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之城_四

四

上午的其余时间，伊莎贝尔都在为费迪南德的尸体瞎忙活。她不让我帮忙，我就坐在角落里看她忙了几个小时。当然，给费迪南德穿什么衣服其实都没有意义了，但伊莎贝尔却非要这么做。她想把他恢复成多年以前的样子，被愤怒和自怜毁掉之前的样子。

她用肥皂和水清洗了他的身体，给他刮了胡子、剪了指甲，再给他穿上以前他在特殊场合才穿的蓝色西装。几年来，她一直都把这套衣服藏在一块松动的地板下面，担心费迪南德发现衣服藏在那里就会逼她拿去卖钱。这套衣服他现在穿着太肥大了，所以她只好在腰带上新打了一个孔，才把裤子固定在他的腰间。伊莎贝尔干这些时慢到不可思议，在每个细节上都吹毛求疵到令人抓狂。她一次都没停下来休息，也一直没加快速度，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心烦了。我希望这事能赶紧弄完，但伊莎贝尔没注意我。她一门心思都在做自己的事，我都怀疑她知不知道我还在旁边。她一边做事，一边不停地跟费迪南德讲话，轻声责骂他，那喋喋不休的样子，就好像他还能听到她说话，就好像他能听到她讲的每一个字似的。他的脸上仍然是那副叫人毛骨悚然的死相，我觉得，他除了任她继续说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毕竟，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了，而这一次，他根本没有办法叫她闭嘴。

她一直拖到快中午时才弄完——一会儿给他梳头发，一会儿又给他刷外套上的毛屑，摆弄来摆弄去，就跟打理洋娃娃似的。总算弄完以后，我们商量了一下该如何处理尸体。我建议把费迪南德抬下楼，扔在街上，但伊莎贝尔觉得这样太绝情了。她说，我们最起码也应该把他放在手推车里，送到城市另一头的转换中心。我提出了几条反对理由。首先，费迪南德的个头太大，而且推着车在大街小巷里走会很危险。我想象了一下手推车翻倒在地、费迪南德从车里掉出来，然后他和手推车都被秃鹫从我们手里抢走了的情景。更重要的是，伊莎贝尔现在的体力根本不适合这样的外出，我担心她真的会把自己累坏。出去跑一天的话，她那原本就很虚弱的身体会彻底垮掉，所以不管她怎么连哭带求，我都坚决不同意。

最终，我们勉强找到了一个方案。当时看着，那么做完全合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却觉得有一丝怪异。犹豫了好久，我们决定把费迪南德拖到屋顶，然后推下去。我们的初衷是想让他看起来像个跳楼者。至少邻居会觉得费迪南德还残留着一些斗志，伊莎贝尔说。他们抬起头，看到他从屋顶上跳下来时，会对自己说，这个人起码有勇气掌握自己的命运。不难看出，她挺喜欢这个主意。我说，我们可以在脑海里假装我们是要把他扔进海里。水手死在海上时就是这么处理的：他会被兄弟们扔到海里。是的，伊莎贝尔很赞成。我们会爬到屋顶，假装自己正站在船的甲板上。空气是大海，地面是海底。费迪南德将获得一场水手式的葬礼，从此之后，他将属于大海。这个计划听起来特别合理，没什么好进一步讨论的了。费迪南德将葬身戴维·琼斯的箱子☾1☽，被鲨鱼们据为己有。

可惜，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的公寓在顶层，可是并没有楼梯通往楼顶。唯一的通道是一架狭窄的铁梯，直通楼顶上的一扇活动天窗——跟地板活动门差不多，只不过是从里面往外推。梯子大概有十二个横档，只有七八英尺高，但这仍然意味着要用一只手把费迪南德弄上去，另一只手抓着横档保持平衡。伊莎贝尔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我只能自己来干。我试了从下面推，然后又试了从上面拉，但我的力气似乎不够大。对我来说，他太重了，个头太大，太难搬了，再加上暑热难当，汗水老是往我眼睛里流，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我开始琢磨，要是把费迪南德拖回公寓，然后从窗户上推下去的话，能不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当然，戏剧性要差一些，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是个合理的选择。然而，正当我要放弃时，伊莎贝尔想到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用床单把费迪南德裹起来，她说，然后再用另一张床单捆在上面，用它当绳子把自制裹尸袋拉上去。这也不是件轻松的事，但至少我不用边爬边拉了。我爬上楼顶，一次一个横档地把费迪南德往上拉，伊莎贝尔则站在下面，调整裹尸袋的位置，确保它不被卡住，终于，尸体运达了楼顶。然后，我平趴下，把手伸到下面的暗处，帮伊莎贝尔也爬了上来。关于那期间我们的手滑脱了几次、有多少次差点酿成惨剧、紧紧抓住到底有多难，我实在不想多说了。等到她终于爬出天窗，一点点地爬到我旁边时，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直接瘫倒在楼顶炽热的柏油表面上，有好几分钟都爬不起来，完全无法动弹。我记得我当时仰面躺着，抬头看着天，觉得自己快要从身体里飞出去了，费力地喘着气，感觉完全被耀眼又炙热的烈日压垮了。

