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乐 精彩片段：
三
他当然不是，但他还是这样做了。偷偷摸摸，密谋策划，在那姑娘要求的每个晚上都出去。他们去了墨西哥、露天市场和那些每个星期都换名字的夜总会——而且他不是独自一人。他成了一个星期四男人，而星期四男人都是心满意足的。我从他们那副样子就能看出一桩出墙越轨的桃色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得到了满足。周末和其他工作日也有可能，可星期四是肯定跑不掉的。我曾经以为，这是因为那些家庭佣工星期四休息，早上能躺在床上，周末则不可能，那时候她们不是要睡在工作的那个人家，就是要一大早起来去干活，根本没时间吃早饭或玩乐。可我注意到，这个法则在另一些妻子不是佣人和日间工人，而是星期天和星期一休息的酒吧女招待和餐馆厨子的男人身上也很灵验；学校老师、咖啡厅歌女、办公室打字员和在集市上摆摊的女人则都盼着星期六休息。大都会考虑着安排好自己的周末：发工资的前一天，发工资的第二天，安息日前夜的活动，关门的店铺和安静的学校礼堂，上了栅栏的银行保险库和黑暗中上了锁的办公室。
那么，为什么男人们在星期四看起来心满意足呢？大概是由于人造节奏的周期吧——大概七天循环制有什么东西太虚假了，以致人的身体对它不屑一顾，更喜欢三天制、两天制、四天制，什么都行，就是七天制不行，一定要把它分成有人性的部分，而这分割的时机就在星期四到来。不可抗拒。那些难以忍受的期待和周末的硬性要求都在星期四失效。人们巴望着周末去交际、修补关系和分手，尽管很多这类活动伴随着受伤，甚至要出一点血，因为兴奋度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提高了。
可说到纯粹、深厚的满足，说到乐趣和舒适之间的平衡，哪一天也比不上星期四——这能很清楚地从男人们脸上得意扬扬的表情和他们在街上凯旋般的大踏步里看出来。他们好像在那一天取得了某种成就，使得他们脚步平稳，显得优雅起来，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占据了人行道的中心，在黑灯瞎火的门洞里轻声吹着口哨。
这当然坚持不了多久，二十四小时过后他们就又害怕起来，枉然地在够得着的范围内找回自己。所以，注定要令人失望的周末又会吱儿哇乱叫，愁眉苦脸，身上带伤，溅满了血点子。叫人后悔的事、粗暴尖酸的言论、在心中沸腾的话语——都不会在星期四出现。我猜想被用星期四命名的男人一定很讨厌它，可实际上，他的这一天在大都会是个爱情的日子，是心满意足的男人们的同谋。他们使得女人们微笑。从完好的牙齿间吹出的调子令她们难忘，不久就被她们捡起来，在厨房的炉灶边重复。在门边的镜子前面，她们中的一个会扭过头来看自己左摇右摆，被自己的腰身和屁股的形状深深迷住。
在那里，在大都会的那个部分——就是他们来这里找的那个部分——在一个门口吹起来或者从一张唱片的凹槽里升起来的调子，能够改变天气。从冰冷到酷热再到凉爽。
就像七月里的那一天，几乎是九年以前了，那时候美丽的男人们是冰冷的。一种典型的夏日天气，爱丽丝·曼弗雷德浑身黏糊糊、亮闪闪，她在第五大道上站了三个小时，惊异地望着那些冰冷的黑面孔，听着那些鼓声道出优雅的女人和游行的男人说不出的东西。能说的已经印在一面旗子上，重复了《独立宣言》上的几句保证，正在擎旗者的头顶飘扬。然而真正的东西来自那鼓声。那是一九一七年的七月，那些美丽的面孔冰冷而安静，缓缓走进那鼓声正在为他们建起的空间。
