便又不再注意它们了。一些人对沃本之家感到失望，问题就出在这里。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贫困交加，顾不上去想别的，但一旦找回失去的东西后，他们却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身上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世界还是老样子。他们的肚子现在已经填饱了，可其他一切却根本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