那栋楼不是很高，但这却是我到这座城市以后，第一次离地面这么远。一股微风开始来回吹拂，等到我终于站起身来，俯瞰下面那乱哄哄的世界时，却惊讶地发现了大海——在城市的边缘，一条灰蓝色的光带正在远方闪烁。这样看到海洋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它对我的影响简直无法形容。自从来到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证据，说明这座城市并非全部的世界，在它之外还有别的东西，除了这个世界，还有别的世界。那种感觉就像神启，像一股氧气涌进了我的肺里，光是想想这种可能性就几乎让我头晕目眩。我看到了连绵不绝的屋顶。我看到了转化中心和发电厂上空升腾起的烟雾。我听到了附近的一条街上传来的爆炸声。我看到了下面走路的人，小得都不像真人。我感觉到了吹在脸上的风，闻到了空气中的恶臭。一切看起来都很陌生，就当我站在伊莎贝尔旁边的屋顶上、依然累到说不出话来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就像穿着蓝色西装的费迪南德一样死掉了，就像那些在城市边缘被烧成烟尘的人一样死掉了。我的心里生出了一种长久以来没有过的平静，事实上，几乎可以说是快乐，但又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快乐，仿佛它与我完全无关。接着，莫名其妙地，我哭了起来——我是指真正地哭，胸口一起一伏，上气不接下气，肺里空气都被抽干一样——自从我不再是一个小女孩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号啕大哭过。伊莎贝尔抱住我，我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毫无缘由、撕心裂肺地哭了好久。我不知道那些眼泪是从哪里来的，但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我都觉得自己像是变了个人。我继续生活和呼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心中却总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我已经死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活过来。

后来，我们继续处理屋顶上的事。那时已经是傍晚了，柏油被晒到融化，变成了一层黏糊糊的厚垫子。费迪南德的西装在上梯子的过程中被弄得皱皱巴巴的，所以我们把床单解开后，伊莎贝尔又费了半天时间给他打理。一切妥当之后，终于要把他带到楼顶边上了，这时，伊莎贝尔又坚持说，我们应该把他立起来，不然这场戏就白做了。我们得制造出费迪南德跳楼的假象，她说，跳楼者可不是爬过去的，而是昂首挺胸地走到楼顶边沿的。这个逻辑无懈可击，所以我们只好又花了几分钟时间跟费迪南德毫无生气的尸体周旋，又推又拽，摇摇晃晃地把他竖起来。可以说，整个过程就像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喜剧。已经死透的费迪南德夹在我们中间，像个巨大的发条玩具一样晃来晃去——头发随风飘扬，裤子滑到了屁股上，脸上则依旧是那副惊恐万分的表情。我们搀着他往楼顶的一角走去，他的膝盖一直弯着，双脚拖在地上，等我们走过去时，他的鞋子都已经掉了。我们都不敢离边沿太近，所以也无法确定街上有没有人看到正在发生的事。走到离边沿一码远的地方，我们不敢再往前，便一起数数来协调动作，用力把费迪南德推了下去，然后立即往后倒，以防惯性把我们也顺带下去。他的肚子先摔在边沿上，稍稍弹了一下，接着便倒头栽了下去。我记得，我还专心去听了一下尸体摔在人行道上的声音，但除了我自己的脉搏，除了我的心脏在脑子里跳动的声音外，别的什么都没听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费迪南德。那天我们都没有再上街，等到我第二天早上推着车出来去拾破烂时，费迪南德和他所穿戴的一切都已经消失了。

我一直陪伊莎贝尔走到了最后，经历了夏天和秋天，然后又过了一阵子——直到快要入冬了，寒风开始呼啸时。那几个月里，我们一次都没有聊到过费迪南德——他的人生，他的死亡，他的一切。我不太相信伊莎贝尔有杀他的力气或者勇气，但想来想去，这似乎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我不止一次地想问她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但一直没有勇气张口。毕竟这是伊莎贝尔的事，除非她想聊，否则我觉得自己无权质问她。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走了，我们谁都不觉得难过。楼顶仪式的一两天后，我把他的所有物品都收拾变卖了，包括那些船模和半管胶水，伊莎贝尔一个字都没说。对她而言，之后的日子本应充满了新的可能性，可惜事情没能往那个方向发展。随着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她根本没什么机会真正享受一下摆脱了费迪南德之后的人生。事实上，那天从楼顶下来以后，她再也没能出过公寓的门。