在游行过程中，爱丽丝觉得好像一天过去了，一夜也过去了，而她还站在那儿，拉着那小女孩的手，盯着每一张走过去的冰冷的面孔。鼓声和冰冷的面孔伤害了她，可伤害总比恐惧要好，爱丽丝已经害怕了很久了——她先是在伊利诺伊受到惊吓，然后是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然后是在十一大道、第三大道、公园大道。最近她开始觉得从110街往南就没有安全的地带，而第五大道是她最怕的地方了。在那里，白人们从小汽车里探出头来，手里隐约露出叠好的钞票。在那里，推销员们摸她，就好像她是商品的一部分，由他们来屈尊出售似的；商店的经理要是够大方，让你试件衬衫（帽子是不行的），那就需要纸巾了。在那里，她这样一个经济独立的五十岁女人没有姓氏。在那里，讲英语的女人会说，“别坐在那儿，亲爱的，你可拿不准别人有些什么。”而根本不懂英语、也从来没有过一双长统丝袜的女人会从她身边逃开，要是她在电车上坐到了她们旁边的话。
现在，从第五大道马路的这一边到那一边，涌过来冰冷的黑面孔的浪潮，不说话，也不眨眼睛，因为他们本来想说、却又不相信自己能说出的，鼓声已经替他们说了。他们亲眼看见的和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到的，被鼓声精确地描述了。这伤害刺痛着她，可恐惧终于消失了。第五大道现在成了焦点，保护那个刚刚变成孤儿、由她负责抚养的女孩也成了当务之急。
从那时起，她就把那女孩的头发编成辫子塞进下面藏起来，以免让白人看见她头发披散在肩头，再把缠着钞票的手指头伸向她。她教她装聋充瞎——告诉她身处说英语和不说英语的白种女人中间时这是多么有用和必要，在她们的孩子面前也一样。教她怎样顺着大楼的墙边走，消失在门洞里，在交通拥堵时抄近路——怎样千方百计地避开超过了十一岁的白人男孩。其中很大一部分她可以用穿着来施加影响，然而随着女孩越长越大，更细致的规定就成了当务之急。脚背上有优美鞋带的高跟鞋，带着时髦翻边、扣到脑袋上衬出脸形的妖里妖气的帽子，任何一种化妆品——所有那些在爱丽丝·曼弗雷德家里都遭到禁止。尤其是那种后背开口低、没有扣子像件浴衣或是浴巾一样贴在身上的外套，搞得女人一穿上，就好像刚刚从澡盆里迈出来，已经准备上床睡觉了。
私下里，爱丽丝是挺欣赏那些外套和穿外套的女人们的。想干活的时候，她就给这些外套缝里子；当“快乐的东北人”和“都市美女”走在第七大道上的时候，她忍不住要一步三回头，她们可真靓啊。但是爱丽丝把这种又忌妒、又慌张的快乐藏在心底，从来不让女孩看出她有多么欣赏那些“在街上就准备上床”的衣服。她还把她的感觉告诉了米勒姊妹，她们为白天工作在外的母亲们带小孩。她们不需要说服，盼望“末日审判”已经盼了十二年了，现在时刻都在等待那甜蜜的解脱。她们掌握所有出售酒类的饭馆、餐厅和夜总会的名单，而且不以向警察举报老板和顾客为耻，直到发现这样的消息在缉私队不仅讨嫌，简直就是多余。
爱丽丝·曼弗雷德做得一手好针线，白天会应人家的请求去做活，晚上再到米勒姊妹那儿接小女孩回家。这时候，三个女人在厨房里坐下，一边喝着“泼斯吞
爱丽丝以为那种下作的音乐（它在伊利诺伊比在这儿更糟）跟那些在第五大道上游行示威的沉默的黑女人、黑男人有关，他们对圣路易斯东区的二百人死亡表示愤怒，其中有两个是她的姐姐和姐夫，在暴乱中被打死了。这么多白人被杀，报纸都不愿报出数字。
有人说暴徒是曾在全肤色部队
然而，爱丽丝相信自己比谁都更知道真相。她的姐夫不是退伍兵，而且在大战以前就住在圣路易斯东区。他也不需要一份白人提供的工作——他拥有一个台球厅。实际上，他甚至没有参与暴乱；他没有武器，没在大街上跟人狭路相逢。他被人从一辆有轨电车上拖下来活活跺死了。爱丽丝的姐姐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回到家里尽量忘掉他内脏的颜色，这时，她的房子被点燃，她在火焰中被烧焦了。她唯一的孩子，一个叫多卡丝的小女孩，在马路对面的好朋友家睡觉，没有听见消防车从街上呼啸而过，因为人们呼救的时候它没有来。可是她肯定看到了火焰，肯定看到了，因为整条街都在叫喊。她从来没说过，没说过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话。她在五天之内参加了两次葬礼，从没说过一句话。