我知道伊莎贝尔快死了，但没想到会来得那么快。刚开始，她还只是走不了路，但接着，她的虚弱开始一点点地蔓延，到后来，不光是腿，她浑身上下都动不了了，从胳膊到脊椎，最后，甚至发展到了喉咙和嘴巴。这是硬化症的一种，她告诉我，治不好的。很多年以前，她奶奶就是得这种病死的，伊莎贝尔简单地称之为“垮掉”或者“瓦解”。我只能尽量让她过得舒服一些，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但最糟糕的是我还得继续工作，每天得早早起来，穿梭在大街小巷，到处寻找能找到的东西。但我的心已经不在这上面了，越来越难找到值钱的东西。我总是慢自己半拍，脑子往这个方向，脚却往那个方向，总是无法快速有力地行动。一次又一次，我都被其他的拾破烂者抢了先。就在我要把东西捡起来时，他们似乎一下子从天而降，把东西从我身边抢走了。这就意味着，为了完成工作量，我外出的时间只能越来越长，但同时心里又不免纠结，觉得自己应该在家照顾伊莎贝尔。我一直担心，我不在家的时候她会出什么事，或者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死掉，光是这么想想，就足以让我不知所措，忘了手头要做的工作。但相信我，工作必须得做。不然我们俩都没饭吃。

到最后，伊莎贝尔已经动不了了。我尽可能把她好好安顿在床上，但由于她已经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了，所以几分钟后，便会不可避免地又滑落下去。这些姿势的变化对她来说非常痛苦，连把自己压在地板上的体重，都让她觉得身体像着了火似的。但疼痛还只是一部分问题。肌肉和骨骼的衰竭，最终蔓延到了喉咙，这之后，伊莎贝尔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身体垮掉是一回事，但连发声能力也失去时，你会感觉好像整个人都不在了。她先是口齿不清——发音开始变得含混，辅音越来越微弱模糊，听起来逐渐接近元音。一开始，我没怎么留意，毕竟，我还有许多更要紧的事情得考虑，而且只要稍稍努力一下，就能听懂她的意思。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发现要理解她想说的话变得费劲了，但到最后总能搞明白，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度越来越大了。然后，有一天早上，我意识到她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了。她呻吟着，发出咯咯咕咕的声音，努力想对我说些什么，但只能发出一些不连贯的声音，一种混沌无比的可怕噪音。唾沫沿着她的嘴角往下滴，她的嘴里不断发出那种声音，仿佛一首充满了无法想象的混乱与痛苦的挽歌。那天早上，听到自己的声音、看到我困惑不解的表情后，伊莎贝尔哭了起来。在那一刻以前，我从没为谁感到如此悲伤过。一点一点地，整个世界从她身边溜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

但这还不算是终点。有大约十天的时间，伊莎贝尔还有力气用铅笔写字来交流。一天下午，我从一位复活代理人那里买了一个蓝色封面的大笔记本。内页全都是空白的，要价很贵，因为好笔记本在城里非常难找。但无论价格多少，我都觉得很值。我和这个代理人之前打过交道——他叫甘比诺先生，一个住在中国街的驼子——我记得跟他拼命讨价还价，你来我往地僵持了近半个小时。我没能说服他降价，但他最后附赠了六支铅笔和一个塑料卷笔刀。

说来也怪，我现在写信用的就是那个蓝色笔记本。伊莎贝尔没用掉多少，最多五六页。她死后，我实在不忍心把它扔掉。出门在外时，我都会随身带着，从那以后，我一直随身带着它——蓝色笔记本、六支黄色铅笔、一个绿色卷笔刀。要不是前几天我在包里找到了它们，我觉得我可能就不会给你写信了。但看到本子还有那么多的空白页，我突然涌起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拿起铅笔，给你写这封信。现在，它已经成了我唯一重要的东西：终于能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趁现在还不晚，把一切都写下来。每每想到所有事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便浑身颤抖。要不是伊莎贝尔没法说话，本子上也不会有这些字。也因为她再也不能说话了，所以另外一些话就从我这里冒出来了。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一点。要不是因为伊莎贝尔，现在什么都不会有。我永远都不会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